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篇）2025年11月调研报告汇编

目 录

 

一、写作技巧

1.江苏省委研究室原副主任刘福林：

调查研究的成功范例 张家港经验专题调研始末 1

二、党政机关

2.中共南充市委政研室课题组：

西从充网“老络疯流杨”量品牌到崛经起的济启示增量的成长密码 7

3.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打造“乡土之美”升级版 关于农文旅融合赋能

乡村全面振兴的调研与思考… 13

4.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林业和草原局雷占梅：

大通县多林镇森林防火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20

5.保定市委研究室调研组：

党建引领强统筹部门联动破梗阻 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一

件事”试点工作对我市的实践启示… 26

6.无锡市发展改革研究中心课题组：

发展银发经济的无锡实践及优化路径… 30

7.上海市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赋能公共文化空间扎实开展“铸牢”工作  上海市政协“加强本市公共文化空间的文化浸润，扎实推进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工作”重点课题调研报告（选编） 35

8.山东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刘绪斌：

山东平安粮食建设的调研与思考 44

9.四川省统计局郭伶：

四大问题待解 四川工业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情况调研报告… 48

10.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课题组：

推进“十五五”时期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53

 

11.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联合调研组：

“苏超”：推进城市文化建设的一记“好球”… 60

12.浙江省委党校联合调研组：

余村调查… 67

13.中共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委党校缪文静：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面临的

突出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为例… 74 14．合肥日报联合调研组：长沙“五小虎”，何以强势崛起？ 长沙提振消费

实践对合肥的经验启示… 80

三、高校

15.武汉城市职业学院肖锦铭：“互联网+”时代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中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87

16.湖南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谭惠文：

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现状及对策 以对湖南省高校大学生的调研为例…91 17．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曹艳梅：

健康中国战略目标下高职高专大学生手机成瘾现状调查研究 97

18.江西科技学院戴睿：

江西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党员 基于江西 6 校 15 馆的实地调研… 105

19.山西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学院赵敏：科技小院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逻辑、成效与路径 基于云南省大理市古生村的实地调研 110 20．洛阳职业技术学院刘清扬、杜伟：

洛阳市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28

21.沈阳城市建设学院管理学院王英华：

数字经济背景下辽宁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 134

22.江西理工大学应急管理与安全工程学院李文钰：

乡村网格化治理的实践探索与优化路径 以信丰县 YS 镇为例 141

23.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王天仪：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创新

 

路径：基于陕西省三村案例的实践探索… 148

24.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杨贤超：

浙江省高职“专升本”政策问题探究 基于浙江省高职学生调查研究…153

四、企业

25.史广琰：

农村商业银行绿色金融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分析 159

26.中国人民银行兴安盟分行课题组：

普惠小微贷款风险防控与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 167

27.陕煤运销集团榆林销售有限公司孙梓芯：

新时代国有煤炭企业加强廉政建设的实践探索… 171

28.内蒙古大唐国际锡林浩特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许海兵：以党建引领企业

品牌建设 内蒙古大唐国际锡林浩特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实践探索… 175

五、医院

29.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张小丽：

公立医院行政部门绩效考核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180

六、其他

30.广西云-广西日报调研组：

“过客”变“归人” 关于广西旅居经济发展情况的调研 186

31.中国就业促进会课题组：

构建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 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研究（摘要） 195

32.中国就业促进会课题组：

关于促进银龄再就业的专项研究报告… 198

33.中国就业促进会课题组：我国推进就业服务发展的基本经验和国际就业

服务发展最新趋势及启示 204 34．梁佳颖：

乡村振兴专题调研：因地制宜，旅游富农 浙江下岩贝村振兴的实践

 

与启示… 207

35.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信息中心高级工程师李佳俊：

中国传统村落调研 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福林村… 213

 

调查研究的成功范例 张家港经验专题调研始末

江苏省委研究室原副主任 刘福林

 

1992年7月中旬，顾介康主任带领我们，开展了《张家港市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凝聚力调查》，这篇调查报告在当时的影响很大，现在再回过头来看，说是调查研究的成功范例也不过分。下面，我从四个方面回忆这次专题调研的情况。

一、张家港精神专题调研的主要背景

背景之一，张家港市提拔了一位既新又老的书记秦振华同志。之所以说秦振华同志提任张家港市委书记既是新书记又是老书记，是因为刚提拔他担任市委书记才半年多，且年龄已经56岁了，按照一般惯例，到了这个年龄担任县（市） 委书记的同志，都要安排退居二线了，或提拔到更高领导岗位上去。但由于秦振华同志在担任杨舍镇党委书记时的出色表现，得到了省委和苏州市委领导的高度肯定，时任省委书记沈达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许仲林和苏州市委书记王敏生到张家港考察后，都希望由秦振华同志出任张家港市委书记。多年后， 王敏生书记对秦振华同志说：

“我们市委考虑，你那时已经56岁了，再不用就没有时间了。”因此，秦振华同志以56岁的年龄出任县级市市委书记，这在江苏的干部任用史上，恐怕也是空前绝后了。

背景之二，小平同志南方重要谈话，为推动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1992年春天，小平同志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视察， 沿途发表了重要谈话。3月26日，《深圳特区报》率先发表了《东方风来满眼春

——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的重要报道，集中阐述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重点内容。小平同志南方重要谈话，进一步阐明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阐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原则。这一重要谈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刚担任张家港市委书记的秦振华同志，趁着小平同志南方重要谈话的强大动力，全力推动张家港市“三超一争”，即工业超常熟，外贸超吴江，城建超昆山，各项工作争第一，并推进了一系列改革举措，使张家港市的经济社会实现了快速发展，在苏州全市搅活了一池春水。

背景之三，从“杨舍精神”到“张家港精神”。秦振华同志原担任张家港市杨舍镇党委书记，该镇尽管是城关镇，但基础很差，在当时苏州六个县城的

 

城关镇中倒数第一。在他担任镇党委书记后，响亮喊出“一年新气象，两年大变样，三年像个样”的口号。经过全镇上下顽强拼搏、艰苦创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成为江苏省第一个工农业总产值突破亿元的县城镇。在苏州市委组织开展的各项竞赛评比中，杨舍镇全部捧回了金杯。在全国乡镇百颗星评比中， 杨舍镇跃居第七位。当时苏州市委到杨舍镇去总结经验，将秦振华同志带领杨舍镇党员干部在实践中创造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顾全大局，乐于奉献； 扶正祛邪，敢于碰硬；雷厉风行，脚踏实地；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自加压力， 永不满足”的创业精神，六句话48个字，总结为“振华精神”。

不久，省委又派出新华日报社和省级机关几个部门，共同到张家港市杨舍镇调研，并在《新华日报》头版报道了“振华精神”。秦振华同志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精神，是杨舍镇三万四千人的“杨舍精神”。在担任张家港市委书记后，秦振华同志又将“杨舍精神”，重新进行简化提炼，提出了“团结拼搏， 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的“张家港精神”。

正是由于上述几个方面的重要背景因素，张家港市快速发展变化的情况， 引起了我们省委研究室的关注和重视，由顾介康主任提议并亲自带队，赴张家港市开展了这次专题调研。

二、张家港精神专题调研的主要特点

特点之一，大兵团作战，长时间调研。这次专题调研，顾介康主任亲自带队，由我和顾星等4位同志参加。应该说，当时省委研究室总人数仅20来人，处室也就5个，一下子集中这么多同志参与张家港市的专题调研，可以说是“大兵团”的作战了。1992年7月11日，我们进驻张家港市，直到7月26日离开，整整在张家港市连续开展了半个多月的专题调研，算是一次长时间的调研了。在我的印象中，连续半个月以上驻扎在一地开展专题调研，后来也很少有这样的机会了。

特点之二，全面采访决策层，抓好重点人和事。为了全面准确地了解和掌握张家港市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凝聚力的相关情况，我们首先对市委常委“一班人”和市里四套班子的一把手，全部进行了逐一的单独访谈。先后与秦振华书记单独交谈了两次，听取他对就任张家港市委书记以后，推动张家港市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思考和各项重大举措的推进情况，特别是对统一思想、凝聚合力，调动全市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积极性的有关情况。

这是对张家港市发展变化最权威、最有说服力的调研素材。同时，我们对

 

沈澍东市长、施玉初和杨升华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包国新以及常委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宣传部长等，全部一一单独采访座谈，充分听取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工作领域，对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凝聚力，自觉在秦振华书记带领下，推动张家港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认识、体会和举措。可以说，这种既全面系统，又单独采访的工作方式，为我们搞好张家港市专题调研，提供了既丰富又生动的素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充分听取市里各位领导同志的情况介绍后，又通过召开部门座谈会的方式，听取了市级机关综合部门介绍的情况，进一步了解综合部门服务于市委的重大决策，结合自身部门实际，积极主动开展工作的情况，为后期调研报告的形成，也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另外，在调研过程中，又根据秦振华书记和其他市领导访谈中提到的一些重点部门、乡镇和个人进行了专题调研。比如对塘桥镇党委书记陆品连同志的专访，对张家港保税区管委会主任、副主任的专访和对市交通局的专访等，为形成调研报告中的典型案例和重点人物，提供了生动的基础材料。

特点之三，省、市、县三级调研部门共同参与，热烈讨论。这次张家港市专题调研期间，不仅有我们省委研究室的同志参加，苏州市委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孟焕民同志，以及张家港市委研究室主任宋伯祥、市委办公室主任顾云才等，也全程陪同我们一同参加领导访谈、部门座谈和重点案例的调研。市县两级研究室的同志，对张家港市委领导的决策意图，全市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感受都非常深刻，所以我们在调研期间，多次开展讨论和思想碰撞。可以说，省、苏州市和张家港市三个方面共同讨论，各抒己见，既充分表达了各自的意见，又很好地达成了不少共识，给我们最终形成系统的调研报告，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三、张家港精神专题调研报告的主要内容

这次张家港市的专题调研报告，主要分为四篇：第一篇主要是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张家港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情况，由张家港市委研究室提供基础材料。  第二篇主要是从领导决策的角度，来反映张家港市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凝聚力的相关情况，这篇报告由顾星同志起草初稿。第三篇主要是从市级机关各部门工作的角度，来反映增强凝聚力的问题，这篇报告由王韬同志起草初稿。第四篇主要是从干部队伍建设的角度，来反映增强凝聚力的成果，这篇报告由我起草初稿。最后，由顾介康主任对四篇初稿，进行统一的修改、补充、完善和提升， 特别是提炼了很多具有哲理性、归纳性、总结性的观点和段落。四篇报告中的

 

黑体字部分，基本上都是顾主任亲自撰写的，从而为整个调研报告突出了亮点、提升了水平。下面简要介绍四篇报告的主要内容：

报告之一，强大的凝聚力创造出丰硕的经济之果。此篇调研报告从六个方面反映了张家港市令世人瞩目的巨大变化。一是冲破单一农业经济的旧格局， 形成了三级工业为支柱、三次产业联动的经济结构新格局。二是摆脱狭隘封闭观念的束缚，开创了三外齐上、以外促内，加快经济发展的新天地。三是结束“穷奔沙滩富奔城”的历史反差，建立了缩小差别、工农交融、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农村新生活。四是改变城乡分割、破旧的落后面貌，拉开了两点一线、疏密相间、大开放、现代化港城的新框架。五是经受改革开放大潮锻炼，造就了既有现代商品经济观念，又为共同富裕乐于奉献的一代新人。六是适应开放和发展的需要，创造了稳定团结、健康向上的精神文明新环境。

报告之二，领导决策要充分体现广大群众追求富裕的共同愿望。此篇调研报告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内容：一是把群众的致富意愿和创造性实践活动，作为领导决策的出发点；二是不断用新的决策目标，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引向新的高度；三是及时把领导的决策，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四是十分珍惜和爱护群众的积极性，使之长盛不衰。

报告之三，党政机关各部门的工作，都要集中到加快经济发展上来。此篇调研报告主要从五个方面，反映了机关各部门的工作特色。一是建立机关为基层服务的竞争机制，不断激发各部门服务于经济建设的使命感；二是正确处理部门管理和为基层服务的关系，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实践中积极探索二者的最佳结合点；三是强化机关的服务职能，形成了多渠道为基层服务的体系；四是上下理解支持，为机关改善服务创造良好的条件；五是凝聚各方面的积极因素， 形成新时期加快发展的“统一战线”。

报告之四，努力造就一支有凝聚力和号召力的干部队伍。此篇调研报告主要从四个方面介绍了张家港市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做法。一是用新的德才标准， 培养锻炼干部；二是在发展经济的激烈竞争中，不拘一格选拔各类优秀人才； 三是靠市委领导核心的模范行动，来增强在干部群众中的号召力；四是将广大干部的事业心和创造力，凝聚、升华成为张家港精神。

四、张家港精神专题调研产生的重要影响

开展张家港市专题调研，比较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张家港市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凝聚力，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所取得的显著成效，对推动张家港市的进一

 

步发展，宣传推广张家港的成功经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影响之一，是省委机关最早对张家港市的发展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张家港市发展变化中影响很大的一个历史节点，是1992年初秦振华同志担任市委书记这一重要变化。正是秦振华书记一上任，就在全市鲜明提出“三超一争”的奋斗目标和十六个字的“张家港精神”，从而激发了全市的精神力量，激活了全市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热情，让张家港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就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我们省委研究室赴张家港市进行了长达十多天的深入调研，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地对张家港市的重大变化进行了全面总结，形成了4篇系列调研报告。这批调研报告在《调查与研究》刊发后，在省委领导和省级机关有关部门中产生了很好的反响。可以说，我们省委研究室的专题调研，是最早对张家港的先进典型进行宣传的部门，为今后张家港典型的不断提升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同时，调研报告也为张家港市的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注入了大力度的推进剂，从而激励张家港市在今后几年中保持了高速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成效。短短几年间，张家港市争取到了全国第一个内河港型国家保税区；拼抢到了全国第一个县级外贸自营进出口权；创建了全国第一个环保模范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等等，开创了28个全国第一。

1995年2月，时任省委书记陈焕友同志亲自带队到张家港市调研，充分肯定了张家港成就、张家港经验、张家港效益。1995年3月，省委、省政府在张家港市召开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文明一起抓”经验交流现场会。1995年5月， 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专程到张家港市视察工作，并亲自为“张家港精神”这十六个字题了词。1995年10月，中宣部和国务院办公厅在张家港市召开了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经验交流会。从此，张家港市的先进典型和“张家港精神”传遍了全国，并成为苏州市乃至江苏改革开放的重要法宝。

影响之二，赋予了“张家港精神”的深刻内涵。前面已经介绍过，“张家港精神”是秦振华同志从原来的“杨舍精神”六句话48个字，提炼、总结、升华而来的。这16个字“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成为“张家港精神”的最新表述。为更好地诠释、宣传“张家港精神”，在我们调研报告的第四篇中，顾主任专门对“张家港精神”的深刻内涵进行了阐述：所谓团结拼搏，就是上下一致，齐心协力，为着同一个目标发奋拼搏。它反映了张家港人的集体战斗精神。所谓负重奋进，就是勇挑重担，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它反映了张家港人不屈不挠的精神。所谓自加压力，就是自己给自己压担子，

 

自己给自己增动力。它反映了张家港人一种高度的责任感、事业心和主动精神。所谓敢于争先，就是要有争一流的雄心壮志，不仅单项争，而且样样工作都要争。它反映了张家港人历来“不服输”的精神。这一段对“张家港精神”内涵的阐述，在调研报告初稿出来后，我们赴张家港市征求意见和讨论修改时，得到了秦振华书记的高度肯定，并多次表达了对顾介康主任、对省委研究室的感谢之意。

影响之三，开启了省委研究室对县域领导工作专题调研的序幕。江苏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社会取得快速发展，究其原因有很多方面，其中有一条可以形成共识的，是江苏的县域经济比较强，江苏县一级领导班子的战斗力特别强。因此，几十年来，我们省委研究室一直非常关注和重视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县级领导班子的调研和总结。在我参加过的专题调研中，就有关于江阴市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沭阳县大力推进各项改革举措、昆山之路的系列调研报告等。而张家港市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凝聚力的这四篇专题调研报告，可以说是开山之

作，开启了省委研究室对县域发展专题调研的序幕。特別是顾介康主任在开展

各地县域调研的基础上，又专门单独采访了几十位县市区委书记，并根据他们的口述材料，回来后对每一篇进行加工整理，专门出版了一本专著《县委书记的领导艺术》，在江苏乃至全国产生了很好的反响。

 

西从充网“老络疯流杨”量品牌到崛经起的济启示增量的成长密码

中共南充市委政研室课题组

 

从“一场善行”到“一条赛道”：风口是如何抓住的？

“老疯杨”的成长，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为破解救助流浪动物的长期资金难题，抢抓数字经济时代风口，借助新工具、探索新模式，形成“公益吸附流量、流量带动电商、电商赋能产业、产业反哺公益”的发展闭环，走出了一条产业融合新路径。

敏锐捕捉商机。一是公益与商业跨界。2017年以来，“老疯杨”自费投入4000多万元，累计救助1.4万余只流浪动物和400多只野生动物，坚持不接受任何捐助。然而，在救助直播中，很多粉丝希望代购自制宠物零食和当地柑橘。团队关注到这一需求后，决定用商业反哺公益，探索销售宠物相关产品和特色农产品。2019年起，“老疯杨”陆续上线快手、淘宝、抖音、京东、微信和APP 网店，众多粉丝通过网购支持“老疯杨”开展公益救助。二是产业与品牌协同。“老疯杨”坚持源头“带货”，与村集体、农业企业、农户开展合作，流转2000 多亩农田和果园，发展有机农业种植、粮油初加工以及鸡鸭养殖等产业，打造“天兴桥”有机农产品品牌。凭借多年积累的流浪动物科学养育经验，定制化开发“老疯杨”系列宠物食品、保健品。三是宠旅与文旅融合。8年来，“老疯杨”建成3个救助基地和1家动物医院，常态化收容2000多只流浪动物，不断吸引大量粉丝实地探访。为将线上“爱心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留量”，2021 年，在西充县政府部门的支持下，以“携宠出行”为主题，启动“天兴桥·治愈小村”农文旅融合项目，通过盘活闲置村屋、丰富乡村旅游业态，逐步探索出“动物救助+宠旅经济+农文旅融合”的流量“变现”路径。

深度匹配需求。当前宠物食品和农产品市场竞争激烈、同质化严重，“老疯杨”作为一个“倾家荡产”救助流浪动物的理想主义者，通过公益身份的信用背书，解决了消费者网购产品的信任痛点，推出的宠粮和有机农产品，更好地满足了养宠群体对优质产品的需求。随着“老疯杨”团队发展壮大和产业链不断延伸，直接创造电商运营、物流配送、乡村旅游等就业岗位300余个，本地青年返乡率从5%提升至32%，并吸引了一批外地专业人才，有力带动农业和乡村文旅发展，为解决乡村空心化、农业效益低、发展动力弱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从“新手账号”到“行业顶流”：大V是如何练成的？

“老疯杨”的每个救助故事，都是一部充满冲突、情感、悬念和美好结局的微型纪录片，通过多平台运营、多创意固粉、多活动引流，已在全网吸引1400 万粉丝，并且还在持续增长。

坚持多平台运营。一是全域组合运营。根据不同平台用户偏好，精准定制各平台账号的发布内容，如抖音、快手聚焦常态化的导购直播和快节奏、高反转的救助日常；小红书渗透女性及高净值养宠用户，打造温馨种草场景；微信公众号主要发布“老疯杨”创始人的个人思考。通过实时追踪各渠道流量动态、用户画像、互动率、转化路径，指导内容优化与资源投放，逐步将众多流量转化为私域粉丝。二是强化大小号联动。建立“1个主号（‘老疯杨’）+N个子号

