毛泽东缔造和领导了一个党,一支军队,打下了一个天下。毛泽东的领导艺术从实战中来,到实战中去,所以实践性很强,可以因时而异,因人而异,灵活运用。
在新中国诞生前夕,周恩来就提出要“学习毛泽东”。今年是建党100周年,是毛泽东诞辰127周年,学习好、领会好毛泽东的领导艺术,对于加强党员干部能力修养,指导、推进我们的工作,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谋大局
在土地革命时期,红军战士缴了一个银制的手枪,非常的精致,于是层层上缴给毛泽东,毛泽东说:“难道我毛泽东用这个手枪吗?”为什么毛泽东就不能用手枪呢?大家都喜欢得不得了。毛泽东说他是指挥员,指挥员主要是指挥的,决策的,而战士才是战斗员,才用枪。
毛泽东不是真的不用枪,而是通过这件事说明一个道理。领导干部要谋大局。谋好大局,出台一份好的决策,就要善于调查研究、善于把握重点和善于发扬民主。
(一)善于调查研究
1929年至1930年上半年间,党内存在着"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1930年5月,毛泽东针对这种情况,在江西寻乌进行了20天的调查,找来了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了产的商会,一个曾经在县衙门中管过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
他们向毛泽东提供了许多闻所未闻的知识,毛泽东根据这些人提供的材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该县的阶段情况、经济生活等作了详尽的解剖,求得对中国农村的普遍性认识,写下了名为《调查工作》的这本书。
当时,这篇文章由闽西特委翻印,在红四军中和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广为传播。由于作战频繁,这本书在反"围剿"中失传了。但是在革命队伍中,无论是干部,还是士兵,都知道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蒋介石认为谁有了北京、武汉、重庆、广州等几个大城市,谁就有了全中国,最初看这个观点确实没有错。但是毛泽东经过对中国农村的普遍了解,发现当时的农村是范围最大的,大城市毕竟是少数。所以毛泽东认为谁有了农村,谁就有了全中国。经过调查研究,毛泽东的这句话就更对了。
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攻打长沙受挫后,把部队部队带到了井冈山,从此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为了获得广大农民的支持,1927年,毛泽东在文家市喊出了“打土豪、分田地”口号标语。毛泽东从1928年3月开始,在酃县的中村,正式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斗争,把中村当作一个试点,同时他的弟弟毛泽覃则在宁冈大陇也进行了分田的试点。
至1928年5月,湘赣边界党的一大正式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并在各级政府设立土地委员会或土地委员,明确提出“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
为了做好分田地工作,毛泽东则三到永新塘边,亲自作永新调查并指导分田运动,制定了“分田临时纲领”十七条。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记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常用“解剖麻雀”来比喻调查研究。说要了解麻雀,并不需要把天底下的麻雀通统捉来,一一解剖,才能知晓,只要解剖一两个麻雀就够了。这种“解剖麻雀”的方法,也就是要通过对个别有代表性的地方、单位甚至个人的调查,以求得对普遍情况的了解与掌握。
1956年9月25日,毛泽东号召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要学习着“解剖麻雀”,亲自调查一两个农村,解刨一两个麻雀,以取得经验,从而正确的指导工作。
1957年,福建省上杭县农民赖茂基,把自己珍藏了27年的油印小册子《调查工作》,作为革命文物贡献出来。
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异常高兴,说就象失散了多年的“孩子”又回到了自己的身边。1964年6月,《调查工作》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公开发表,毛泽东为它改了一个名字叫《反对本本主义》。
《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多年从事调查研究工作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概括,从思想理论上阐明了调查研究在领导工作中的重要意义和科学方法,批判了当时红军队伍中一部分人安于现状,不求甚解,墨守成规,迷信“本本”,而不愿到群众中去作实际调查研究的错误倾向。可以说,坚持调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是毛泽东领导艺术的精华所在。
(二)善于把握重点
红军长征的时候,走到云南扎西镇,就明显感觉走不动了,为什么?上海地下党的同志费了很多心血从德国买了台X光机,战士们中弹负伤后,就用X光机投射,以确定弹片位置进行手术。大家视其为宝贝,最多的时候一个排的兵力抬着它,护着它。
毛泽东要把X光扔掉。大家就疑惑了,以后得病了怎么办?毛泽东认为命都没有了,X光机有什么用?扔掉X光机,丢掉“坛坛罐罐”,将来我军打胜仗了会送来更好、更多的X光机,保住有生力量才是最重要的。
中央红军就在扎西经过精简缩编,卸下了背上的“包袱”,甩掉了“坛坛罐罐”,精简了机构,充实了连队,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和机动性。红军战士精神抖擞,轻装向东前进,破娄山夺遵义,取得长征以来的一次大胜利。
善于把握重点就是抓住主要矛盾,抓住中心环节,兼顾全局,是毛泽东领导艺术的核心。毛泽东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批评道:“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论。
在解放战争中的辽沈战役中,东北人民解放军拥有野战部队70万人,地方部队30多万人,而国民党军队共约55万人,我军兵力几乎在其2倍。时机就到了,毛泽东认为如果不趁这个时机将国民党卫立煌的精锐部队歼灭,使其逃窜后,对接下来的解放战争会带来很大的后患。
毛泽东便下了大决心,要求东北野战军主力不惜冒巨大风险,长途奔袭打锦州,“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果然,锦州一解放,东北同关内的联系一切断,北面的沈阳和长春两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这个道理,明白容易,真要做到却十分不易。毛泽东同志谈战争问题时说道:“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结果,受许多次要因素的牵扯,分散力量,处处应付,四平八稳,下不了大决心,也就做不出大事来。
毛泽东同志指挥作战时,同样经常面对复杂的环境。他总是强调要服从全局,按照解决主要矛盾的需要,大踏步前进或后退,必要时不惜下壮士断腕的决心,以求得全局形势的有利发展。
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向延安大举进攻,当时解放军兵力在这里处于绝对劣势,毛泽东同志断然决定撤出延安。这样做当然要付出不少代价,一些干部想不通。毛泽东同志告诉他们,要从大处着眼,权衡主次得失。他说:“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这是何等的睿见和气魄!以后的事实证明,他的决断是完全正确的。
当然,主要不等于唯一,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不等于对其他方面的问题统统丢开不管。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学会‘弹钢琴’”,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一方面强调中心工作是军事和打仗,另一方面又号召做好其他革命工作,如发展生产、搞活经济、政权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统战工作。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央苏区时期、延安时期都是如此,毛泽东同志身体力行、以上率下,为全党作出表率。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十大关系”的处理,就是毛泽东同志“弹钢琴”的集中体现,通过处理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政治关系、国际关系、民族关系等主要矛盾关系,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扎实有序开展。
(三)善于发扬民主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比如,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听张良劝说,封韩信为齐王;楚汉划界鸿沟后,听张良、陈平之劝,趁机追击引兵东向的项羽;称帝后欲建都洛阳,听刘敬建议,入都关中长安。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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