（旗舰店、雄鹰基地、‘老疯杨’生产队、治愈小村、动物医院等）+N个业态号（萌宠学园、竹编、充国蒸笼宴等）+N个员工号”的矩阵体系，通过多账号、多元化、多视角内容补充，引导游客粉丝以话题标签、位置分享、评论点赞等方式与“老疯杨”矩阵账号互动，实现账号运营定位互补、资源共享、流量互导，不断拓展泛垂直领域关注人群。三是深化与官方媒体互动。积极联动西充县融媒体中心及南充市农业农村局、商务局、文广旅局等官方平台，主动参与“助农增收”、农业有机大会、电商活动促消费、文旅宣传等主题活动，入选商务部全国县域数字流通龙头企业、农村电商带头人典型案例以及文化和旅游部乡村文化和旅游带头人支持项目。

坚持多创意固粉。一是从“苦难纪实”转型为“治愈陪伴”。“老疯杨” 将早期侧重苦难纪实的内容视角，调整为以“治愈感”为核心、侧重记录分享被救助动物美好生活日常，获取粉丝持续关注。二是从“直播救助”拓展为“在线认养”。开发线上认养数字平台，将“云救助”活动拓展为“云养宠”模式， 粉丝可24小时在线观察宠物成长过程，定期接收健康报告，线下探访参与互动训练课程，不断深化与“老疯杨”的情感联结。截至目前，“老疯杨”累计签约宠物“云认养”用户5.2万人、年留存率达85%。三是从“后台留言”升级为“在线客服”。建立智能客服、人工客服、在线医疗等专业团队，将原本被动、无序、低效的后台互动，转变为系统、高效的专业服务，集中一个渠道处理所有平台的用户意见和咨询反馈，兼具建立深度沟通、挖掘潜在需求、开展市场调研等功能，有效解决粉丝群体关于救助、领养、产品和诊疗等问题，进一步增强了粉丝的体验感和信任度。2024年，团队累计在线服务68.8万人次。

 

坚持多活动引流。一是深耕公益救助。组建7个专业救助团队，在全国开展“摸摸头计划”救援行动，不仅救助流浪动物，还资助困难家庭，不断提升品牌公益属性。行动中产生的救助故事引起广泛关注，话题阅读量超5亿。二是开展节会赛事活动。将“萌宠元素”融入西充承办的有机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四川省万人赏月诵中秋分会场集中展演、“一乡一节”花朝季、草坪音乐节、2025 川味拍摄系列活动，同步推出“毛孩祈福庙会”、宠物汉服节、萌宠运动会等， 前来打卡的外地游客超3万人次。三是丰富民俗文化。以川东北传统民俗“蛴蟆节”、西充有机农耕文化等为载体，通过民俗品牌塑造与非遗项目传承，在春节、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推出川剧、杂技、木偶、打铁花等非遗表演，精心打磨“非遗蓝染”“手工竹编”等精品研学课程，累计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

从“千万粉丝”到“亿元经济”：红利是如何转化的？

2024年，“老疯杨”仅线上宠物消费品板块，粉丝消费转化就达75万人次， 客单价稳定在82元左右，粉丝消费转化率5.36%，远超电商行业1%－3%的平均水平。

深耕“内容+带货”。一是组建专业团队。成立创意策划、后期制作、账号运营团队，精心管理维护各平台账号；建立专职直播团队，搭建3个固定直播间、2个流动直播站和“救助现场+田间地头”直播场景；打造“村播学院”，培育乡村主播30余名，带动“新农人”就业创业。二是创作优质内容。坚持以“内容营销”为电商核心经营理念，重点围绕情感共鸣、用户需求、文旅场景等开展内容创作，通过短视频、直播引发空间“转换”，以叙事情节的开展激发消费冲动，推动情感认同向消费转化。三是精选产品带货。创立“老疯杨吃饱吃好”等宠物食品用品品牌，研发有机宠粮、营养品、药品、竹编宠物窝等产品86款；依托西充优质有机农产品资源，优选果蔬、粮油、禽蛋等产品，开展从采摘到质检全流程的“溯源直播”。截至2025年6·18活动结束，网络销售收入达6200万元，其中宠物用品占比63%、农产品占比37%，预计全年销售收入将突破1.3亿元。

延伸“科普+服务”。一是注重公益科普。联合四川农业大学共建犬猫科学研究实践基地，设立动物行为研究实验室，在“老疯杨”直播间开设双语科普专栏；常态化开展“视频科普+在线答疑”等科学养宠指导，定期举办“宠保卫士”“动保卫士”系列现场公开课，线下累计吸引超2万人次参加。二是做优宠保服务。依托救助团队、动物医院、宠物学校等资源，组建专属宠保服务团队，

 

提供寄养领养、行为训练、医疗护理等定制化服务，推出宠物SPA、宠物旅拍、宠物社交派对等增值服务。2024年，宠物服务营业收入超300万元，实现“公益引流+服务变现”的良性循环。

拓展“宠旅+百业”。一是做强宠旅主业。以“携宠出行”为主题，开发“张澜故居—天兴桥村—有机玫瑰园”等精品旅游线路，建成集非遗研学、农事体验、户外营地、治愈花田于一体的农文旅产业园区，携宠旅客单日消费近400元。二是聚焦业态创新。结合市场反馈和游客需求，推动全域业态实现“策划分次分批、发展错位布局、落地循序渐进”。孵化周边村民、企业员工为“主理人”， “零租金”承包运营园区项目，推出蔬果采摘、鱼虾垂钓、非遗手工、真人CS 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发展充国蒸笼宴、田园火锅、草坪烧烤、围炉煮茶等特色餐饮，带动村民灵活就业3000人次。三是突出延链补链。目前正着手打造宠物竞训场、宠物友好餐厅、宠物美容院、携宠民宿、携宠剧场等业态，规划建设宠物食品加工厂、救助博物馆等，持续深化三产融合发展，不断提升产品供给能力，推动流量红利向产业价值的持续转化。

“老疯杨”发展模式的启示

“老疯杨”探索的“线上引流、线下体验、产业融合”发展模式，生动诠释了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的特色民营企业成长逻辑，为流量赋能产业发展、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新思路。

流量经营是市场突围的主要抓手。流量是数字经济的“血液”，是连接用户与产业的桥梁。“老疯杨”品牌能在“网络经济”“宠旅经济”赛道成功突围，核心在于以优质内容吸引流量、以专业运营转化流量，成功实现从“流量” 到“增量”的跨越。当前部分企业还存在引流难、运营难、变现难等问题。对此，要搭建企业与技术服务商、行业专家的高效对接平台，引导企业加强内容创作和数字营销，定期开展“官媒牵头+大V赋能+企业参与”的组团直播活动， 放大流量聚合和品牌传播效益。探索“融媒体+自媒体”联动发展方式，共同挖掘正能量话题爆点，联合推介县域文旅、农旅、工旅、商旅、体旅类优势资源， 推动话题多次创作、裂变转发。前置部署流量承接转化路径，精准预判文旅项目、电商产品、公共服务领域的供需失衡、体验断层、服务过载等潜在风险， 做好应对预案，提升流量承接能力和转化效率，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产融合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动能。农业、加工业和服务业的有机结合能够延长产业链条，促进资源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老疯杨”品牌从网络代销

 

产品起步，逐步跨界网络电商、有机农业、粮油初加工、乡村旅游等领域，年营业收入从2021年的150万元跃升至2024年的6700万元，产业融合带动了利润稳定增长，促进了企业快速发展壮大。目前，农村三产融合还不够充分，大量资源要素停留在种养业和初加工上，缺乏精深加工环节，农文旅线路较为分散、体验产品过于单一。对此，建议出台农产品深加工支持政策，探索农产品精深加工标准化厂房建设，推行“先租后买”模式，或引入国资国企参股投资，推动企业项目快速落地。持续完善配套产业链，推动经营领域不断拓展、专业领域持续深耕、周边领域有效延伸，如鼓励“老疯杨”建设宠物食品工厂，同时配套引进宠物药品、宠物服饰、宠物玩具等企业，全面提升产业融合发展效益。要立足市场需求和现有基础，加强产业发展与本地资源结合，将原本低价值的资源转化为高附加值产品，如鼓励“老疯杨”研发以蚕蛹为主要原料的昆虫蛋白宠粮，以红薯、豆渣为主要原料的高端有机猫砂，实现“变废为宝”。要加快乡村交通设施配套，打通乡村旅游景区景点环线，开发农旅、工旅、宠旅研学课程和文创商品，丰富观光、住宿、体验场景。

联农带农是富民兴业的重要路径。联农带农的核心是通过机制优化和模式创新，紧密联系农户与经营主体，实现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老疯杨”与天兴桥村创新“企业党支部+村党支部”的“双支部”联结带动模式，合资成立电商服务公司，推动村集体独资成立旅游管理公司。通过“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

+农户”模式流转农户零散土地，让村集体和农户成为产业链上的“股东”和“股民”，与企业共同增收、共同发展，预计2025年村集体新增分红超10万元。为确保联农带农带得稳、带得实、带得久，要在产业发展中持续完善产业创新模式、利润分配监督与反馈等联农带农机制，推动经营主体与农户在产业链上优势互补、分工合作，形成更多“订单联结”“服务联结”“产业联结”，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

人才赋能是产业壮大的关键因素。“老疯杨”品牌的诞生和发展，得益于创始人杨兴响应西充“归雁计划”返乡创业，其团队发展也得到当地“本土人才培育计划”、校地合作协同共育等政策大力支持。随着产业版图的持续扩大和业态场景的不断丰富，企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为进一步做好人才“引育用留”文章，各地要遵循“缺什么引什么、弱什么补什么”原则，深入推进“带编入企”“县聘企用”，将覆盖范围从制造业技能型人才，扩展至乡村产业规划、文旅项目运营、电商内容策划等管理岗位。建立区域“共享人才”

 

平台，解决企业所需新媒体运营策划、软件工程师等专技人才的短期缺口。探索选聘年轻干部担任“企业秘书”“项目秘书”模式，以干带训实现企业发展有成效、项目推进有成果、干部成长有成绩的“三赢”目标。

优良环境是企业发展的基础保障。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西充县推行“千名干部助企”、“一对一”服务、上门专班等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 建立“政策计算器”“西充惠企通”等政策申享智能平台，利用“数字西充·城市超脑”搭建“县—镇—村”三级帮办代办网络，为企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环境。为更好扶持乡村企业和产业发展，有效解决农村建厂用地难、农旅项目排污难、电商创业起步难等问题，要探索利用多个村集体用地指标，共建一二三产融合产业园。开展农旅项目“潮汐式”污水治理，通过淡季“贮水发酵”、旺季“纳管处理”还肥于田，实现生态保护与农旅经济协同发展。出台电商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专项扶持政策，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展电商创业村（工厂）试点，推动区域内的高校、职业院校联合企业建立电商实训基地，组织开展产业链供需对接会、产品服务展销会，为企业供应链健康运转提供有力保障。

 

打造“乡土之美”升级版 关于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调研与思考

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

（2025年11月13日）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系统部署。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深入实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项目”“推进乡村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是实现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的关键。今年以来，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赴辽宁、河北、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剖析农文旅融合的典型案例，为各地农文旅融合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实践参考。

从江苏启东吕四仙渔小镇以“苏超”赛事促进农产品消费，到浙江绍兴上虞“白马春晖”景区重现名家足迹，再到广东广州迳下村打造“城市后花园” 我国乡村正涌现出一大批农文旅融合的创新实践案例。这些村镇深挖在地文化， 以科技赋能农业，活化非遗资源，让农耕记忆“触手可及”，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动注脚。

资源整合从“单打独斗”到“美美与共”

曾经，农田里丰收的果实，“走”不出地域的局限；深厚的文化积淀，难以转化为现实的活力；秀美的山水风光，也仅在“门票经济”中停滞不前。

以“融合”为底色的发展新潮，正悄然改变乡村叙事方式。如今，农业、文化、旅游不再是简单拼接，而是通过打破产业边界、重组资源要素，实现“1+1+1

＞3”的效果。在这场转型中，大江南北的村镇，正以各自的方式，探寻着独一无二的融合之路。

夏夜周末，江苏启东吕四仙渔小镇的“苏超”赛事直播大屏幕将观赛氛围直接“拉满”。在“鲜到上头海鲜狂欢节”的第二现场，数十个海鲜集市摊位烟火缭绕，刚出海的鲳鱼、方板鱼在简单的烹饪后鲜香四溢，与球赛的呐喊声交织在一起。

“来看场比赛，顺便就能吃晚饭、买特产，氛围还特别好！”一位观赛女士的感叹，道出了不少球迷的心声。

在这里，花19.9元乘上“寻味吕四”夜游专线的上海游客，凭一张“寻鲜卡”，就能轻松串起观赛、品鲜、赏非遗、购文创的完整体验。

一场赛事，成了最强的引流器，海蜇、海苔、大米等本土农产品借机“出

 

圈”，真正实现了农业“强”起来、文化“活”起来、旅游“火”起来的融合效果。

在辽宁北镇，文旅融合展现出更深的文化底蕴。“以前游客爬完山就走了， 现在白天摘葡萄、晚上逛夜市，走的时候还提着大包小袋的‘北镇福礼’！” 北镇庙夜市摊主一边翻烤着干豆腐一边乐呵呵地说。

作为辽宁省创建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培育对象，北镇将“镇山文化”推陈出新，推出非遗体验游、开发历史文化研学路线让厚重的文化变得可感知，让农业场景成为可游玩的风景。

在北镇文化馆，粗犷凝重的满绣、构图简洁的剪纸、充满山野气息的布老虎与折扇，让当地原生态历史文化气息扑面而来。这些非遗文创产品走进景区， 销售额稳步增长。

迈向更高层次的融合，离不开制度创新的坚实支撑。

“真没想到，老房子都成了‘能挣钱的活资产’！”一位在浙江金星村度假的上海游客感慨道。位于钱塘江源头的金星村，溪水潺潺，村口青石上“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的刻字清晰可见。这个曾经的“空心村”，如今已是年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的“网红村”，八成农户吃上了“旅游饭”，去年村民人均收入突破4.9万元。

走进村子，斑驳的石墙内别有洞天。村内多家民宿依山傍水，既保留了传统肌理，又融入智能家居，实现了从老旧宅院到乡村“聚宝盆”的华丽转变。

这场蝶变，源于科技、资金等要素的持续注入，也与国家政策同频共振。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等新职业获得国家认可，一套“政策引导+市场运作+人才支撑”的共赢模式逐渐清晰，为同类地区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复制的范本。

身心体验从“走马观花”到“深度沉浸”

过去，乡村游常常是“看一眼风景、买一袋特产，转身就走”；如今，一种“深度沉浸”的体验成为新的潮流。游客不再满足于做风景之外的旁观者， 而是挽起裤脚，踩进泥土，成为田间地头的“一日农人”；或是向村里的手艺人学一门技艺，做一回“非遗学徒”这一转变的背后，正是“融合”思维对旅游功能的重塑。

穿过中新广州知识城的摩天楼群，只需拐一个弯，跨过一道小山湾，一片被绿意浸透的岭南田园风光便铺展开来——这里便是迳下村。

村子不大，却藏着留住乡愁的许多巧思。数字水稻农场里，科技为传统农

 

耕注入新活力；由旧屋改造的村图书馆中，飘着村民自制的冷泡桂花乌龙茶的甜香。“带孩子来，不只为玩，也想让他在书香和田园里长长见识。”一位年轻父亲的话，正是“书香迳下”的写照。

而在草帽农场，吱呀作响的水车与缓缓穿行的小火车勾勒出一幅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岭南画卷。“刚嫁过来时，地里荒着，路边也乱糟糟的。现在游客多了，谁都羡慕我们这儿的风景。”新村民陈晓眉的话里带着自豪。

从单一的农业生产，拓展至研学体验与生态休闲，迳下村完成的不仅是从“风景”到“场景”的升级，更是从“观光地”到“生活场”的蝶变。据报道， 村集体年收入已从2019年的43万元跃升至2024年的919万余元。

“真没想到，一场延续四百多年的‘班春劝农’典礼，能变成今天这样万人空巷的文化盛事！”专程赶到丽水淤溪村调研的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俞虹教授感叹。

“ 班春劝农”起源于明代万历年间。鞭打春牛、扶犁开耕、祭春祈福这些原本停留在古籍里的仪式，不再是“文化标本”。当地村民带着游客

一起扶犁开耕、撒种祈福，让每位游客从“看客”变成了“同耕者”。

“我们不是在表演，而是在守护祖辈传下来的智慧。”一位村民这样说。典礼之外，集市上的长粽、糖画等传统制作技艺，也变成了可以体验的活态文化。据统计，2025年这场春之典礼，吸引游客近万人次，带动当地农产品销售和民宿入住率显著提升。

“以前村里的老房子空着落灰，谁能想到现在不光能收租金，还能在自家门口打工挣钱！”秦皇岛北戴河单庄村的民宿经营者张大姐欣喜地说。

这个古老的渔村，通过“党支部+村集体+农户”模式，将闲置农房改造为风格多样的民宿集群。

游客在这里不再是短暂停留的“过客”，而是渔村生活的“一日主角”： 清晨随渔民赶海，午后学着包一顿地道的海鲜饺子，傍晚则在热闹的市集里融入渔村的日常。

目前，单庄村已发展家庭民宿600多户，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带动了餐饮、客运等产业的整体升级。

从迳下的田园生活，到淤溪的农耕仪式，再到单庄的渔家日常，真正的深度体验在于将乡村真实的生产、生活与生态，转化为每个人都可以走入、触摸、参与的场景。当游客从“走马观花”的旁观者变为“亲身入戏”的剧中人，乡

 

村文旅便超越一次性消费，形成了可持续的吸引力。

价值转化从“原生资源”到“财富密码”

曾经，乡村美景、文化与农产品，多是“沉睡的财富”。直到农、文、旅的边界被打破，它们才真正“活”起来。

在绍兴上虞，站在春晖村的五孔桥上，白马湖的碧波倒映着名人旧居与春晖中学的青砖黛瓦。

“以前游客来了，看一眼就走；现在不同了，他们愿意住下来，听讲座、逛市集、体验研学课程。”一位村民指着修缮一新的夏丏尊故居说。在村里，

丰子恺、朱自清等名人的旧居不再只是静态的展览馆，而是通过情景再现、沙龙互动等方式，成为可感可触的“活的文化空间”。

负责整体运营的某创意策划公司总经理陈亚娟深有感触：“我们修复的不仅是建筑，更在于搭建一座连接文化资源与消费体验的桥梁。”

在秦皇岛丁庄村，曾经的旋压封头厂，如今成为融合Livehouse、艺术快闪、咖啡茶饮于一体的复合空间。2025年7月运营至今，园区先后组织开展了厂区改造纪实摄影展与屋顶音乐节等活动，累计吸引3万余人打卡。

丁庄的变化不止于此。面对过去民宿低价竞争、业态单一的困境，村党支部带领整合多家闲置农宅，打造“栖山语海”等民宿品牌。通过示范带动作用， 当地百姓自发升级改造院落，目前已形成近百家民宿集群，经济效益显著提升。

村里还成立了“雷锋义警”服务队，村民既是经营者也是志愿者，以诚信重塑着乡村文旅的形象。

“忽惊鳞动琉璃破，溅起千溪金色中。”清晨的阳光洒向江西抚州金溪县， 这里的128座古村落宛如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

走进竹桥村，109栋明清古建筑错落有致，石板路蜿蜒。古色古香的书吧、茶吧与传统作坊并存，让人仿佛步入古今交织的生活场景。

据村干部黄小梅介绍，通过“拯救老屋行动”，村里完成了基础设施改造， 修缮了文隆公祠等古建筑，昔日的贫困村一跃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更可喜的是，改变落在了村民的生活里。文旅融合已带动本村200余人发展餐饮、民宿、农事体验等新型业态，吸纳本村及周边300多名村民就近就业，人均月收入达3000余元。还有20多名村民经过培训，成为景区讲解员等，进一步拓宽了增收渠道。如今，竹桥村不仅吸引了众多游客和研学团队，还成了影视剧的取景地。

 

成功的农文旅融合，价值不仅在于经济收益，更在于文化传承、社区活化与生态保护的多元共赢。价值转化不是简单“变现”，而是通过系统性创新， 让乡村资源焕发新生。

发展之困融合路上的瓶颈与障碍

农文旅融合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文化传承和旅游升级的重要路径，关乎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农民共同富裕的大局。然而，当前不少地区在推进过程中， 仍面临项目同质化、运营低效化、协同松散化等问题，亟须系统破解。

融合层次较浅，业态创新不足。调研发现，部分地区农文旅融合项目多停留在资源简单叠加的初级阶段，融而不深、链而不长的现象普遍存在。

一方面，农业与文化、旅游的结合局限于表层，缺乏真正的业态创新与价值提升。农产品多停留在采摘、摊售等初级形态，缺乏精深加工和品牌化运营。有茶旅融合基地游客表示：“采茶、品茶的体验不错，但总觉得意犹未尽，如果能有与当地文化结合的文创产品，就更好了。”

另一方面，传统农耕文化与非遗资源多以静态展示为主，缺乏沉浸式、互动性的体验设计，导致文化资源“有说头、没看头、更缺玩头”。

要素保障不足，持续运营困难。不少农文旅项目并非没有市场，而是要素保障跟不上，导致“接不住”发展机遇。

许多项目面临专业人才短缺的困境，尤其缺乏既熟悉农业特性又懂运营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受待遇条件与发展空间限制，基层项目普遍面临“引人难、留人难”的问题。一位项目负责人表示：“开业时声势不小，长期运营却难以为继。”

土地与资金约束同样突出。乡村旅游所需的配套设施常受限于建设用地指标紧张、审批流程复杂。为规避审批，部分项目以临时建筑或设施农业名义建设，既影响品质又存在不合规风险。融资渠道狭窄、社会资本参与不足，也使许多项目面临运营资金压力。此外，道路拥堵、停车位不足、网络覆盖不稳等基础设施短板，也直接影响游客体验与项目可持续性，成为制约发展的障碍。

利益联结松散，政策协同不足。在利益分配方面，农民参与方式较为单一， 以租金收益为主，在就业、创业与分红等环节参与度有限。有村民表示：“旅游发展带来的收益，本地居民实际获利有限。”这不仅影响农民的积极性，也可能引发矛盾。

同时，部门间政策协同不足也阻碍深度融合。农业、文化、旅游等部门在

 

项目审批、资金使用上存在条块分割现象。基层工作人员反映，申报项目需对接多个部门，各部门间要求不一，程序交错，最后只能进行“拼盘式”建设， 难以实现系统化推进。

未来路径从“融合共生”到“长期韧性”

农文旅融合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其关键在于打破产业边界、激活要素资源、重构乡村价值。当前，我国乡村农文旅融合正由初期的“物理叠加” 逐渐迈向“化学反应”阶段，应推动更深层次业态创新，构建更可持续的运营机制，实现从“融合共生”向“长期韧性”的跨越。深耕特色，筑牢产业根基。农文旅融合需从根本上改变“千村一面”的同质化倾向，应结合村庄实际与村民意愿，系统梳理地方资源禀赋，培育具有区域特色的乡村产业。

农产品不能止步于种植、养殖，应延伸产业链，开发特色食品、伴手礼等深加工产品。同时，在品牌塑造与传播上下功夫，借助直播、短视频等新媒体推广地理标志产品，提升市场影响力。持续探索村集体带动、村民参与的共富机制，推动农业向美食、康养、旅游等多领域拓展，切实促进村民增收。

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骏指出：“深耕特色产业、打造乡村品牌，是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金钥匙’。培育具有生态底蕴与文化内涵的村落品牌，有助于乡村脱颖而出，为振兴注入持续动力。”

强化赋能，夯实要素支撑。提升村民技能，加强旅游服务、产品开发、电商运营等培训。完善人才“引育用留”机制，吸引本土青年及专业团队加入。例如，浙江丽水实施“乡村振兴共富合伙人”计划，通过创业补贴、住房保障和项目孵化，吸引了众多青年创办民宿、文创工作室。资金支持上，可设立农文旅专项基金，运用信贷、债券、融资担保等工具，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此外， 基础设施配套也需同步推进，加快5G网络、智慧导览、新能源充电桩等设施建设，筑牢农文旅融合的硬件基础，优化游客体验，增强乡村可持续发展能力。

创新运营，激发市场活力。构建专业化、数字化、多元化的现代运营体系至关重要。借助大数据分析客源、实施精准营销，发展智慧票务、线上导览、沉浸式体验等数字服务。积极突破传统观光模式，探索研学教育、康养度假、创意农业、非遗体验、夜间经济等新业态，打造全时段、全龄化的消费场景。

聚力共享，构建共赢格局。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潘毅刚认为，各地应综合施策，破解乡村建设中的碎片化问题，实现资源高效配置。衢州市农业农村局胡小飞建议，通过串联特色村镇与景点，共同策划旅游线路、举办节

 

庆活动、推出联票等，形成资源互补、市场共享、品牌共塑的集群发展模式。完善村民议事机制，鼓励原住民参与项目规划、业态布局与文化展示，支

持当地村民优先从事经营服务，传承技艺、讲述本地故事。

探索设立“农文旅融合一站式服务窗口”，推动数据共享与审批流程优化， 为项目提供全周期、集成化的政策支持，形成跨部门协作、上下联动的工作合力。

 

大通县多林镇森林防火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林业和草原局 雷占梅

 

0.引言

森林火灾作为一种破坏性极强的自然灾害，是森林生态系统最危险的威胁之一，也是制约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1]。它不仅能在短时间内对森林资源造成毁灭性打击，还会引发长期生态失衡，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构成严重威胁。我国幅员辽阔，林区地理环境复杂多样，森林火灾具有类型繁多、发生频率高、蔓延速度快等特点，因此必须采取科学有效的防火措施，特别是在基层乡镇层面构建系统化防火体系，以提升整体防控能力。

以西北地区的大通县多林镇为例，该地区自然条件较为恶劣，林木生长周期长，森林资源恢复难度大。一旦发生重大森林火灾，不仅会使数代造林人艰苦努力的成果毁于一旦，还将严重破坏区域生态平衡，加剧土地退化与水土流失问题。本文基于多林镇森林防火现状，系统分析当前防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并据此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旨在为基层乡镇提升森林防火实效、保护现有森林资源、提高森林保存率与覆盖率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1.大通县多林镇概况

1.1大通县多林镇基本情况

多林镇地处大通县西部的脑山、半脑山地区，行政区域总面积46.8km2，距县城25km，东与城关镇、青山乡接壤，西北接青林乡，西南靠逊让乡，西部毗邻海晏牧区。辖10个村民委员会。多林镇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海拔2 658 ～ 4128m，属大陆性高原气候，海拔高，气温低，无霜期短，年平均气温1～2℃， 无霜期91d左右，年降雨量500～555mm，降雨集中在7～10月。

1.2大通县多林镇森林资源情况

根据2021 年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 多林镇全镇林业用地面积1869.2hm2。其中，灌木林1368.2hm2，有林地126.1hm2，疏林地7.6hm2，未成林造林地11.2hm2，宜林地59.8hm2，退耕地296.3hm2。

多林镇森林资源主要分布在脑山地区的上宽村和藏龙庄村，森林资源分布偏远，交通不便。其中，上宽村森林面积1060.7hm2，藏龙庄村森林面积162.3hm2， 两个村森林面积占全镇森林面积的65%，树种以灌木林为主，青杨林也有零星分布。其他各村的森林资源主要分布在黑林河两岸，以青杨林为主。

 

1.3大通县多林镇森林防火现状

多林镇现有森林管护人员39名。其中，集体公益林管护人员9名，全部为男性，平均年龄53岁；生态扶贫公益性扶贫岗位管护人员30名，其中男性护林员21名，女性护林员9名，平均年龄46岁；多林镇共有护林房2处，分别位于上宽村平安寺和藏龙村奔炕。多林镇政府目前有防火物资储备室1间，面积为18m2， 储备的防火物资有防火服20套，铁锹30把，森林防火2号工具（铁扫把）50把， 手提式风力灭火机2台，背负式风力灭火机3台。藏龙庄村和上宽村的护林点储备的防火工具只有简单的铁锹和2号防火工具各20把。近20年来，在全体镇村干部和护林员的共同努力下，通过责任到人、严防死守等办法，多林镇未曾发生过重大森林火灾。

2.大通县多林镇森林防火存在的问题

2.1森林防火认知不足问题凸显

多林镇在不定期召开村级林长会议时，虽然经常强调森林防火的重要性， 但各村级林长缺乏对森林防火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加之其他任务繁重，村级林长投入森林防火工作精力、时间不足，存在侥幸心理。同时，各村级林长将森林防火工作视为乡镇林业工作人员和护林员的职责，职责履行不到位，对村级林长的责任认识模糊不清。

2.2镇政府防火资金投入短缺困境

由于基层镇政府经费相对有限，可支配财力相对紧张，近些年投入防火的经费较少。每年大通县应急管理局拨付的防火资金主要用于保障该县秋冬季林下可燃物清理时打草机的维修维护、打草机械用油、打草绳等刚性支出。多林镇储备的现有的防火物资，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看，都存在很大的不足， 无法满足森林防灭火应急的需求。

2.3多重火源隐患并存

由于多种因素，多林镇森林防火难度不断增大。一方面，随着林草部门封山禁牧工程的推进，林区林下可燃物持续积累，受限于经费不足，多林镇仅能在重点区域开辟防火隔离带，难以全面清理火灾隐患，导致冬春火灾隐患突出。

另一方面，传统祭祀习俗尚未根本转变，尽管政府积极倡导鲜花祭祀，但群众祭祀时烧纸、焚香、燃放鞭炮等行为仍较普遍，极大增加了火源管控压力。同时，随着林区休闲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进入林区活动的人员显著增多，游客随意丢弃烟头、违规野炊用火等现象时有发生，进一步加剧了火灾风险。

 

此外，部分村民在春季焚烧秸秆处理农废，一旦遇大风天气，火势极易蔓延至周边林区，引发森林火灾。这些因素使得多林镇森林防火工作存在诸多薄弱环节，亟须系统应对。

2.4扑火队伍与设备短板制约救援成效

一是多林镇森林防灭火设备落后，防火设备只有简单的铁锹、2号工具，再  无其他（如灭火鼓风机、灭火弹等）物资的储备。二是多林镇的林区多数位于多林镇西南的山岭中，通往山中的道路只能通到山脚下，通往山中林区的道路只有崎岖不平的山间小道，一旦发生火灾，扑火物资投送艰难，对组织扑救森林火灾十分不利。三是缺乏专业的扑救队伍。虽然每个村都组建了义务森林防火扑救队伍，但很难快速集结，一旦发生森林火灾，只能依靠护林员和当地群众扑救林火，难以实现快速响应、有效扑救的目标。

3.大通县多林镇森林防火的对策

3.1强化森林防火领导工作，增强群众防火意识

一方面，切实加强领导，提高对森林防火重要性的认知。抓好森林防火工作关键在组织领导。将森林防火工作纳入重要议事和工作日程，加强组织领导， 严格工作纪律，严明奖惩考核，实现森林防火常态化、规范化管理。镇政府的总林长要深入一线，加强对村级森林防火工作的指导，在重要的防火节点要组织力量开展森林防火工作检查，全面掌握辖区森林防火措施的落实情况，发现问题立即整改，无法立即整改的，限期整改，并检查整改落实情况。村级林长要落实好自己辖区内的林地巡查工作，发现火灾隐患要及时整改，对整改不了的隐患及时上报镇政府，由镇政府安排工作人员及时消除火灾隐患。由镇政府林长制办公室牵头，组织各村林长建立每个林区、每个坟茔的重点祭祀日期台账，在林区坟茔的重点祭祀日期，安排多名护林员携带灭火工具进行重点防范， 待祭祀人员祭祀完毕后，妥善处理坟茔的余火残香，将上坟祭祀而引发的森林火灾消灭在萌芽状态。真正把“工作有人抓、事情有人办、山头有人管、火灾有人扑、责任有人负”的机制落到实处。

另一方面，增强周边的群众的防火意识。各村委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 利用村内的大喇叭、召开户长会、村民微信群以及横幅、宣传牌、标语等多种渠道，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和森林火灾典型案例宣传，提倡村民文明祭祀， 强化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坚持宣传教育“横到边、纵到底、无缝隙、全覆盖”， 增强辖区群众的森林防火意识，强化参与森林防火的自觉性，约束自身的日常

 

行为，让广大的群众认识到森林防火的重要性和森林火灾的危害性，从而降低火灾发生率。

3.2拓展资金筹措渠道，保障防火工作推进

为了有效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多林镇需要积极探索多元化的资金筹措渠道。

首先，应积极争取县级财政的大力支持。多林镇相关部门要深入调研，结合本镇森林资源分布、火险等级以及森林防火工作的实际需求，制订详细、科学且合理的资金预算方案。通过向县级财政部门全面汇报本镇森林防火工作的成效、面临的困难以及未来的发展规划，充分阐述增加拨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争取县级财政在预算安排上对多林镇森林防火工作给予更多的倾斜。

其次，镇政府自身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的作用。一方面，在镇政府的财政支出规划中，要明确划出专门的份额用于森林防火工作。通过优化内部财政资源配置，合理调整其他项目的支出比例，压缩一些非必要的行政开支，如精简会议、减少不必要的办公用品采购等，将节省下来的资金集中投入森林防火领域[2]。另一方面，镇政府可以积极引导和整合社会资源，鼓励企业、社会组织以及爱心人士通过捐赠、赞助等方式参与到多林镇的森林防火工作中来。与当地的林业企业合作，以提供森林资源保护宣传平台或给予一定的荣誉称号等方式，换取企业对森林防火工作的资金支持。同时，应组织村民开展义务劳动， 以劳务代替资金投入，参与林区防火隔离带的开辟、林下可燃物的清理等工作。此外，对于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村组，鼓励村民自愿捐款，或者从村集体经济收益中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于购置小型防火设备、改善护林员的工作条件等。

3.3实施多元举措，消除森林火灾隐患

首先，组织群众和护林员开展林下可燃物清理工作。全面排除火灾隐患， 每年秋季组织村级林长和在林区内有坟茔的农户签订防火责任书，动员群众在防火期来临之前，将自家坟茔周边的可燃物进行清理；林区周边的可燃物由镇政府林长制办公室牵头，镇林业工作人员负专责，组织护林员开辟防火隔离带或者清除。

其次，加强火源管控，禁止火源入山。把林区火源管理作为当前森林防火工作的重中之重。在重点林区外围设置护林检查点，安排护林员值守，利用进山路口卡点对进山人员进行防火安全知识教育，并加强火种收缴和防火警示， 杜绝在林区使用火种，从源头上消除引发森林火灾的隐患。

 

最后，有组织地进行秸秆焚烧。充分发挥村级林长的责任，以村为单位， 制订农田秸秆焚烧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秸秆焚烧，在焚烧秸秆时上报镇政府， 镇政府林业工作人员安排护林员携带灭火工具进行防范，在护林员的监督下， 由耕地主人逐块小面积单一火点的焚烧，切忌大面积多火点的焚烧。

3.4强化防火队伍建设，推动防火设备更新

首先，更新森林防火设备。当前森林火灾频繁发生，基层部门应做好防火工作，引入现代化装备，提升火害预防和早期处置能力。镇政府应多渠道筹集项目资金，购入无人机等较为先进的森林防火设备，利用无人机进行森林防火巡查，提高第一时间发现森林火灾的能力以及森林火源防控能力。提高森林防火的科技含量，增强防灭火的综合能力，实现科学的林火管理是森林防火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3]。

其次，加强森林防火扑火队伍建设。因镇政府和各村组建的义务森林防火扑火人员业务素质不高，护林员普遍年龄较大，应急扑火队伍救援能力不强， 难以适应森林防灭火工作需要[4]。建议镇政府武装部将各村民兵力量整合，组建一支义务森林防火扑火队伍，每年结合民兵训练进行森林防火知识培训、扑火技能演练，确保森林防火队伍熟练掌握灭火工具的操作使用技能，提高镇政府组织和各村委会扑救森林火灾的能力。

最后，加强开展防火演练。镇政府林长制办公室每年组织镇森林防灭火领导小组、各村民兵、志愿者和全体护林员开展一次森林防火演练。要求镇森林防火领导小组成员、各村级林长、各村民兵、志愿者、护林员参加，在演练中锻炼多林镇森林防火领导小组的指挥能力和扑火队伍的应战能力，有效提高应急处置森林火灾的应变能力和扑救能力[5]。

4.结语

森林防火是一项具有长期性、系统性与艰巨性的重要工作。多林镇作为大通县西北部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地，其森林资源的安全直接关系到县域的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当前，多林镇在防火意识、经费投入、火源管控、设备配置与应急能力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短板，这也是大通县基层乡镇普遍面临的共性挑战。

未来，应将多林镇的防火体系建设置于大通县生态安全格局中考量，持续强化组织领导，拓宽资金渠道，推进可燃物清理与火源管理，引入无人机等智能监测手段，加强专业扑火力量建设，并广泛动员群众参与。通过多措并举、

 

综合施策，构建起责任明确、防控高效、响应迅速的森林防火体系，这不仅是为多林镇筑牢绿色防线，更是为大通县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实现县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生态保障。

 

党建引领强统筹 部门联动破梗阻 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一件事”试点工作对我市的实践启示

保定市委研究室调研组

（2025年11月18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注重从老百姓急难愁盼中找准改革发力点和突破口， 增强群众获得感、认同度。”保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先行先试，高标准高质量落地国务院关于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一件事” 试点任务，实践经验在全国推广。

时间脉络下的试点成效

从政策部署到示范引领的保定实践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紧跟国家及省级改革部署，按时间节点稳步推进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一件事”试点，于2024年12月实现“一件事” 高质量落地。通过重构业务流程、整合并简化申报材料、数据信息共享、推进部门协同联办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实现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一窗受理、一表申请、一网通办、一次办成”。2025年初，国务院办公厅政务办印发

《“高效办成一件事”2024年度第二批重点事项典型经验做法的通知》，保定得到表扬。2月12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全省“高效办成一件事”推进会上作典型经验分享。河北省省直住房资金中心、石家庄市等10余个公积金中心到我市考察学习。10月21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住建部组织的住房城乡建设领域“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推进会上作经验交流发言，试点成果从“保定经验”上升为“全国样板”。

试点推进路径下的保定特色 以协同联动为核心的实践探索

在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一件事”试点推进中，公积金中心紧扣“奋进公积金”党建品牌，将党建与试点工作深度融合，构建起“党建引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内外联动”的协同工作体系，为试点落地、见效提供保障。

以党建引领，激发系统内部协同动能。公积金中心以“顶层定方向、支部强联动、基层显担当”的协同体系，层层发力，合力推进试点工作。党组统筹

 

定方向。成立由党组书记、主任挂帅的“一件事”领导小组，依托“主任办公会暨每月一题”工作机制，定期梳理试点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堵点难点问题。成功攻克电子合同互认、电子证照替代纸质材料等多个核心堵点，确保各项业务规范运行。支部协作聚合力。公积金8个党支部紧密结合自身特点开展“一支部一品牌”创建工作，将“奋进公积金”党建品牌的大目标细化分解为8个具体小目标，打破各业务科室之间各自为战的传统局面，推动跨科室业务联动、资源整合。基层履职显担当。住房公积金各分中心、管理部是“一件事”试点工作落地的最后一环，直接对接缴存职工。我市共设有23个分中心、管理部，已全域实现新建商品房“一件事”全流程线上办理；对各县（市、区）而言，政务基础存在差异，各管理部以“资金放心、政策贴心、工作用心、服务暖心”的“四心”服务品牌为引领，结合实际推出领办、帮办、代办业务，推动存量房“一件事”落地，确保“一件事”改革举措精准触达每一位办理人。

跨部门横向协同，打通全流程衔接壁垒。联合市住建局、行政审批局等部门打破“九龙治水”壁垒，实现“一件事”全流程无缝衔接。机制先行聚共识。试点获批后，成立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牵头，市住建局、行政审批局、公安局等部门为成员的“一件事”工作专班，经过多轮沟通、商讨，形成《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一件事”工作方案》，建立沟通联络、联合会商、定期通报等工作机制，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开展。数据共享破梗阻。公积金中心对内梳理业务流程，摸排跨部门共享需求，明确数据项、提供部门、使用场景。对外对接省自规部门“一窗通”平台数据，制定接口规范，从源头明确数据传递格式与核验标准，提升数据传递的准确性与办理质量；与住建、公安、民政、税务、审批、自然资源部门和人民银行紧密协作，建立跨部门条块联动服务审核机制，实现户籍、婚姻、不动产登记、房屋交易网签备案等关键数据共享。流程再造提效率。开展公积金中心核心业务系统改造，与其他部门业务平台对接，建设标准统一的“一件事”受理系统。办理人可一次性线上办理网签备案、不动产抵押登记、税费缴纳、贷款审批等8项业务。同时将“串联审批”改为“并联审批”，各审批环节同步展开，创造性缩短办理时间。下一步计划将水、电、气联办引入“一件事”，惠及更多群众。

联动多方主体，精准触达政策红利。围绕让缴存职工“懂政策、会操作、得实惠”，构建“多方协同、多维覆盖”的服务宣传体系，确保改革红利落地。线上协同媒体，实现宣传广覆盖。联合中心官网、微信公众号与《保定日报》、

 

地方电台《保定新闻》等本地权威媒体协同发力，发布政策解读视频、图文指南，覆盖受众超60万人次，其中“电子签章操作教程”单条阅读量超5万。线下协同社区，实现服务面对面。联动竞秀区、莲池区等12个大型社区居委会与中心分支机构，以“公积金政策进社区”活动为载体，设置咨询台、发放宣传册。手把手指导老年职工使用线上平台，累计服务群众超2000人次，让服务从大厅延伸到家门口。热线协同科室，实现答疑精准化。针对试点带来的流程变化， 公积金业务科室为12329热线人员开展政策要点、流程细节、常见问题等全要素培训，确保客服人员“吃得透、讲得清、答得准”，2025年上半年群众满意率达98.5%。

“一件事”试点实践的经验启示

“高效办成一件事”向“高效办成一类事”的拓展

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一件事”试点，通过破解跨部门协同壁垒、优化服务供给模式，不仅实现了自身效能提升，更在组织保障、前期筹备、流程再造等方面，为其他试点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经验。

启示一：党建引领是试点破局的“定盘星”。公积金中心以组织优势凝聚改革合力，将“奋进公积金”党建品牌与改革任务深度融合，构建“顶层定方向、支部强联动、基层显担当”的干事架构。启示我们应充分发挥党建“穿针引线”作用，将政治优势转化为组织动能，通过顶层统筹、中层联动、基层落实的组织链条，破解各自为战的改革阻力。

启示二：提前布局是承接试点的“铺路石”。公积金中心通过参与第一批“高效办成一件事”相关任务，积累了跨部门协同、流程优化的实践基础。这启示我们试点承接不能等靠要，而应提前研判政策导向，通过参与前期任务、对接上级需求、夯实业务基础，为争取试点资格、快速启动实施筑牢根基。

启示三：跨部门协同是流程再造的“突破口”。试点工作涉及9部门，各部门紧密配合、协同作战是顺利推进的保障。公积金中心作为牵头部门，通过建立常态化沟通协作机制，现场沟通数据对接标准、流程衔接细节，避免隔空对话现象的出现。这启示我们推进多领域协同类试点，不能依赖单一部门单兵作战，而应通过建立常态化协同机制明确责任边界，以数据共享破除信息孤岛， 实现“一件事、一起办、高效办”。

启示四：需求导向是试点见效的“落脚点”。公积金中心构建“线上媒体+ 线下社区+热线科室”服务体系，2025年上半年群众满意率达98.5%，用实打实

 

的成效得到了群众认可。这启示我们试点成效最终要以群众获得感检验，需跳出“重审批、轻服务”思维，通过政策解读、场景适配、答疑兜底的全链条服务，确保改革从“能办”向“好办、易办”升级，让政策红利真正触达基层。

 

发展银发经济的无锡实践及优化路径

无锡市发展改革研究中心课题组

 

2024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指出：“银发经济是向老年人提供产品或服务，以及为老龄阶段做准备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和，涉及面广、产业链长、业态多元、潜力巨大。”近年来，无锡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截至2024年底，全市60周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占全市户籍人口比例接近29.5％。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推动银发经济产业规模化、标准化、集群化、品牌化发展，对于无锡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无锡新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一、无锡发展银发经济的良好基础

近年来，无锡在养老服务政策体系、银发经济相关产业、养老机构与养老服务企业培育、银发经济发展保障等方面开展了较多工作，为发展银发经济奠定了良好基础。

（一）养老服务政策体系不断完善

近年来，先后出台《无锡市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0

—2022年）》《关于进一步推动养老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议案决议的实施方案》和《关于促进养老服务消费的若干政策措施》等政策。2023年，无锡因养老兜底保障、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等工作成效显著，获得国务院办公厅激励表彰，江苏省内仅无锡市入选。2023年底，《新华日报》对无锡的诸多做法进行了整版报道，《中国民政》杂志也推广了无锡助餐经验。

（二）银发经济相关产业稳步发展

一方面，无锡相关产业园初步具备银发经济产业发展基础。目前，无锡具备银发经济产业发展基础的园区主要有：江苏（惠山）生命科技产业园、宜兴生命健康产业园、宜兴国际生命科学产业园等。其中，江苏（惠山）生命科技产业园成立时间较早、实力较强，已获得“国家火炬精准医疗特色产业基地” 等多项称号。另一方面，无锡部分产业已具备银发产品制造及服务功能。从银发产品制造看，主要有老年用品制造业、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截至2023年底， 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两批631个优质银发产品；2024年又发布279个银发产品。据不完全统计，无锡本地生产的银发产品总计超300个。在国家工业和信息

 

化部发布的《2024年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公示名单（279个）中，涉及无锡的企业、相应产品均为2个。从银发服务看，无锡依托物联网等产业优势，赋能智慧健康养老、抗衰老等产业持续创新发展。

（三）养老机构与养老服务企业培育有序推进

截至2024年底，无锡共有四级养老机构26家、五级养老机构4家，占全市在业的150家左右养老机构的比重约为20.0％。累计培育养老服务品牌超20个。其中无锡九如城养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无锡净慧养老服务运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江苏乐康养老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等养老服务企业已成功入选“江苏省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示范企业”名单（见表一）。

（四）银发经济发展保障日渐增强

一方面，无锡基础设施、养老金融保障力度逐步加大。截至2023年底，无锡累计完成一万余户老年人口家庭适老化改造，2024年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其中2024年10月启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居家适老化改造后，共有1.5万余户老年人家庭受益。截至2024年底，无锡建成助餐服务设施近700个，相关成效在全国和江苏省城市中均处于领先方阵。无锡养老服务机构与国家开发银行合作，享受普惠性养老专项优惠利率贷款。另一方面，无锡养老服务行业人才队伍建设有序开展。2022年底，无锡首次将“四位一体”的养老服务人才体系建设列入“锡心医养”社区居家“332”行动。截至2023年底，培训养老护理员超5300人次、高素质专业人才40余名。2024年，相关人才总量保持总体平稳。

2023年，无锡首次将健康照护师列为市级技能精英大赛重点赛项，对于获奖人员，最高发放5万元奖励，并授予“无锡技能状元”等荣誉称号。

二、无锡发展银发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

当前，无锡在银发经济现有供给体系、银发经济产业层级、政策保障及推进机制等方面仍有不足。

（一）银发经济现有供给体系不完善

一方面，现有养老机构中通过星级评定的占比偏低，仍存在护理人员较少等问题，养老机构总体上服务质量不高，老年营养餐配送等定制化服务覆盖率较低，现有的养老机构只能满足一部分老年人的需求。另一方面，高端养老服务的供需失衡现象较为明显。无锡相对缺乏较高收入老年群体的个性化养老服务，比如，旅居养老、智慧养老、文化养老等供给不足。本土高校老年产品研发专利转化率不足，全市银发经济产业供给规模偏低，大型商超老年专柜商品

 

种类较少，健康监测设备、智能辅具等老年产品市场占有率不高，涉及的种类和数量较为单一，难以满足老年人养老需求，导致无锡部分银发经济外流至上海、杭州、苏州等城市。

（二）银发经济产业层级不高

银发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新领域和新赛道，对照“前瞻性、战略性科技攻关” 的国家要求，无锡现有与银发经济产业相关的项目质量、影响力仍有差距。从现有品牌涉及领域看，现有品牌集中在养老服务领域，在老年用品等其他领域还不多。从品牌影响力看，无锡银发经济细分市场总体处于起步阶段，由于银发经济相关产业回报周期较长，短期投入产出比不高，企业缺乏进一步投资意愿，导致银发经济企业总体规模较小，竞争力不强，相关品牌影响力不足。

（三）政策保障及推进机制尚不健全

人力资源保障方面，据不完全统计，国内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约有2.0％， 与发达国家20.0 ％的平均水平存在较大差距。青年人从事养老护理意愿不高， 从事养老护理的青年人较少。高校人才培养的专业设置与银发经济发展适配度较低，一些高校专业设置主要集中在养老护理方面，与智慧养老工程相关的本科专业和涉及康复辅助器具技术的高职专业均偏少。金融支撑力度方面，金融机构放贷意愿不强，企业有时较难及时获得足额的资金支持。监测机制方面， 银发经济相关统计指标及数据不完善，对银发经济相关企业、产业发展等内容的支撑力度偏弱。

三、无锡发展银发经济的优化路径

围绕无锡发展银发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应从银发经济发展政策与机制协同、银发经济需求和供给协同、银发经济事业和产业协调、银发经济发展和保障协同四个方面发力，推动无锡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加大银发经济发展政策与机制协同力度

明确银发经济发展方向，以规划研究引领政策制定，完善银发经济发展的协同机制、监测机制，更好回应银发群体的美好生活需要。一是强化规划对政策的引领作用。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所需的生产要素，摸排银发经济发展政策中重大制造工程、关键服务项目的清单。聚焦银发经济发展目标定位、重点领域、关键行动、扶持力度，做到精准发力。二是细化银发经济政策的支撑性安排。重点理顺市级、市（县）区政府部门、相关“条线”管理以及政府、经营主体、中介组织的职责分工，明确全市银发经济发展的领导机构、推进方案、

 

标准规范、扶持细则等内容。围绕银发经济相关法规、标准规范及体系、扶持政策，完善银发经济发展政策的配套细则、专项安排。三是完善协同机制。优化市（县）区推进银发经济发展的任务分工、职能关系。聚焦市级、市（县） 区政府部门职能、产业关联需求，明确任务联动供给目录。加强银发经济发展政策全程管理，实现政策信息归集共享、互联互通，提高政策管理水平和效率。四是完善监测机制。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开展银发经济数据收集利用工作。统筹使用政务和社会数据资源，大力完善银发经济统计监测分析、发展信息定期公布制度。

（二）促进银发经济需求和供给协同匹配

把握不同年龄段老年群体需求，紧抓银发经济供给带来的产业发展机遇。一是发展老年用品制造产业。根据高龄老人疾病防控、失能护理以及带病生存的特定设施和产品等养老需求，加大契合高龄老人养老需求的老年出行、老年养生、老年家具等老年用品供给。二是发展智慧健康养老产业。根据中低龄老人健康管理类、精神文化类产品及服务等消费需求，为其提供护理服务、安全监管、心理慰藉类智能产品，发展小型化家用健康监测、生化指标检测、紧急救护等设备，研发情感陪护、康复理疗、安全巡检等养老服务机器人。三是发展抗衰老产业。根据备老人群养老金融、延缓衰老等晚年生活规划需求，加强激光射频等技术在备老人群抗衰老领域的应用，推动技术与延缓衰老及老年病防治深度融合。加快机体抗衰老技术产品应用，发展疾病早期筛查服务产品， 推进相关药物、设备、检测试剂、化妆品原料研发。

（三）推进银发经济事业和产业协调发展

注重银发经济公益性、盈利性协同，在产业发展中融入事业视角，在事业发展中融入产业思维，培育银发经济新质生产力。一是加快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聚焦康复辅助器具、绿色健康食品、老年健康服务等重点发展方向， 建设一批银发经济科技企业技术创新中心，组建创新联盟，加强银发经济科技成果孵化转化服务，促进优质品牌引培。二是引培银发经济产业相关企业。通过组建战略联盟等方式，引入银发经济领域中央企业、外资企业、平台企业。围绕主责主业，鼓励本地国有企业拓展银发经济相关业务。推进优惠政策直达快享，促进本地相关民营企业快速成长。三是加强银发经济产业项目扶持。将银发经济产业项目优先推荐列入省重点项目。对于标杆性项目，采取“一事一议”给予支持。鼓励相关项目参与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四

 

是推进银发经济产业集聚发展。推进创新资源集聚，支持市（县）区银发经济产业布局。完善银发经济产业园区申报举措，设定入驻企业就业岗位等目标。优化园区产业布局，构建完整产业链，引进国内外知名研究机构。强化园区保障，出台土地使用等政策，建设公共服务平台，完善配套设施，定期评估发展状况，促进国内外交流合作。五是推进银发经济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加大银发经济产业与物联网等先进制造业、科技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文化旅游等生活性服务业融合发展力度，开展融合发展场景创新应用。

（四）推动银发经济发展和保障协同发力

加大银发经济发展保障力度，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稳步推进具体工作。包括开展养老服务提升工程，拓展为老服务消费场景，促进适老服务产业强链补链等内容。二是强化要素保障。人力资源保障方面，依托60岁以上身体较好的老年人，为80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陪同就医等服务。提升青年护理人员收入和职称晋升空间，加强校企合作，扩大智慧养老工程、康复辅助器具技术方面的人才培养规模。金融保障方面，积极参与中央预算内投资申报，适度创新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使用方式方法，扩大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规模。对相关公益型、普惠型养老机构等主体，加大信贷支持。土地保障方面，采取盘活存量土地、“先租赁后出让”等方式，加强所需土地供应。三是完善监管机制。完善银发经济统计监测分析机制，建立信息定期公布制度，围绕相关问题，定期会商解决。强化风险保障体系，定期排查银发产品服务风险，推出监管“黑白”名单。完善企业产供销环节信用档案，对严重失信者开展联合惩戒执法。加大银发消费宣教力度，打击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犯罪活动。

 

赋能公共文化空间 扎实开展“铸牢”工作 上海市政协“加强本市公共文化空间的文化浸润，扎实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重点课题调研报告

（选编）

上海市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

（2025年11月7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指出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必须增进中华文化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持续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下简称“铸牢”）思想根基，需要深入开展文化浸润工作，发挥其润心铸魂、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而城市的公共文化空间具有覆盖面广、日常可及的优势，是以文化浸润方式开展“铸牢”工作的重要载体，也是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的重要体现。上海作为文化建设高地、中华文化展示的重要窗口，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完备的公共文化空间体系。如何更充分地依托这些文化资源与公共空间，更有效地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浸润各族群众，营造交往交流交融的良好社会氛围，不断增强文化认同， 扎实开展“铸牢”工作，是推进新时代城市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新时代城市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上海市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与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局联合组成课题组，邀请相关领域专家，以“加强本市公共文化空间的文化浸润，扎实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为题开展专题调研，系统了解当前上海依托公共文化空间增强文化浸润，扎实推进“铸牢”工作的基本情况，梳理总结相关经验，系统分析当前工作难点，尝试提出前瞻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自2025 年2月以来，在上海市政协副主席金兴明、钱锋的带领下，课题组先后赴上海纺织博物馆、华阳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人民广场地铁站、人民公园、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浦东美术馆等代表性公共文化空间展开针对性调研，并赴河南省调研学习；课题组还召开了多方面、多层次的专题座谈会，广泛听取市委宣传部、市民族宗教局、市文化旅游局及浦东新区、黄浦区、长宁区等区相关部门，市、区级民族联以及专家学者和基层群众的意见建议。

经深入调研和分析研判，课题组形成调研报告。报告聚焦文博展演、公共阅读、景观文化、商圈融合、基层互动五类公共文化空间，详细分析了上海公共文化空间开展“铸牢”工作的基本情况。

 

报告认为，上海的相关实践经验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突破传统方式， 构建城市民族工作新阵地；二是发挥资源优势，培育文化认同新载体；三是升级社区场景，探索互嵌共融新路径。通过调研，报告揭示了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第一，空间拓展不足，示范效应尚未突显；第二，文化叙事单薄，特色文化融合不够；第三，互动方式单一，共创参与渠道不畅；第四，统筹合力不足， 支持机制尚不完善。

针对这些问题，报告从四方面提出对策建议：第一，拓展空间类型，优化文化浸润布局；第二，创新文化叙事，增强文化赋能路径；第三，推动空间共创，创新互动参与模式；第四，完善保障机制，增强持续发展能力。

上海公共文化空间开展“铸牢”工作的基本情况一、公共文化空间的定位与意义

公共文化空间是面向公众开放，提供公益文化服务的场所，其核心功能在于保障基本文化权益、满足文化需求、推动文化传承创新、促进社会交流融合。近年来，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得到快速发展，已成为人民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重要阵地，并吸引大量游客参观，辐射影响力持续扩大。

公共文化空间主要包括文博展演空间、公共阅读空间、景观文化空间、商圈融合空间和基层互动空间五类——

文博展演空间，主要功能为文物艺术保护、收藏、研究与展演，代表性场所有中共一大、二大、四大纪念馆，上海博物馆等各专业博物馆和美术馆，及重点宗教活动场所等。

公共阅读空间，主要功能为全民阅读推广、知识服务与思想交流，代表性场所有上海图书馆、徐家汇书院、城市书房等。

景观文化空间，主要功能为通过生态环境、人文景观传递文化符号，代表性场所有人民公园、世博文化公园、黄道婆纪念公园、青浦曲水园、浦东金石榴公园等。

商圈融合空间，主要功能为商业活力与文化艺术深度结合，代表性场所有豫园、田子坊文化创意街区、武康路历史文化街区、中版创意设计产业基地、虹桥综合交通枢纽空间、上海火车站广场及地下空间、人民广场地铁站地下空间等。

基层互动空间，主要功能为面向基层社区、街角空间的日常文化服务，代表性场所有华阳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石门二路“15分钟社区统战生活圈”、普

 

陀“半马苏河驿站”、静安“白领驿家”两新组织促进中心等。

这五类空间具有覆盖面广、可及性强、便捷性高的优势，易于融入公众日常生活场景。相较于传统的灌输式或走马观花式宣传教育，它们更适合通过文化浸润的方式，以有形、有感、有效的形式开展“铸牢”工作。

二、上海公共文化空间开展“铸牢”工作的实践经验

1.突破传统方式，构建城市民族工作新阵地

上海已形成类型多元、功能丰富、特色鲜明的公共文化空间体系。依托其空间优势与规模效应（数量多、受众广），有效克服了传统阵地（如学校、各教育基地）服务覆盖面有限的约束，将“铸牢”工作延伸至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和领域。

上海初步探索利用公共文化空间，通过文化浸润的方式，将共同体理念融入人们的参观、休闲、社交等日常活动中。主要实践包括：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家在上海”主题实践活动主题公园、实践展示场馆，如浦东金石榴公园、青浦曲水园等举办相关主题活动；在特定展馆、公园、滨江步道、地铁站、旅游景点等空间点位嵌入民族团结文化符号，如宜川路“民族团结墙”、石门二路“15分钟社区统战生活圈”、人民广场地铁站音乐角等；通过艺术展演、环境营造、互动活动等方式，引导各族群众实现“润物细无声”的文化熏陶，如杨浦区在多个空间点位开展传统文化特色活动，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剧场、街区、商圈等场景。

2.发挥资源优势，培育文化认同新载体

上海注重依托基地建设转化文化资源，将博物馆、纪念馆、非遗馆、图书馆、公园、历史遗址、创意产业园区、社区文化中心等多元类型空间培育为各级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如上海博物馆、中共四大纪念馆、徐家汇书院、黄道婆纪念公园、广富林文化遗址、中版创意设计产业基地等。这些基地通过展览演出、场景化布置、文化活动等方式，有效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铸牢” 宣传教育的新载体。

上海还积极整合多方资源拓展文化覆盖，推动文化、旅游、商业等资源融合，丰富公共文化空间的内容供给，惠及更广泛群体。如利用豫园、外滩、田子坊等标志性景点，打造“文化+”体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海派文化， 让各族群众感受独特文化魅力。崇明区依托东平国家森林公园、崇明学宫、江南三民文化村、“布布瀛”土布馆等特色景观空间，将民族团结工作深度融入

 

文旅产业。黄浦区整合辖区旅游资源，打造包含中共一大纪念馆、豫园、大世界等景点的“同游黄浦，家在上海”主题旅游线路。长宁区邀请中央民族歌舞团、上海民族乐团、新疆喀什昆仑乐团等多地专业团队举办民族文化展演，有力增强文化认同。

3.升级社区场景，探索互嵌共融新路径

上海持续强化社区主阵地作用，推动文化深度融入日常场景。坚持以街镇、社区为主阵地，围绕“家在上海”品牌建设，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空间， 充分利用党群服务中心、邻里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平台，广泛打造“民族之家”并开展多样化文化服务活动，将文化认同深度融入社区生活。如闵行区在园区、街区、小区等基层空间设立60余家“民族之家”；松江区通过举办民族风俗文化社区展、打造民族团结进步特色楼道、实施民族公益项目等方式深化社区融合。

上海还积极推动空间共享，着力构建社区共居共融场景。基层单位联动辖区共建单位，整合共享空间资源，为各族群众营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融合环境。如静安区彭浦新村街道整合街区志愿服务亭、街道民族之家、共康中学、居民小区等场所，串联形成“一亭一家一校一苑一路”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路线，打造长临路示范阵地。徐汇区精心编制“汇爱同心”等城市民族团结进步体验线路，让居民在城市行走中切身感受各民族互嵌共融的生动实践。

上海公共文化空间开展“铸牢”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原因分析一、空间拓展不足，示范效应尚未突显

1.空间类型拓展仍显不足

当前在开展“铸牢”工作中，公共文化空间类型的拓展仍显不足。整体实践主要依托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阵地、红色教育阵地和社区文化空间，重点集中于两类空间：以展陈为主的“文博展演空间”（如博物馆、纪念馆等）和以活动组织为主的“基层互动空间”（如社区文化中心、邻里中心等）。相较之下， “公共阅读空间”（如图书馆、城市书房等）、“景观文化空间”（如公园绿地、自然景区等）、“商圈融合空间”（如创意街区、文创园区、交通枢纽空间、商业综合体等）等多元场景的深度开发相对薄弱，多停留于零散试点或一次性活动层面，尚未形成面向多群体、多场景、多维度的系统化布局，空间覆盖的广度与渗透效应有待增强。

2.示范效应有待提升

 

现有空间的示范引领效应不够突出。尽管已打造出浦东金石榴公园、静安石门二路“15分钟社区统战生活圈”、黄浦“民族团结大世界”、普陀宜川路“民族团结墙”、长宁华阳社区文化中心、人民广场地铁站音乐角等特色空间项目，但整体上仍缺乏辨识度高、便于传播的统一文化符号与视觉标识，其宣传力度不足，社会认知度和影响力有限。

二、文化叙事单薄，特色文化融合不够

1.文化叙事仍显单薄

当前，公共空间文化叙事在内容深度与吸引力方面仍显不足。部分展馆在展览设计、内容表达及符号运用上存在表层化、同质化、形式化的倾向，文化内容多停留于视觉元素堆砌和口号化宣传，话语方式较为陈旧，缺乏对历史底蕴、精神内涵和现实价值的深入挖掘与创意表达。

2.特色文化融合不够

上海虽拥有红色文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等丰富的特色文化资源，但将其赋能公共空间，并与“铸牢”工作深度融合的程度依然不足。在公共空间的文化内容生产和符号呈现中，这些特色文化资源尚未实现系统化的融合与深度的创造性转化。不少空间缺乏将地方特色文化与“铸牢”主题有机结合的机制， 对地方史料、文化遗存、社区记忆等素材挖掘不深、阐释乏力，未能有效将其转化为公众可感知、易理解的文化叙事模块、展览主题或文化活动。

三、互动方式单一，共创参与渠道不畅

1.互动方式仍较单一

公共空间采取的互动方式直接影响公众对文化叙事与服务产品的接受度。当前，不少空间仍以“看展览”“听讲座”等传统形式为主，主要依赖展板、图片墙等静态展示手段，互动方式较为单一。虽然数字化展示手段（如以电子屏替代纸质展板等）有所应用，但部分空间仅停留在简单的触摸屏查询信息层面，未能深度运用数字技术打造沉浸式互动体验或强互动场景。同时，许多空间缺乏精准的分众化传播策略，对不同年龄群体的差异需求把握不够精准，导致传播效果不佳。

2.共创参与渠道不够畅通

传统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通常采取“自上而下”的行政化模式，限制了社会力量的参与渠道。然而，公共文化空间的文化浸润不应仅靠政府单向推动，亟须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在实际供给中，高校、企业、社会组织、居民等社会

 

力量参与的积极性未能被充分调动，多处于“旁观者”而非“参与者”或“创造者”的角色定位，尚未完全实现从“看文化”向“创造文化”的转变。公众参与内容共创、活动共治、空间共营的渠道仍不够畅通，其主体意识和创造活力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四、统筹合力不足，支持机制尚不完善

1.重视程度与统筹协调有待加强

在公共文化空间中有效开展文化浸润、推进“铸牢”工作，必须坚持党建引领，强化系统谋划与部门协同，明确宣传、统战、文旅、民宗、财政、街镇等部门的职责边界与协作机制。尽管部分地区在此项工作中进行了跨部门合作的尝试，但从整体层面来看，当前部门间在规划制定、资源调配、活动组织等方面仍存在重视不够、协调不畅、合力不足的问题，跨部门常态化协作机制尚未真正建立。

2.资源支持机制尚不完善

在公共文化空间中开展“铸牢”工作是一项久久为功的持续性工程，需要充分调动资源投入，提供稳定、充足的经费保障。当前公共文化空间，尤其是基层空间和小微空间等开展“铸牢”工作项目，其资金来源主要依赖财政投入， 较为单一，资源支持机制不够稳定。然而，吸引社会资本与公益资源参与的动力机制和政策激励尚未健全，政府扶持力度不足，制约了文化空间功能的持续发挥。

加强本市公共文化空间文化浸润，扎实推进“铸牢”工作的对策建议一、拓展空间类型，优化文化浸润布局1.丰富空间场景类型

一方面，持续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阵地建设，提升内涵质量与服务效能， 打造成为“铸牢”的核心文化空间和主要宣传阵地。另一方面，在巩固现有“文博展演空间”（如博物馆、纪念馆等）和“基层互动空间”（如社区文化中心等）的基础上，着力向更多类型空间拓展延伸。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元素深度融入城市街区、公园绿地、文创园区、演艺新空间等日常生活场景，并优先布局机场、码头、车站、商场等人流密集、辐射广泛的空间节点，建立可感知、可参与、可体验的标志性文化空间，增强文化影响力的覆盖广度与渗透深度。

具体实践中，可在“公共阅读空间”（如各级图书馆、城市书房等）开设“铸牢”主题文献专区、特色文化展示角，开展主题阅读活动，打造“书香浸

 

润”式空间；在“景观文化空间”（如公园绿地、滨江步道、自然景区等）植入体现共同体元素的文化景观与标识，实现“文景交融”的浸润效果；在“商圈融合空间”（如创意街区、机场、车站、码头、商场等）嵌入创意视觉符号， 或设置文化体验点、主题快闪空间，结合节庆、市集、展演等形式，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自然融入都市生活与消费场景。

2．构建典型引领、区域联动、资源共享的文化空间网络

大力支持各区、街镇充分挖掘区域资源优势，打造一批具有鲜明民族团结主题特色的示范性空间，提炼具有创意、易于识别、便于传播的视觉符号和文化内涵，并利用线上线下渠道，宣传推介示范空间的特色亮点、活动信息，提升社会公众对示范空间的知晓度、认同感和参与意愿，增强示范引领效应和社会影响力。逐步建立以典型引领、区域联动、资源共享的文化空间网络，推动优质展览、活动、数字资源在空间网络内的共享流转与协同策划，实现从单点打造向全域协同转变的空间布局。

二、创新文化叙事，增强文化赋能路径

1.强化共同体主线叙事，提升文化表达力

以增进共同性为方向，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推动公共文化空间加强理论武装，熟练运用党的民族政策，准确把握当前主线工作的新要求。加强公共文化服务的“共同性”建设和“认同感”建设，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江南文化、海派文化赋能公共文化空间，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等核心内容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之中，着力构建体现“五个共同”（即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和“四个与共”（即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叙事体系。同时，建立上海文化与共同体叙事相融合的专家智库和内容研发机制。

支持公共文化空间优化文化内容与叙事方式，持续提升文化表达力和吸引力。积极活化“三交”史，讲好身边的故事，深入挖掘和运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物史料，宣传各族群众投身革命、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共同谱写城市发展新篇的历史佳话，并将这些内容融入展陈讲解、景区导览、文创开发等环节。同时，着力对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进行深度研究与大众化阐释， 揭示其所承载的历史源流、精神内涵及时代意义，并运用故事线、情景再现、

 

多媒体演绎等方式进行生动表达。

2.探索特色文化嵌入多类型空间的实现路径

立足上海文化资源禀赋，推动特色文化内容深度融入各类空间。根据不同类型空间的特征和群众的实际需求，通过资源深度挖掘、叙事方式创新、文物展陈优化、艺术展演呈现、互动活动体验等多种途径，实现文化资源精准嵌入与有效转化赋能。鼓励地方因地制宜，充分用好特色文化资源、讲好民族团结的上海故事。注重梳理提炼红色文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中的共同体元素与文化符号，挖掘并打造一批契合本土特色、凝聚集体记忆、具有高辨识度的民族团结文化标识和传播IP，从而显著增强特色文化在空间中的“可见度”“可识别度”和“可亲近度”。

三、推动空间共创，创新互动参与模式

1.创新传播策略和体验方式

为吸引不同群体主动走进公共文化空间，接受并认可空间内的“铸牢”主题活动或文化服务，需针对群体特征制定精准的分众化传播策略。例如，深入分析不同年龄段的文化需求，运用受众易于接受的传播话语，设计定制化、差异化的服务产品。同时，强化科技支撑，依托新媒体平台与数字技术，促进多媒体交互、虚拟现实、情景演绎、沉浸式展示等方式在公共文化空间中的应用， 推广数字化、沉浸式体验项目，如VR中华文化体验馆、民族团结互动展陈等， 打造沉浸式体验与交互式场景，有效提升空间的吸引力和参与度。

2.畅通社会共创参与渠道

营造社会共创的参与生态，拓宽参与渠道，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空间内“铸牢”主题活动。政府可通过购买服务、项目补贴或奖励、公益创投等政策扶持方式，激励和引导高校、企业、社会组织、艺术家、市民等多元主体深度参与空间内容设计、活动策划、运营管理等环节。由此形成议题共商、内容共创、空间共营的良性互动机制，推动公共文化空间成为凝聚社会共识、激发文化认同的共同体实践平台。

四、完善保障机制，增强持续发展能力

1.充分发挥党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作用

各级党委需高度重视公共文化空间在推进“铸牢”工作及发挥文化浸润功能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党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这一机构的统筹协调作用，加强顶层设计，明确部门职责，制定中长期规划、实施方案及配套考核评

 

价制度。建议将“铸牢”工作纳入上海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着力推动宣传、统战、文旅、民宗、财政、街镇等部门协同联动，构建常态化、制度化的跨部门协作机制，如联席会议、沟通协商、信息互通、资源共享、项目联动等机制，凝聚形成党委领导、多方协同的强大合力。

2.健全多元资源支持机制

公共文化空间通过文化浸润方式推进“铸牢”工作，其持续发展和实效提升有赖于稳定且多元的资源保障，需进一步健全财政支撑与社会化投入相结合的多元支持机制。一方面，加强财政资金保障，政府可探索设立专项资金，加大对基层、小微空间及创新性、示范性项目的扶持力度，保障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持续投入，提升资金使用效益。另一方面，积极拓展社会化资源渠道。进一步发挥市、区级民族联在“铸牢”工作中的独特优势，鼓励其借助多层广泛的组织网络、多元的社会功能和灵活的协调机制参与运营管理，通过资源整合、平台搭建和品牌创建，打造出内涵丰富的公共文化空间；同时依托其志愿者资源与民族团结进步基金会，为公共文化空间汇聚人才和资金支持。政府还应出台激励政策，引导公益组织、社区基金会和社会资本等多方力量积极参与空间共建共享，构建财政与社会投入互补的多元保障格局。

 

山东平安粮食建设的调研与思考

山东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刘绪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遵循，必须坚定不移贯彻”“要坚持全国一盘棋、上下齐发力，通过抓好一地一域一业的安全为国家整体安全创造条件，通过及时有效解决一个个安全问题为国家长治久安筑牢根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时指出“山东是农业大省、粮食大省，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责任重大”，要求“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动实现粮食增产提质，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近期，我们聚焦平安粮食建设，通过实地调研、发放问卷等形式，系统分析山东粮食生产、储备、流通、监管情况和影响因素，系统性提出法治保障、规划引领、科技赋能、监管从严工作举措，对筑牢区域乃至国家粮食安全屏障具有重要意义。

一、山东粮食安全现状

综合生产能力稳固，供给基础持续夯实。山东坚决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粮食总产连续多年稳定在高位，2024年达5710.2万吨，居全国第三位；2025年夏粮再获丰收，总产、单产均实现增长，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 为全国粮食稳定安全供给作出了重要贡献。种植结构持续优化，主要粮食品种单产水平稳步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效显著，截至今年6月累计建成7759万亩， 耕地质量等级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田水利设施不断完善，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领先全国，为粮食稳产增产提供了有力支撑。

粮食储备体系健全高效，应急保供能力强劲。省市县三级地方储备体系布局合理、规模适度、结构优化，地方储备粮油规模超过国家下达总量计划。省级储备粮油由产粮大市向大中城市、缺粮地区布局，已覆盖全省16市中的14市， 筑牢了区域粮食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在确保小麦、稻谷等口粮品种绝对安全的基础上，适当增储玉米13.7万吨、大豆3万吨、花生油2200吨，实现主要原粮品种储备全覆盖。应急保障能力不断夯实，印发实施粮山东滨州黄河流域省级粮食安全应急保障基地全面建成食应急保障企业管理实施细则，不断压实应急保供责任。全省建立粮食应急保障企业3515家，覆盖加工、配送、储运、供

 

应各环节。省级应急保障企业163家，其中国家级6家。在省会经济圈、胶东经济圈、鲁南经济圈和黄河流域，布局建设四大省级区域性粮食安全应急保障基地，每处可以储存超过1.5万吨的小包装成品粮油，紧急情况下能够快速投放到终端市场。

仓储设施绿色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减损增效成果显著。构建起省市级大中型储备库、县级中心库和基层收纳库三级粮食仓储设施体系，完好仓容4452 万吨，罐容252万吨，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大力实施绿色仓储提升行动，争取粮食风险基金、商品粮大省奖励资金等，强化控温储粮、多参数粮情测控等绿色储粮技术应用，实施保温隔热、防水防潮改造，促进企业节能降耗、减损增收。“十四五”以来，全省新建扩建和升级改造仓容774万吨，地方储备粮储存综合损耗率降至0.38%。深入推进储备粮承储企业仓储规范化管理提升行动，4家企业被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确定为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示范单位。

粮食产业经济实力雄厚，“齐鲁粮油”品牌价值高。全省粮食产业主要经济指标多年领先全国，粮食产业经济工业总产值连续三年超过5000亿元，深加工企业年加工能力、饲料年处理粮食能力、食用油年油料处理能力等，均居全国第一位。据统计，山东每年供应全国22%的小麦粉、15%的食用植物油，30%的粮食深加工产品，其中花生油、玉米油产量分别占到全国的60%、50%以上。全省营收过百亿的粮食企业10家、过十亿的110多家，滨州、潍坊等10市入围全国工业总产值地级市50强，拥有鲁花、中裕、金胜等一大批领军型粮油加工企业。“齐鲁粮油”公共品牌价值持续攀升，影响力、竞争力不断增强，形成“1个省级公共品牌+7个市县区域特色品牌+N个企业知名品牌”，连续6年荣获“中国粮油影响力公共品牌”。

依法管粮纵深推进，监管效能持续增强。紧跟国家立法步伐，强化地方配套制度建设，《山东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于今年9月1日起施行，标志着山东粮食安全依法治理进入新阶段。修订出台粮食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增加需裁量的行政处罚事项，加大行政处罚力度，强化对行政处罚的监督，严格规范粮食流通行政执法行为。制定政策性粮食购销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奖励实施细则，强化政策宣传和解读，公布违法违规问题举报方式，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监督，筑牢防范化解风险隐患防线。加强科技赋能，大力推进粮储监管信息化建设，承储省市县三级地方储备粮的301个库区、2775个仓房数据、视频等信息化资源，均实现了与省级平台互联互通，确保政策性粮食全链条全时段在线监管，

 

粮食收储监管信息化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二、山东粮食安全影响因素分析

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山东部分地区土地自然肥力和质量等级不高，沿黄区域存在土壤酸化、盐碱化等情况。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农业生产面临较大的用水压力。极端天气事件如暴雨、洪涝、台风等发生频率增加，给粮食生产、仓储和运输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比如，今年黄淮海地区出现持续连阴雨天气， 部分地区秋收整体进度明显放缓，粮食品质有所下降，冬小麦播种和冬前壮苗培育面临挑战。

仓储物流环节存在短板。部分老旧仓房设施设备老化，性能有待提升。仓储管理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部分地区仍依赖传统的人工管理方式。粮食物流网络体系尚不完善，部分区域物流节点衔接不畅，跨区域流通效率有待提升，流通成本仍有压缩空间。

市场波动与风险交织。受国际市场、国内供需关系、政策调整等多种因素影响，粮食市场价格波动较为频繁，增加了粮食生产和经营者的市场风险。粮食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依然存在，种粮农民和粮食企业难以获取及时、全面、准确的市场信息。粮食市场主体发育还不够成熟，部分中小粮食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弱，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三、提升山东粮食安全水平的措施建议

坚持规划引领，优化战略布局。科学编制“十五五”粮食流通和物资储备发展规划，围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服务大国储备体系建设，深化重大问题研究，谋划一批事关全局和长远的重大事项、重大工程，全力争取纳入国家规划。比如，发挥粮食生产、储备、加工全链条优势，进一步提升综合保障能力，建设国家粮食物资应急保供战略基地；依托沿海港口优势和货运铁路、内河航运基础条件，布局专业化的仓储物流园区，打造北粮南运的战略枢纽等。

强化法治保障，健全制度体系。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山东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加快修订出台配套制度文件，细化粮食生产、储备、流通、加工、应急等各环节的管理规范和责任机制。完善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制度，制定严格的粮食质量安全标准和检测规范，加强对粮食生产投入品、仓储设施设备、加工工艺等方面的规范管理。建立健全粮食安全应急保障制度，明确应急响应机制、储备调用程序、市场供应保障措施等，提高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和市场波动的能力。

 

聚焦科技赋能，提升数智化水平。全面推进粮食仓储智能化升级，构建全省一体化粮库管理平台，深化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粮情监测、智能控温、节粮减损等方面的应用，提高仓储作业效率和管理水平。加快粮食流通领域信息化建设，整合粮食市场交易信息、物流信息、价格信息等，打造权威高效的信息发布和服务平台，引导市场预期，优化资源配置。

全面从严监管，筑牢安全防线。坚持用硬举措管储备、守底线，持续强化对政策性粮食的常态化监管，确保储备粮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储存安全、管理规范。运用信息化手段提升“穿透式”监管能力，积极开展电子巡库、视频督导、远程抽查等监督检查，加速推进“穿透式”非现场监管。加强粮食质量安全监测预警，扩大监测覆盖面，严防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流入口粮市场或用于食品生产。加大粮食流通执法监管力度，严厉打击粮食收购中的压级压价、克扣斤两、以次充好等违法行为，维护粮食市场秩序。

 

四大问题待解 四川工业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情况调研报告

四川省统计局 郭伶

 

工业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是国家智能制造水平的重要标尺。为深入了解全省工业机器人产业科技创新发展情况，四川省统计局近日在成都等5市开展工业机器人产业科技创新发展情况调研。调研显示，四川工业机器人产业面临着关键零部件进口依存度高、国产替代品性能有差距、行业标准不统一等问题，需引起关注。

全产业链初步形成

四川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将机器人作为人工智能“一号创新工程” 重要组成部分进行精准支持，在国产焊接机器人、防爆机器人、谐波减速器、电磁制动器等领域形成独特优势，已初步形成机器人“整机+部组件”的产业链体系，部分企业成为了国产工业机器人控制器主要供应商。

创新资源丰富

四川创建了机器人及智能装备创新中心、特殊环境机器人技术四川省重点实验室、人形机器人创新联合体等高能级创新平台，为科研提供有力支撑。全省30余所高校开设人工智能专业、40余所高校开设机器人相关专业，在人形机器人环境感知、运动控制、人机交互等关键技术研究方面处于国内前列。

产业布局清晰

四川机器人产业主要分布在成都、绵阳等地。成都重点集中在成华区、武侯区、高新区、天府新区等地。其中成华区以工业机器人为核心，代表企业卡诺普，在焊接机器人国内市场占有率近15%。绵阳主要集中在科技城新区、游仙区、高新区。其中科技城新区获批四川省人工智能机器人中小企业特色集群、创新型产业集群。中国兵器集团自动化研究所是国家机器人产业链主企业、国务院国资委人形机器人原创技术策源地唯一在川单位。

规模持续扩大

四川机器人产业上下游及服务企业整体规模约100亿元。2025年1—7月，全省工业机器人产量5170台（套），同比增速达48.4%，产量已达2024年全年的91%。

重点企业创新能力较强

本次调研重点选取了成都、自贡、泸州、绵阳、眉山5个市的8户企业，8户企业在关键零部件制造（减速器、伺服系统等）、本体制造、系统集成应用板

 

块均有涉及。

生产经营状况良好，研发投入强度较高

从营收利润看，2025年上半年8户企业营业收入合计20.8亿元，同比增长12.1%，其中与工业机器人相关的收入为2.3亿元，同比增长59.8%；利润总额为

0.9亿元。从研发投入看，上半年8户企业研发投入0.89亿元，研发投入强度为

4.28%，高于行业平均；其中用于工业机器人领域的投入为0.26亿元；企业拥有研发人员657人，同比增长18.8%。从研发产出看，上半年8户企业工业机器人产量达3293.5台（套），同比增长55.1%；与工业机器人相关的期末有效发明专利数累计107件，同比增长18.9%（见表）。

技术创新方式多样，产学研合作不断深化

从研发方向看，8户企业在高精度减速器、伺服驱动系统、控制器算法优化、人机协作技术、AI视觉识别等领域均有研发活动开展，并在六轴机器人、SCARA 机器人（具有选择顺应性的装配机器人手臂）、协作机器人、并联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关键零部件等方面广泛参与研发，其中2户企业还参与桁架模组机器人、并联索驱动机器人研发。从产学研合作看，成都卡诺普机器人独立开展自主研发，其余7户企业在自主研发基础上还同天府绛溪实验室、四川大学、清华大学、重庆大学等国内高校机构及国内外其他企业进行合作研发。

产品应用场景广泛，下游市场持续扩容

从企业研发产品的应用场景看，8户企业产品在焊接/喷涂、装配/搬运、检测/质量控制、打磨/抛光、物流仓储、新能源电池制造等领域均有应用，另有2 户企业产品在汽车同步器智能生产线、码垛也有应用。例如眉山某企业自主研发的Dr系列六轴工业机器人，具备20kg-270kg宽负载范围，重复定位精度达± 0.07mm，采用紧凑化、轻量化机身设计，适用于焊接、物料码垛、冲压、表面处理、装配及上下料等工业场景，可满足多样化智能制造需求。

产业发展存四大挑战

核心零部件进口依存度高，技术瓶颈制约发展

调研的8户企业中有5户表示核心零部件存在进口依赖，主要是精密减速器

（RV/谐波）、伺服电机/驱动器、高精度传感器和电缸（SMC），进口依赖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成本高。进口减速器成本约占机器人总成本的30%-35%，其高昂的价格严重压缩了本土机器人企业的利润空间，使得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时， 在成本控制上处于先天劣势。例如成都某企业表示，国内机器人企业高端RV减

 

速器多购自日本纳博特斯克，价格比其本土售价高5倍以上。二是供应链风险。交货周期长（通常需要数月），且受国际贸易政策、地缘政治、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极大。一旦供应中断，将导致生产停摆，无法按时向客户交付产品。三是技术壁垒。外资品牌采取对部分专利封锁、参数“黑盒化”的方式人为建立技术壁垒。在材料、热处理、加工精度和一致性上，国内企业无法获得最顶尖的产品和技术，只能在对方设定的框架内进行研发和生产，制约了机器人本体性能的进一步提升。

国产替代品性能有差距，行业标准与平台尚待优化

现有机器人零部件的行业标准和检测平台对技术研发有一定的适用性，但整体仍滞后于产业发展需求。一是国产零部件替代品存在性能稳定性不足、适配性较差等问题。例如成都某企业表示，国产滚珠丝杠长期高负荷运行精度衰减快，伺服电机高低温故障率是进口的4-5倍；眉山某企业表示国产减速器与伺服器的适配性差，需二次开发，原材料质量不稳定，如金属颗粒度、刚度等指标存在差距。二是行业标准不统一，硬件接口和软件调试增加成本。硬件接口上，如机器人末端的法兰盘接驳尺寸每个品牌都不一样，造成与之对接的零部件需要根据不同品牌进行定制化设计和使用。软件调试上，每个品牌的机器人调试软件、操作控制盒、语法规则都存在差异，集成商在调试时需额外开发转换程序，维护维修响应时间延长。三是目前国内缺乏权威的零部件检测平台。调研企业中5户企业反馈缺乏权威的零部件检测平台，现有的检测设备存在精度不足、标准不明确、检测周期过长、检查费用高等问题。而核心零部件与国际检测标准相比，在重复定位精度、寿命测试方法、环境适应性等方面存在显著差距。

下游客户对国产品牌认可度低，市场拓展较为困难

调研企业反馈产品市场均以国内市场为主，与主要国际品牌相比，国产工业机器人在高端市场（如汽车制造、精密电子）存在一定差距与短板，国内外市场拓展较为困难。一是对国产品牌的“信任壁垒”高。这是国产替代的市场应用性障碍，也是最难逾越的一关。即便国产零部件性能已满足要求，下游客户（尤其是大型、高端制造企业）出于对生产风险、质量追溯和品牌声誉的极度谨慎，也会明确要求甚至在其招标文件中指定使用进口核心零部件。二是低价竞争挤压合规企业生存空间。从市场占有率看，主要国际品牌（发那科、ABB、安川、库卡）市场占有率高达60%，且品牌溢价显著。国内工业机器人行业大部

 

分以组装和代加工为主，存在低价竞争、技术同质化现象，中低端市场（如搬运、码垛机器人）因技术门槛较低，企业普遍通过降价争夺订单，增量不增收， 增收不增利，导致行业利润持续下滑。三是开拓国际市场困难重重。国产工业机器人出口至欧盟市场时，需通过CE认证中的机械指令、电磁兼容指令等多项要求，海外市场渠道布局需长期投入，且面临本地化运营挑战、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技术封锁和关税壁垒直接制约市场拓展。

高端研发与复合型应用人才短缺，政策精准性和适配性有待提升

从人才方面看，行业面临“两端缺人”的困境：一方面，缺乏掌握机器人核心算法的高端研发人才；另一方面，缺乏既懂机器人技术又熟悉下游行业工艺（如3C产品精密装配、新能源电池焊接）的复合型应用人才，导致机器人与实际生产场景的适配效率低。从政策方面看，四川缺乏对核心技术研发补贴， 特别是对核心零部件及底层软件算法的研发补贴。精准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 才能激励企业攻克“卡脖子”环节，减少产业链在高端芯片、减速器等核心环节的进口依赖。

构建三大生态推动产业跃升8户企业的发展壮大，是四川工业机器人产业从“0”到“1”、从“跟跑”到“并跑”的鲜活缩影。基于此次调研，围绕推动四川工业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基础与未来方向，提出以下三方面政策建议：

营造创新生态，增强自主可控能力

一是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基础研究与共性技术平台，设立国家级工业机器人基础软件研究院或共性技术研发中心。重点攻关核心算法库、协议转换中间件等，避免企业在底层技术上“重复造轮子”，解决“跨环节技术标准不统一”的痛点，让企业能更专注于上层应用开发和行业工艺创新。二是加快构建软件生态体系。鼓励企业自主研发低代码、模块化的机器人控制平台， 提升系统集成效率与产品适配性。推动“机器人操作系统+应用工具链”国产化发展，打造“软硬一体”的创新生态。

整合行业生态，增强国产替代竞争力

一是健全标准检测体系。加快建设四川省工业机器人零部件公共检测与认证平台，解决现阶段检测标准缺失、设备精度不足、周期成本高等问题。鼓励企业参与国家和国际标准制定，支持检测设备国产化改造、检测数据数字化共享，实现标准规范、本土制造与国际接轨的双向融合。二是进一步规范行业竞

 

争秩序。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企业坚守质量安全底线，严格执行相关质量标准，杜绝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功率虚标等牺牲产品性能和降低产品质量的行为。根据市场供需实际情况合理排产，加强产销衔接，坚决抵制违反市场经济规律和法律法规盲目扩产增产、加剧恶化市场生态环境的行为。三是拓展“机器人+X”场景生态。在新能源、智能物流、零件制造等重点领域开展工业机器人示范应用项目，加快布局“机器人+能源”“机器人+仓储”“机器人+柔性制造”“机器人+应急”等典型场景，推动四川工业机器人应用从工厂向城市延伸。加强整零对接、技术对接、产融对接、场景对接，推进机器人样机试制、中试验证、迭代升级、示范应用，加快建设机器人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建圈强链”协同发展。

优化政策生态，增强人才支撑与政策保障

一是支持“中试”与“首批次”量产。探索设立“中试专项资金”和“首批次量产风险补贴”，分担企业在中试和首批次量产过程中的风险和成本，加速技术成果的商业化转化。二是财政补贴从“前置补贴设备采购”更多转向“后置奖励应用效果”。根据国产机器人投入使用后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良品率提高、能耗降低等实际效益，按比例给予应用企业奖励，引导市场关注和用好机器人，产生更多实际价值。三是加大人才引育政策支持。鼓励龙头企业与省内外高校共建现代产业学院，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开发教材、建立实训基地， 将项目实践贯穿教学全过程。发布工业机器人紧缺人才目录，对新引进的高层次紧缺人才，在落户、住房、配偶就业、子女入学等方面提供“一站式”服务。

 

推进“十五五”时期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课题组

 

“十五五”时期，我省人大工作又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八八战略”走深走实，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等，都对人大工作提出新的任务要求，各级人大使命在肩、责任重大。本刊邀请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相关课题组，就“十五五”时期如何推进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谈思路和对策。

坚决扛起新征程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职责使命

坚持党的领导是做好人大工作的根本保证。未来5年，如何坚持和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

健全党委领导人大工作“一体多翼”机制。各级党委要强化领导责任，通过召开人大工作会议、听取人大常委会党组工作汇报、及时答复问题请示等方式，一体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人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部署要求。坚持专项部署、统筹推进，每届党委有计划出台相应文件或批转人大常委会党组文件，针对性开展党委督查检查或专项调研。坚持各司其职、协调配合， 市县两级党委书记要严格落实参加和领导人大工作“五个一”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宣传等部门要对照中央和省委文件要求，清单化落实支持配合人大工作事项；党委议事协调机构要自觉依法履职，加强同人大有关方面的沟通联系， 及时解决涉及支持人大履职行权相关事项。

健全“一府一委两院”接受人大监督“闭环落实”机制。各级党委要通过检查督查、考核激励、选拔任用等途径，指导和督促“一府一委两院”自觉接受人大监督。“一府一委两院”要强化人大意识，在依法报告工作、贯彻人大决议决定、研究处理审议意见、办理代表意见建议等方面，厘清任务要求，抓好执行落实。政府要严格落实重大决策出台前向本级人大报告制度，规范报告主体、报告内容和报告程序等，提高政府决策的法治化水平。

健全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知信行贯通”机制。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每年安排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各级党校（行政学院）要把人大制度理论和宪法法律纳入年度教学计划。人大有关方面会同党委组织部门，每届初对选举任命干部开展人大制度理论知识的集中学习培训。加大民主法治和人大工作重点领域、重

 

大问题研究力度，体系化项目化推进溯源溯史溯理研究。探索省和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与所在地的党校、高校共建人大制度研究基地。建立健全各级人大常委会咨询专家库。选树一批人大制度实践教学基地。加大主流媒体和新兴媒体对人大工作、代表履职事迹的宣传力度，用好人大融媒体，积极发挥“刊、网、微”阵地作用。

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中担当作为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浙江的光荣使命，是人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重中之重。人大如何找准履职切入口、落脚点，助推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聚焦加快建设创新浙江精准发力。围绕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加强高等教育、人才引育、企业创新等方面立法，谋划实施一批监督项目和载体，助推基本建成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围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重点就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和未来产业科学布局等加强监督，助推基本建成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特别是要围绕“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抓紧制定人工智能促进综合性法规，围绕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医疗机器人、具身智能等新兴领域开展专门立法，每年有针对性开展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体系构建、核心产业发展和赋能千行百业等方面监督。

聚焦经济高质量发展精准发力。及时制定消费促进、服务业促进、创业投资、平台企业等方面法规，深化财政经济工作监督，加强对“千项万亿”等重大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的绩效监督，强化民营经济促进、民营企业发展促进、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数字经济促进等法律法规贯彻实施，督促推进消费转型升级，助推“经济大省挑大梁”。加快国际经贸合作促进等立法进程，强化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世界一流强港建设和“稳拓调优”等政策落实情况监督，助力打造高能级开放强省。

聚焦缩小“三大差距”精准发力。统筹抓好年度相关立法任务，加快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村经济合作社、城乡公共交通等立法修法进程，研究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等领域立法。紧扣省委“取得7个新突破”部署要求，深化“千万工程”监督，抓好国土空间规划、城镇社区建设更新等法规跟踪落实，加大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监督力度。围绕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城乡群众急难愁盼，滚动实施履职项目，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聚焦建设高水平文化强省精准发力。锚定“五个新高地”战略目标和“文化+科技”“文化+旅游”“文化+民生”等改革创新举措，谋划制定网络知识产权、数据交易等专项法规，推动旅游、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等法律法规贯彻实施， 加强对文化数字贸易平台建设、自媒体平台发展促进、文化类资金使用等方面监督，不断激发我省文化创新活力。

聚焦建设更高水平生态省精准发力。加快推进河湖保护治理、海洋环境保护、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方面立法，及时跟进全国人大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进程， 提前谋划相关法规立改废工作。做深做实生态文明建设情况报告制度。每年检查生态环保领域重点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特别是对绿色低碳转型促进、土壤污染防治等法规，加大检查力度，督促解决“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推进更高水平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是人大的主责主业。未来五年，如何助推更高水平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

“矩阵式”强化宪法宣传教育。抓住法治浙江建设20周年、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等重要节点，把宪法宣传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严格落实宪法宣誓制度，扩大宣誓范围，各级人大代表当选后由选举单位或选区及时组织宪法宣誓。统筹安排全省人大系统国家宪法日活动，创新宣传教育载体，集中开展宪法宣传教育。发挥杭州“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独特资源优势和引领作用，构建多点融合并进、线上线下联动的阵地体系。

“体系化”推进执法检查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对现行有效法律法规实施情况进行梳理分析，编制执法检查规划，明确一届内执法检查重点项目、组织实施主体、大致时间安排等。编制年度监督工作计划，统筹安排、滚动实施执法检查规划确定的项目，增强执法检查系统性、针对性、实效性。深入贯彻修改后的监督法和修订后的我省监督条例，更多采取联动执法检查、协同执法检查、委托执法检查等方式；常委会每年有重点组织跟踪检查1至2项，同时委托专门（工作）委员会组织跟踪检查，加大执法检查的力度和频次。认真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和我省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健全审查衔接联动机制，推进县乡（街道）审查工作提质增效，迭代升级省人大备案审查数字化应用，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听取政府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维护国家法治统一。

 

“全方位”推动依法行政。完善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制度，将政府垂直管理部门、派出机构纳入报告范围，实现一届任期内政府组成部门、工作部门主要负责人口头报告依法履职情况全覆盖。规范提升各级人大评议工作， 每年有计划、分重点地选择若干政府部门开展工作评议或针对某方面工作开展专项工作评议，优化评议流程，促进政府相关部门提升依法履职能力和水平。加强对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和我省相关法规实施情况检查，推动解决一批执法领域突出问题。

“机制化”加强监察工作监督和司法监督。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家监委统一部署，稳妥有序推进监察工作监督。健全司法监督工作机制，坚持“小切口”“小快灵”选准议题，综合运用执法检查、专题询问、特定问题调查等方式，加大监督力度，提升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总结推广市县两级人大开展“两官”履职评议实践做法，出台指导性文件，规范评议内容和工作程序，促进法官、检察官依法履职、公正司法。

高水平体系化推进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十五五”时期如何高水平体系化推进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把握“两组关系”。即把握好党的领导与人大履职的关系，把握好民主与法治的关系，明确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原则要求。

突出“三大主体”。充分保障公民民主权利，拓宽公民知情知政渠道，完善群众参与人大协商、立法协商机制，常态化推进代表向原选区选民或原选举单位报告履职情况。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严把代表“入口关”，提高基层一线、“三新组织”从业人员代表比例；坚持和完善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与列席代表座谈等机制，扩大代表进站联系群众的频次，深入开展“双岗建功” 主题活动，探索代表在本行政区域内跨原选举单位开展调研视察，提好办好督好代表议案建议。充分履行人大法定职责，健全公众参与立法意见征求、采纳反馈、论证咨询和重大立法问题协调等工作机制，综合运用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网络调研、第三方评估等形式开展监督，深化基层人大“四主八好”规范化建设。

抓好“四个架构”。构建丰富畅通的平台架构，优化完善代表联络站、基层立法联系点、财经工作基层联系点建设，总结推广参与式预算、代表亮身份、民情直通车等基层创新成果。构建全链条闭环的运行架构，在会议议决、活动

 

实施、代表履职等过程中，健全民情民意收集广泛、分类处理、反馈及时、跟踪问效的工作机制，形成民情民意“收集—处理—反馈—监督”工作闭环。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估架构，让人民群众成为评估主体，重点围绕选民参选率、代表走访选民频率、代表建议反映问题解决率、民生实事项目实施满意率、“两码”使用率等方面制定评估指标体系，探索形成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年度评估报告。

强化“两项创新”。加强理论研究创新，深化前瞻性、应用性研究，讲清楚全过程人民民主规律特点和优势功效，特别是聚焦人大运行效能、群众参与质量等重点领域的难点堵点问题，组织研究攻关。加强法规制度创新，加快制定人民建议征集工作、代表联络站规范化数字化、企业工资集体协商等法规， 依法保障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强化对村委会组织法、居委会组织法、劳动法、工会法及我省相关实施办法、企业民主管理条例等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适时启动修法程序。

同时，要健全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机制，主要包括党委领导、人大落实工作机制，与其他民主平台贯通机制，以及数智赋能机制和宣传机制等。

创新拓展人大履职的深度和广度

未来五年，如何创造性做好立法、监督、决定等各项工作，全面提升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

“一盘棋”提升立法质量和效率。完善立法工作格局，进一步明确细化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任务要求。省委和设区的市党委坚持每届召开一次立法工作会议、出台立法工作意见等做法，进一步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善人大主导的“1+X”立法工作制度体系，推进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法规草案常态化，健全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挂钩联系法规项目制度。政府及其部门要加大法规草案起草和调研论证力度，提请的法规草案应当经过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审议。

“全链条”增强监督刚性和实效。严格落实“六化两提升”监督全流程工作机制，确保每项监督议题形成闭环机制、取得实效。立足依靠党委领导推动， 建立健全向同级党委专题汇报监督中发现重大问题制度。立足增强监督时效， 建立健全调研检查中发现问题即时交办、整改销账机制。立足形成监督合力， 全面推行人大监督与纪检监察、行政、司法、舆论等监督贯通协调，更好发挥人大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优势。

 

“常态化”做实讨论决定工作。各级人大要因地制宜、因时应变完善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或办法，对重大事项范围作出进一步界定。“一府一委两院” 要建立提交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清单制度。健全党委、人大、政府定期沟通协调机制。完善人大常委会年度决定工作计划制定和实施机制，专门委员会要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主动提出重大事项决定相关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急需、人民群众高度关注或突发性公共事件，立法时机尚未成熟的，可应时作出决议决定予以回应，发挥决定权行使的“短平快”优势。

“品牌化”推动基层创新实践。引导各地在全面提升人大工作质量水平的基础上，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工作品牌；设区的市要加强统筹指导，及时总结提炼本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好做法好经验，形成品牌的集束效应；省人大要加大总结宣传推广力度，及时将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升为制度规范，为基层创新实践提供法规政策保障。坚持人大集体行使职权和个体履职主动性相结合，在全省范围内建立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人大常委会会议召开期间代表、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意见建议及时答复机制，确保更好为民履职、发挥作用。

以“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履职工作保障

“四个机关”既是人大及其常委会加强自身建设的目标方向，也是依法履职、做好工作的明确要求。在这方面如何着力？

着力推进党建统领全域覆盖。发挥人大常委会党组建设引领作用，纵深推进机关党组、专（工）委分党组以及机关党委、各支部建设。健全常委会党组每年听取机关党组和专（工）委分党组工作情况汇报制度，压紧压实党建责任体系和工作链条。巩固拓展主题教育、党纪学习教育和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深化打造清廉机关模范机关。

着力推进结构优化配齐配强。以换届选举为契机，进一步优化人大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年龄、专业和知识结构。落实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至少三分之一能在换届时连任，担任人大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般能干满一届” 的规定，确保人大工作的连续性稳定性。重视解决市县两级人大常委会和乡镇人大（人大街道工委）力量不足、专职不专等问题。落实中发〔2021〕39号文件要求，适当增加人大机关编制，配强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工作力量。

着力推进制度集成执行有力。总结提升立法“1+X”、监督“六化两提升”、代表“四建设两提高”、基层人大“四主八好”、全过程人民民主“2342”实践路径、决定工作“464”体系等制度机制。探索建立监督领域论证、听证、评

 

估等制度。加强专门委员会制度建设。加强制度执行和督促落实，适时开展制度清理规范，确保各项制度用起来、活起来。

着力推进数智赋能高效协同。建成覆盖各相关领域特色业务专题数据库， 推动实现与政务、司法等各类应用场景数据互联互通，在覆盖面、使用率、活跃度上再突破。加快开发和应用人大AI智能助手和数据智能分析平台，让人工智能成为赋能人大工作的新引擎。

着力推进干事创业队伍过硬。大力弘扬“六干”作风，加强人大干部能力建设，完善干部“选育管用”全链条机制，强化实干实绩鲜明导向，健全担当作为激励机制，引导人大干部树立争先意识、前列意识，营造昂扬向上、奋勇拼搏的浓厚氛围。

 

“苏超”：推进城市文化建设的一记“好球”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联合调研组

（2025年11月16日）

 

11月1日晚，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比过年还热闹，2025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以下简称“苏超”）决赛在这里举行，在现场62329名球迷的见证下，泰州队战胜南通队夺得冠军。从不温不火到一票难求、从球迷自嗨到城市狂欢、从业余赛事到文化IP，今年5月以来“苏超”火爆出圈，成为全国关注的赛事话题、全网热议的传播现象、全民参与的文化盛事。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的本质和基石在于文化，文化兴盛是城市发展的重要目标和追求。没有城市文化的繁荣兴盛，就不可能有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更不可能形成强大的城市竞争力和影响力。“苏超”以赛事为媒、文化为核，通过一只足球转动一座城市、一场赛事绽放文明风貌，为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推进城市文化建设，涵育市民文明素养，增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力量，进行了有益探索。

“苏超”如何进一步激活城市文化？

城市文化建设，离不开市民广泛参与和群众实践。体育运动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承载和传播文化价值，是城市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江苏，城市因“苏超”而沸腾。据统计，“苏超”176天、85场比赛，场均现场观赛人数2.86 万人，累计吸引超243万人现场观赛，抖音、微博等平台“苏超”相关话题累计点击量达1041亿次。“苏超”以全新的理念和实践，在城市文化建设中掀起了一股“足球旋风”。

搭建了城市文化建设崭新平台。大型群众性体育赛事不仅是竞技的舞台， 也是文化交流的舞台，更是主办城市展示城市实力、自然景观、人文历史的窗口。“苏超”开赛以来，极大浓厚了全民足球氛围，球场上65%的球员是来自各行各业、多个年龄段的足球爱好者；看台上不仅有年轻观众，还有几岁的幼儿、七八十岁的老人，80%的观众是不懂“越位”为何物的新晋球迷。广大群众跟着赛程看“苏超”，茶余饭后谈“苏超”，为运动员的拼搏精神鼓与呼，为城市荣誉而呐喊，精神状态、精神面貌更加昂扬向上。主流媒体通过图文报道、VR 直播、无人机航拍等手段高频呈现赛事进程，同步展示城市的文化地标、民俗活动、非遗技艺等资源，形成“赛事+文化”的叠加传播效应。大众体育赛事为

 

推进城市文化建设提供了新思路、新渠道、新抓手，赛事举办期间的社会关注度、市民的体育热情、围绕赛事创作的文艺作品，以及体育盛会对市民精气神的提升等，都极大促进城市文化建设。

点燃了城市文化建设强劲动能。体育赛事是提升城市文化知名度与美誉度的优质文化沟通载体，对文旅消费具有很强的撬动作用。体育赛事的成功举办及配套的文化活动能够吸引各地大量游客，加速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带动文化消费场景创新，形成“赛事场馆—文化街区—旅游景区”的联动发展格局。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负责同志介绍说：“‘苏超’把日益增长的赛事流量转化为范围更大的消费增量，其流量转化的背后就是文旅体商的深度融合。”短短几个月时间，江苏以赛事为纽带，完善“赛事引流—文旅变现—发展升级”机制， 先后推出5大类50多条跨区域主题旅游线路产品，配套举办2800余项特色活动。全省充分用好“一张票根”的长尾效应，以“小票根”串起“大文旅”，推出景区首道门票免费等优惠措施1800多项和便民服务近500项，全方位打造“看球

+出游”、“看球+美食”等多重沉浸式体验，让球赛“曲终人不散”。据统计， “苏超”期间全省纳入监测的文旅场所共接待游客5.18亿人次，游客消费总额达2279.81亿元。“苏超”把特色文旅活动融入赛场内外，让文旅消费持续欣欣向荣，城市文化建设更具澎湃活力。

丰富了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体育在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大型群众性体育赛事营造了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的公共文化空间，聚合了大量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活动， 让众多参与者不仅收获竞技的乐趣，更感受到城市的温暖与文化的魅力，感受到阳光、健康、激情、活力，有效释放社会情绪压力。作为有别于职业赛事的群众性足球联赛，“苏超”将竞技体育的精彩角逐升华为城市文化的生动表达， 营造的是“快乐足球”氛围，呈现的是“百姓节日”盛况。比如，苏州赛区在开场环节安排“江南四大才子”创意表演，连云港赛区以海鲜美食、西游文化、智能互动工具、文旅体商联动机制等将体育与地域特色无缝融合，扬州赛区设置“非遗市集”，等等。整个赛季，“苏超”上演了一幕幕“造梗”、“玩梗”、“斗诗”、“斗歌”的场景。许多网友表示，“苏超”几乎承包了这个夏天所有的快乐。扬州市体育局一位同志对此深有感触：“赛事期间，大屏喊话、K歌斗诗，让更多民众变身为互动内容的共创者，在体育精神与娱乐精神的双重带动下，城市活力显著提升。”“苏超”观照人们的精神需要、文化需求和情感

 

体验，在共情共鸣、带来快乐的同时赋予人们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成为群众参与其中、乐在其中的文化盛宴。

“苏超”在哪些方面创新城市文化？

城市文化是城市现代化的根基，也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提升城市现代化水平，需要在继承和发展历史文化的基础上，促进城市文化不断推陈出新， 提升城市文化内涵。“苏超”创新城市文化表达，将体育运动变身为城市文化建设的鲜活载体，城市荣耀升华为对城市精神的广泛认同，澎湃“流量”转化为推进城市文化建设的宝贵“留量”，在体育叙事与城市叙事的交融中重构江苏城市文化软实力的生成逻辑与表达形态，持续壮大主流价值的影响力，培育与时偕行的文明风尚。

塑造城市精神。城市精神厚植于历史演进的文化积淀，融通于城市发展的时代要求，形塑于烟火升腾的百姓生活，对内能够凝聚城市人心，对外可以树立城市形象。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体育运动对人们精神面貌的重要作用，早在福建工作时就深刻阐明，体育工作“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凝聚民族精神奋发向上的事业”。“苏超”作为顶流赛事、文化盛事，展现出热爱生活、勇敢追梦，团结友爱、守望相助，顽强拼搏、百折不挠的精神。许多网友说，在“苏超”赛场上，没有躺平，唯有真刀真枪的拼搏；没有懈怠，只有你追我赶的拼抢。这种精神，以一场场赛事、一次次文化传播，深度融入城市精神肌理，塑造了积极向上的城市精神内核，实现文化软实力从“形态建设” 到“内涵提升”的全面进步。对一座城市来讲，可见的是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 可感的是精神的拔节生长，需要提炼具有引领力、感召力、传播力的精神标识， 用城市精神塑造城市鲜明形象、打造城市特色品牌，以精神高度彰显文化力量， 以精神刻度标注美好生活，在高质量发展中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增进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回答的是个人或群体如何从文化身份上界定自身、标识自我，是对自身能否归属于某个文化集体的认知判断、情感联结、价值认可。同时，文化认同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不同群体的文化认同体现方式是不一样的。体育赛事是强化城市文化认同与凝聚力的重要纽带，在其举办过程中，城市文化特色通过多元载体深度呈现，激发市民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形成文化向心力的聚合效应，人们通过增进地域城市文化认同进而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苏超”为城市文化提供沉浸式展示场域， 历史文脉、非遗文化、民俗风情等元素通过队徽、球衣设计以及赛事口号、中

 

场表演、配套活动等得到立体呈现，既保留了城市特色，又通过赛事实现文化展示展演，强化了文化认同的集体记忆。同时，赛事成功举办所带来的城市荣誉感，有效激发市民的文化自豪感与归属感。在“散是满天星，聚是一团火” 的足球竞技和文化氛围中，江苏“十三太保”经历了一次由文化符号与城市形象重新编码所带来的认同嬗变，实现了“文化展示—情感共鸣—实践参与”的良性互动，进一步筑牢了城市文化凝聚力的根基。

涵养文明新风。城市是文明的“容器”、道德的“熔炉”。城市文明既体现为城市外在的颜值与形象，也彰显出城市内在的气质与风骨。2025年7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着力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提高市民文明素质”。“苏超”是城市文明的实践场，从球员到球迷、场内到场外、线上到线下，合演一场全民共振的“文明接力赛”，不仅有“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也有“比赛第一，文明并列第一”。场均几万名观众按票入座、礼貌观赛、有序助威、丝滑散场，离场时带走垃圾、分类投放，实现“无论输或赢， 人走场干净”的“无痕观赛”，主客队球员相互关爱、球迷相互加油，展示向上向善、开放包容的时代风貌。任何时候，城市文明都不只在于摩天大楼的高度，更在于市民日常生活的温度。一言一行皆风景，一举一动见文明。城市文明建设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融入日常、践于平常，让人民群众成为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的主体，着力形成与现代化相匹配的文明规范、文明秩序、文明伦理、文明形象，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文明力量。

激发文化创造。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动力源和增长极作用， 是各类要素高效流通的关键枢纽，也是最具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沃土。看一座城市的文化建设，关键是看创新创造的活跃度，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推动城市文化繁荣的必然要求。“苏超”为文化创意提供广阔舞台，从创新竞赛组织、商业合作、文旅融合与志愿服务，到积极运用数字化技术，开发更多契合观众需求与赛事情绪的产品，将单纯的“观看比赛”升级为全方位的“参与赛事”， 构建了一个有温度、高黏性的品牌生态，实现从现象级“爆款”到“经典IP” 的跨越，演绎出一城一故事、一城一精神的文化景观。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需要立足新时代伟大实践、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以系统思维催生文化供给的新群体、新组织、新模式，以互联网思维推动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同向同行，让一切创新创造源泉充分涌流，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苏超”对城市文化建设有什么启示？

新时代以来，我国城市文化建设成就显著，同时也面临诸多新情况新问题， 比如，一些城市重硬件、轻软件，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场馆，但缺乏优质文化内容和有效组织，导致文化空间和文化服务供给不足，文化成为城市活动的“悬浮物”；一些城市文化认同度、公众参与度不足，群众成为文化活动的“旁观者”；等等。2025年7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赓续、治理增效”。落实“ ”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要求，建设人民满意的城市，文化发挥着重要作用。苏超的火爆出圈及其引发的诸多文化现象、产生的跨界连锁效应，为推进新时代城市文化建设提供了深刻启示。

城市文化建设要适应新的时代特征，满足群众新的文化需求。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还要追求“幸福指数”；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新时代城市文化建设关键要提升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呈现新特征新要求，人民对于优美人文环境、优质文化服务、优质文化活动的期待更为迫切，日益呈现多样化、多层次、个性化的特点。“苏超”的成功，就在于顺应新时代群众对健康生活、多元文化、参与体验的新需求，敏锐地捕捉到了人们对文化认同、社会交往、情绪价值的强烈渴望，将传统体育项目与现代传播手段、时尚元素、休闲生活方式相结合， 提供的文化产品更加符合当代审美、契合群众需要。深入推进新时代城市文化建设，要坚持需求导向，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深入挖掘地方历史文化、地域特色资源，适应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打造具有独特魅力、能与人民群众产生“灵魂链接”的城市文化产品，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城市文化建设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激发群众参与热情。城市是居民生活共同体，居民是城市文化活动的主体。广大居民以各自的智慧和能力，在各自的工作和生活中不断创造出新的城市文化成果，体现城市生活的各种观念和感受。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应当更加注重以人为本，让人民群众共建共享。“苏超”被誉为“人民的足球”，倡导“全民参与+城市荣誉”，没有鲜亮的明星代言，没有巨额的出场费和广告赞助，没有高昂的票价门槛，把参与其中的经济

 

成本、时间成本、情绪成本都降到了普通群众完全能接受的程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深入推进新时代城市文化建设，关键要坚持着眼于人、落脚于人，让群众自己“点菜”、自己“下厨”、自己“品尝”，把群众的文化智慧激发出来、文化潜能释放出来，让城市文化在人民群众更积极的文化参与、更主动的文化创造中生根发芽、永葆生机。

城市文化建设要与经济社会发展互促共赢，实现双向奔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既是重要目的，也是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从一些发达地区的发展实践看，现代化程度越高， 文化发展要求就越高，文化对发展的贡献度也越高。“苏超”是江苏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2024年江苏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3万亿元，各地市发展相对均衡，基础设施完善，社会治理有效。正是基于这种现实条件，“苏超” 得以成功举办，同时为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注入新动能。特别是持续把文化作为一种复合型创新要素融入经济活动，既有13座城市“各美其美”的文化张扬，也有“美美与共”的经济互荣；既有对人文禀赋的坚守，也有对现代经济的拥抱，诠释了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双向奔赴，堪称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生动样板。深入推进新时代城市文化建设，要统筹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将文化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在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同时，更好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让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城市文化建设要形成合力，实现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共建。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有更加自觉的文化建设，还要有更高效能的文化治理。新时代城市文化建设必须强化系统观念，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调动各方面资源和力量，注重综合施策，绵绵用力、久久为功。“苏超”将政府引导、市场发力、社会参与高效协同，政府积极做好顶层设计、政策支持、平台搭建和秩序维护， 媒体、企业等通过直播、文创、传播等方式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俱乐部、社区志愿者团队等积极做好公共服务，打出一套“组合拳”，汇聚起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序社会的强大合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城市文化建设，需要进一步创新制度机制、拓展渠道载体，更好把各方面活力激发出来、把各方面力量拧成一股绳，全面提升文化领域治理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

2025年“苏超”已经落幕，然而终场哨响并不意味着赛事的结束。“江苏

 

13市，友谊1314” ，那些奔跑的身影、震天的呐喊、飞扬的激情，深深刻进每个人的记忆。这一深受群众喜爱的赛事早已超出了单纯的体育范畴，展现了有

力量的群众参与、有味道的文化互动、有温度的城市认同，成为一记推进城市文化建设的“好球”。

 

余村调查

浙江省委党校联合调研组

（2025年11月1日）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来到湖州市安吉县余村考察，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为余村发展指明了方向。20年来，余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发展之路，成为全国文明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国家4A级景区以及首批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近期，调研组深入余村蹲点调研两个多月，与县镇村三级党政干部、经营户、入乡青年等访谈交流，实地走访全村280余户村民家庭，了解余村发展路径、探寻余村成功密码。

一、余村之变

余村三面环山，村域面积4.86平方公里，拥有耕地约580亩、竹林约5200亩。余村移民占比较高，全村当前1100多名常住人口，姓氏多达114个，多元的人口结构塑造了村民开放包容的性格和敢闯敢试的创新精神。2005年时的余村，正处于从矿山经济转型的阵痛中，集体经济收入从20世纪90年代高峰时近300万元滑落至2004年的20余万元，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当年习近平同志亲临考察后， 余村坚定走产业转型发展新路，20年来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发生了精彩蝶变。

生态环境从污染矿区转变为远近闻名的风景区。20年前的余村，矿山连年开采蚕食着竹海，水泥厂排出的浓烟弥漫着整个村庄。村党支部原书记鲍新民回忆道：“那时在外面走上一圈，脸上、身上都是灰。污水流到土地里，庄稼都种不起来。”20年后的余村已成为一个热门景区，整个村庄满目苍翠，呈现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目前余村饮用水、地表水水质达标率保持100%，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约360天，森林植被覆盖率达90%以上，平均每天有3300多名游客，高峰时超万人。村民周洪法表示，山林保护好了，野生动物慢慢多了起来，白鹭、黑水鸡都回来了。

主导产业从较为单一的矿山经济转变为农文商旅的多元经济融合。余村过去产业以矿山、水泥厂为主，结构单一，缺乏后劲。如今，民宿、主题咖啡、音乐酒吧、生态农场等新业态蓬勃发展，形成了融现代农业、文化创意、旅游

 

康养于一体的新型乡村生态经济。2024年余村共接待游客12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约6000万元，其中村民农家乐、民宿、漂流、农场、研学等收入约4500万元。一家民宿的主人葛元德曾经在矿山搬运石头，如今爱上了石雕，在家里同时经营石雕工艺品，“以前在矿山比的是力气，现在比的是创意”。同时，游客结构也正悄然变化。叶家烧饼的叶杭告诉调研组：“以前是党政团、老年团多， 现在散客多了起来，包括外国朋友。他们逗留的时间更长，消费也更多。”

百姓生活从外出务工谋生转变为就近安居创业致富。余村集体经济收入从2005年的几十万元增长至2024年的2205万元，村民人均收入从不足万元跃升至

7.4万元。公共设施全面升级，家家户户用上了管道天然气，93%的家庭住进独门独院的“乡村别院”，住房翻新比例超过54%，村里组建了舞龙队、腰鼓队、地掷球队等群众性文体队伍。随着村庄环境改善和创业机会增多，一些曾外出打拼的村民陆续返乡创业。胡青法就是其中之一，他曾到宁波做生意，2016年回乡将自家房屋改造成“青之恋舍”民宿，民宿拥有7间客房，加上销售舅舅家的安吉白茶，年收入可达50万元左右。他妻子随后在村里开起全村第一家咖啡店，孩子也回到安吉上学，一家人其乐融融。胡青法感慨：“家乡有活干，谁愿意外出奔波？况且家里还有老人需要照顾。”

发展特征从相对封闭的自主开发转变为开放共享的协同共富。20多年前， 余村约80%的劳动力集中在矿山和水泥厂，土地、人才等发展要素基本依靠内部循环。当时村干部曾总结：“村里没有暴发户，也没有困难户。”然而，这种建立在资源消耗基础上的均衡，终究是脆弱和不可持续的，相关部门指出这是“低水平的共同富裕”，并勉励余村干部要“带头致富、带领致富”。如今， 余村正探索更高水平的共同富裕路径。对内推行专业化运营，将景区整体委托给国有专业公司，实现生态资源价值最大化和村民利益共享。对外进行片区化联动，联合周边村庄共建共享基础设施、共谋产业发展，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区域共富新格局。

二、变的密码

余村用20年时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变革，调研组分析发现，这场变革本质上是一场观念转变、利益共享、机制建立的系统性重塑。

（一）从观念转变开始破题

告别赖以致富的矿山，对余村村民而言是一场涉及利益调整的思想挣扎。对矿山资源的不可再生性，村民们早已有朴素认识。而环境恶化与安全事故频

 

发，更促使他们反思矿山经济的可持续性。当年矿山上先后有6位工人不幸遇难， 数十人受伤。但“关停矿山等于断了财路”，村民即便有转型意识，也难以达成共识。

2002年，习近平同志刚到浙江工作就高度重视环保工作，不久提出“八八战略”，其中就包括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2003年，习近平同志亲自部署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余村成为天荒坪镇第一家示范村， 并参加安吉县的“双十村示范、双百村整治”工程。2003年夏天的一个早上， 经村党支部提议，余村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关停水泥厂和矿山，村民代表争论十分激烈，最终以微弱多数通过决议。2005年3月底，余村关停了全部矿山， 迈出了向生态经济转型的关键一步。

然而出路在哪里？生态旅游究竟怎么干？能不能成功？余村人依然心里没底。在众人彷徨之际，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2005年8月15日到余村考察， 充分肯定了村民下决心停掉矿山是“高明之举”，并深刻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过去讲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实际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番话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困惑中的余村人前进方向，让他们“从此定了心”。

余村转型之路并非坦途。关闭矿山后，一些村民外出发展，更多的村民则利用本地竹林资源生产竹筷子、竹凉席、竹牙签等产品，鼎盛时全村有48家小微企业和小作坊。但竹筷子等产品利润不高，村里第一家开办筷子厂的赵水根说，一双筷子只挣1厘4毫到1厘6毫，只能靠走量，而且竹子拉丝产生粉尘、噪声污染。“浸泡双氧水的工人的头发和手臂毛都被熏黄了，连运筷子的司机也不敢跑了。”赵水根于是将自己家的房子改造成了民宿，加入了发展旅游产业的行列。

关闭矿山后发展旅游取得成功的案例，进一步激发了全村的发展信心。随着浙江“千万工程”的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持续深化，环境不断改善，游客也逐渐多了起来。2006年，村民潘春林果断投入近60万元升级农家乐，当时村民并不看好他的农家乐，很多人认为他这个钱是砸冷水洞了。但潘春林的农家乐客人越来越多，随后他又创办旅行社和文化公司，事业越做越大。当村民们看到潘春林年入十几万元，真切感受到生态经济的潜力与魅力，又逢县里大力鼓励，都纷纷投身民宿、农家乐产业。此后，余村将旧厂房全部拆除，通过“三改一拆”、“五水共治”清理了大量违章建筑，并进行复耕复绿。村庄漂亮了

 

如何变钱？余村随即开始创建打造开放式景区，让老百姓家家户户开农家乐能挣钱。

2015年余村计划申报国家3A景区，游客开始爆发性增长，这使全体村民们走绿色发展之路的信念更加坚定。

（二）把利益共享作为发展之本

余村转型发展的成功，还得益于构建了一个公平、可持续、全民共享的利益分配体系。在村内资源利益分配方面，余村创新推出“基础共享+品牌增值”， 推动资源从单一利用向价值倍增跃升。在对外资源共享方面，余村实行片区组团发展，在联动发展中不断推进共同富裕。

对于村集体有形资源资产，余村实行“两入股三收益”。“两入股”即资源、资产入股，村民将耕地、竹林等资源流转至村集体，村集体与村民以房屋、停车场等资产入股生态经济项目；“三收益”指村民由此获得股金、租金与薪金三重收入。比如，在“瀑布咖啡”等项目中可获得保底收益与利润分红，通过资产租赁获得租金，在景区等场所就业获得工资性收入。这些资源经村集体整合后，被二次流转至余村集团及安吉县“两山合作社”，确保村民持续分享“绿色效益”：耕地根据不同用途按每亩1200斤或800斤稻谷的市场价年结流转金；竹林按每吨毛竹400元至600元的标准两年一结；碳汇项目则为每位村民带来年均700元分红。全村参加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有225人，占参保总人数的57.1%。村党支部原书记潘文革回望余村发展经过不无感慨，经济发展了，婆媳关系、兄弟关系都好了，村民矛盾大幅减少，家庭焕发出新气象，乡村洋溢着好风尚。

对于村集体无形资产，余村积极探索品牌增值路径。余村通过品牌运营、资源入股等方式实现多元价值转化。以“共富超市”一号店为例，该店依托余村每年120多万人次的客流，采用“品牌授权+利润分成”方式，稳定获取品牌使用费和利润分红，其中品牌使用费每年达25万元。这一成功经验迅速向林下经济、生态研学等领域延伸。正如余村现任党支部书记汪玉成所言：“我们在努力让‘余村’这个品牌，产生实实在在的效益。”

余村良好的生态环境正转化为丰厚的发展红利。通过自主经营民宿、农家乐等业态，村民共享了这份生态价值，创业活力得到充分释放。目前，余村已发展35家民宿农家乐，2024年全村民宿农家乐接待游客逾15万人次，实现营业总收入2900余万元。

 

余村面积仅4.86平方公里，发展空间有限。为满足每年120多万游客的多样需求，余村积极探索片区组团发展机制，联合周边23个行政村实行统一规划、整体开发，共同打造“大余村”片区。余村村委委员唐继龙向调研组反映：“2020年以来，余村有好几个项目因为用地局限问题没法落地。比如，有个规划用地100来亩的康养项目，因为土地审批不下来就放弃了。”而片区组团发展有效破解了这类资源瓶颈，“云上天路”便是一个成功范例，该索道将“云上草原” 和“余村”两大年游客量超百万的核心景区相连，使通行时间从1小时缩短至25 分钟，促进了两大景区游客双向导流。

（三）把建立长效机制作为发展之基

20年来，余村逐步建立起一套长效运行机制，把生态保护、产业发展、青年入乡和村庄治理都纳入各项工作中，让绿色发展真正落到实处。

生态优势是余村最大的优势，余村坚持生态立村，不断完善生态保护机制。制订《中国美丽乡村建设余村方案》、《余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示范区村庄规划》等科学规划，为村庄划定生态保护“硬边界”。余村依托“千万工程”，借助“全国美丽宜居示范村”等评审活动，不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当过两届村妇女主任的张文学告诉调研组：“那时开始搞‘小康示范村’，村里引导村民在公共场所把垃圾统一放进垃圾桶，生态环境实现很大转变。”

产业是村庄发展的根基，余村坚持产业兴村，建立绿色产业招引机制。引进云梯科技、“邻汇吧”、“小象出行”等绿色科技企业，这些企业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动百姓就业增收。此外，通过场地补贴等机制吸引“全球合伙人”，已有28个文创、研学类项目落地，2024年实现营收2000余万元。其中，安吉文益社旅游服务有限公司开设了“青年在村生活”灵感便利店及“兜内”咖啡店，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主理人李然表示，“我们将余村当成窗口，把品牌推广到全国各地”。从营收数据到来访游客，调研组切身感受到余村绿色发展的脉动活力。

青年是乡村产业发展的生力军，安吉县把招引青年作为重点工作，不断优化青年入乡创新创业机制。安吉县建立青年集聚创业体系，为青年提供“来安有岗、就业有助、工作有伴、共有住房”的一站式暖心服务。近3年，安吉县已与110多所高校建立合作，落地900多个青创项目，累计招引4.9万名青年。余村是安吉县集聚创业体系建设的生动样板，其核心项目“青来集”作为全国首个乡村青年人才社区，已吸引1200多名青年常态化入驻、创业就业。被“青来集”

 

吸引来的卓力力在附近开设了OKKA乡野骑行社，有的周末能吸引200多名城市骑友。

有效的社会治理机制是村庄发展的保障。余村通过党建引领，把民主、法治、德治和智慧治理结合起来。村民阮明星对调研组说：“村庄要发展，党支部和书记很关键很要紧。”余村发挥党组织核心引领作用，推行“三步骤”工作法，即村“两委”以民主恳谈会的形式，征求村民小组代表的意见；村“两委”根据代表意见，研究提出解决方案；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解决方案并负责落实。此外，余村注重以文化人、以德润心，同时强化数字赋能，建成全省首个村级社会治理综合指挥室。

三、变的启示

2020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这里，看到余村的变化，他十分欣慰地说：“余村现在取得的成绩证明，绿色发展的路子是正确的，路子选对了就要坚持走下去。”余村20年来的成功实践，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伟力，也为我国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宝贵经验启示。

生态环境是宝贵的资源财富，需不断拓宽生态价值转化通道。“最重要的是环境变好了”，一句朴实而真切的话语道出了村民对生态变迁的切身感受。余村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把田园变公园、把村庄变景区，催生出民宿、农家乐、生态农场等多元旅游业态，并带动林下经济、生态研学等绿色产业协同发展，使绿水青山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效益。余村的实践证明，绿水青山不再只是沉睡的自然景观，而是能支撑就业、带动增收、吸引投资的“幸福资本”。同时，进一步提升生态经济的普惠性，促进发展成果更加公平地共享，是未来推动绿色共富的着力点。

村庄规划是乡村发展的重要引领，需统筹布局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科学的规划能够引导村庄产业发展，实现土地等要素的集约利用，同步实现人居环境优化。余村在坚持规划总体方向的同时，注重结合发展阶段与产业趋势进行动态优化。2003年“千万工程”启动后，余村即规划了生态旅游区、生态工业区和生态居住区。2017年，余村将规划升级为“三区一环”，即生态旅游区、美丽宜居区、田园观光区和一条环村旅游线路，形成了整体协调的旅游景区村。余村的发展充分证明，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坚持规划先行，同时还要通过强有力的监督机制，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切实把规划成果转化为发展实效。

产业兴村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支撑，需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名气大，

 

还要有活干”，村民们一句话反映了大家对工作和收入的关切。余村始终以产业为根基，通过培育文旅、创意等新业态，把颜值变产值、把流量变产量。同时，着力打造“余村”区域公共品牌，推动品牌化运营，使之成为推动产业升级、壮大集体经济的重要引擎。调研中我们深切感受到，乡村全面振兴，产业振兴是首要任务，各地应结合自身禀赋因地制宜发展产业，把握好开发与保护的辩证关系，做到取之有度、用之有节。

协同联动是拓展村庄空间的有效路径，需推动“重点村+周边村”片区化发展。单个村庄的土地、空间等要素有限，但地理相邻的村庄在资源、文化等方面具有天然的相似性与互补性。实行片区化发展，能发挥重点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强化“县城—中心镇—重点村”发展轴功能，促进资源整合与利益共享。例如，“大余村”片区就成功放大了余村的品牌价值，使生态红利更具共享性与普惠性。在调研中我们深切感到，乡村全面振兴可依据地域特色划分片区， 促进村庄间协同发展。同时，要探索建立多元化利益分配模式，切实激发各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力，实现片区从“物理联合”迈向“化学融合”。

创新创业是激发乡村活力的重要源泉，需不断优化青年成长发展环境。“我们留住了‘绿’，也迎来了‘青’。”这是一句让调研组耳目一新的话。余村通过实施“全球合伙人”计划，实现了青年与乡村双向奔赴、彼此成就。青年入乡不仅给余村带来新理念、新技术，他们的生活需求也有效激活了农村闲置资源，衍生出咖啡馆、骑行俱乐部等多元生活场景和消费业态。乡村全面振兴离不开创业创新，离不开人才的振兴。面向未来，应着力完善青年创业扶持政策，构建创业成长生态，打造品质文化生活圈，让青年工作有舞台、生活有期待，从而持续为乡村发展注入强劲活力。

 

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面临的突出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为例

中共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委党校 缪文静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以及社会各界的重视。学习运用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

一、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时代内涵与重大意义

基层治理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主要在农村乡镇、村和城市街道、社区层面，各类社会主体共同开展，服务基层大众、协调基层社会关系、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维护基层社会稳定的制度及其实践运作的总称[1]。

（一）基层治理是党长期执政的坚实力量支撑

我国有4万多个乡镇、街道、60万多个城乡社区①，14亿中国公民大多生活在基层，他们的烦心事、揪心事，各种诉求只有基层党组织能第一时间感知， 基层党组织和干部只有花大力气、与时俱进地把社区、乡村、各类人群组织起来、凝聚起来，共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给党的工作提供坚实可靠的力量增强党执政的底气。

（二）基层治理是“人民至上”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的发展不仅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还是社会发展的力量来源[2]。中国式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巨大的人口规模以及人民多样化的需求，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拓展社会发展新局面，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地方各级政府通过民意诉求、意见汇总、党政决策、基层施策、社会监督、人民评价这一民主流程，着力解决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难题， 这一创新治理模式充分彰显出众人的事情众人办、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真谛，体现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

二、基层治理现代化面临的突出问题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社会转型面临着一系列的变革，一些隐藏于基层治理中的问题和矛盾正在不断地显现，尤其是我们受限于固有的认知和惯性思维，在基层治理中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治理理念滞后、治理手段不足、治理资源缺乏等一系列突出瓶颈。

 

（一）公共服务资源分配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

目前公共资源分配方面还存在短板。一是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城乡现代化建设进程的规划中，一些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滞后， 致使公共资源服务不到位，不能及时全面满足人民群众的多元化需求。二是特殊群体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覆盖率较低。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大量的优质资源集聚到城市，相当部分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农村地区各类资源紧缺。三是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经济欠发达地区对公共服务投入有限，导致公共服务质量不高、群众满意度较低，不足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多样化需求。

（二）公共管理权责分配不均，缺乏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深入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要求各地政府不断转变职能，将管理方式由政府包揽向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社会治理体系转变，尽力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协同、居民自治治理新模式[3]。然而，在基层治理现代化实践过程中，仍然存在党的基层组织弱化、边缘化的现象，一些政府的划地管理和垂直管理，使基层治理权责不清、上下联动不足、信息服务不畅通，居民的诉求意愿不能及时得到传递，社会组织协同治理和居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不高，导致基层治理缺乏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三）公众参与基层治理机制不完善，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十四五”规划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4]。目前公众参与基层治理的基本制度、机制、意愿以及能力还存在不足。一是居民参与基层治理意愿不强。部分基层单位和干部在处理矛盾纠纷时， 行政化严重，没有厘清政府管理和群众自治关系，干涉过多，致使群众自治权不能得到充分体现，削弱了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二是基层民主协商制度不规范。协商事宜不能具体化，协商过程简单、流于形式，群众的参与度和规范化与民主协商制度要求存在差异，导致协商议题、协商结果无法转化为决策部署，出现“协而无果”现象。三是公众参与协商治理的能力不足。在城镇化进程中，有一部分城乡社区的居民以困难群体、留守老人、流动人口为主，他们缺乏对村组、社区基本情况的了解，缺乏沟通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公众协商议事的效果。

三、以新时代“枫桥经验”赋能庆阳市西峰区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20世纪60年代，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创造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这一创新治理模式受到毛泽东的充分认可， 并要求在全国推广学习[5]5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各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批示精神，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深化“枫桥经验”，推动“枫桥经验” 在城乡社区、不同区域得以继承发展、落地生根。

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中，庆阳市西峰区坚持“聚焦服务抓党建，提升党建强治理”的总体思路，始终站稳人民立场，书写了一个个基层治理的鲜活故事，架起了一座座党群连心桥。

（一）坚持以党建引领为根本驱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层党组织担负着领导社区治理的重要职责，要把党的惠民政策宣传好，把社区居民和单位组织好，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5]51庆阳市西峰区兰州路街道育才路社区党组织经过对社区治理工作的深入思考和精准把握，以“聚焦服务抓党建，提升党建强治理”为主线，促进基层党建与社区治理互促互进，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一是突出组织联建，形成党建合力。社区按照“条块结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驻共建”的原则，由街道党委、社区党组织牵头，把隶属于不同系统、掌握不同资源的区域内党组织联系起来，成立社区“大党委”，定期召开党建联席会议，研究解决文明城市创建、社区治理、物业管理等问题，形成党建共同体。

二是突出党员联管，拓宽社区管理思路。社区对不同身份的党员分类管理， 对辖区内在职党员实行“双管”，对流动党员实行“托管”，对常驻退休党员实行“直管”，通过定期、不定期开展线上线下组织培训，让流动党员、行动不方便的党员参加到社区的主题党日活动中来，增强了社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三是突出活动联办，创立共建共享新模式。社区以党总支为核心，以居委会为主导，以居民为主体，扎实开展共建活动，联合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模式。

（二）坚持以创新治理为突破口

随着城市社会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传统的垂直管理模式已不能完全适应群众多样化需求，要求社区工作部署要有创新思维和创新方式。

 

一是坚持居民自治，使治理过程民主化。社区始终坚持民主协商理念，坚持有事就协商、遇事先协商的原则，组织“敲敲门”志愿服务小分队，上门了解居民需求，联合相关单位在小区楼院召开“楼院会”，共同协商解决辖区内疑难问题，使社区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

二是实施多方共治，使治理主体多元化。社区采取“1+N”多方主体参与的社区协商治理模式，以社区为平台、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居委会为枢纽、社会组织为载体、党员志愿者为骨干，采取街道吹哨，部门报到，组织党员志愿者、区直部门、共建单位等多方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形成齐抓共管、凝心聚力、创建和美社区的强大合力。

三是网格化管理，使治理工作精细化。社区坚持“城区一张网、全员共建网、支部到网格、网格强治理”原则，将辖区划分为6个网格，配备专兼职网格员18名、楼栋长33名，确保社区居民事事有人管、时时有人问、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使社区治理工作更精细、更快捷；服务渠道更畅通、更到位。

（三）坚持以服务人民为落脚点

服务人民、造福人民是基层治理的核心任务。育才路社区紧紧围绕人民需求、回应人民关切，始终把服务居民、造福居民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是注重强化服务意识，当好暖心“小巷总理”。从与共建单位建立“大党委”到创新特色服务品牌，从网格精细化管理到对困难群众、独居老人、社区矫正人员等特殊人群走访，从环境卫生的整洁到对突发事件、安全隐患、矛盾纠纷排查，社区“小巷总理”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爱心温暖民心。

二是注重打造服务品牌，提高居民幸福指数。社区通过走访居民，推出“健康义诊”“寒暑假作业辅导班”“顺顺吧”“家庭教育”“阅读存折”“微心愿”等十大特色服务品牌，架起社区党组织与居民的连心桥，开启社情民意的直通车。

三是注重创新服务载体，提升社区温度。社区按照办公场所最小化，服务功能最大化的理念，拓展社区服务功能场所，设立“暖蜂”驿站，打造“沁心书吧”“静心自习室”“润心乐园”“雅心翰墨轩”“四心”服务功能区，让社区成为居民家门口的精神殿堂和读书爱好者的打卡地。

四、提升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对策研究

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是提升社会治理有效性的基础。基层治理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采取系统

 

思维探索整体性解决方案。

（一）加强党对基层治理全面领导的思想指引

党的领导在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中起着总揽全局的作用，“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仅是我国政治体制所决定，也是基层治理优势的体现。

一是建强基层党组织。基层党组织不仅承担着发展地方经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任，而且要统筹和协调各方资源，回应群众需求、解决基层难题。江苏、华西等一些名村持续快速发展，长期繁荣和谐，靠的就是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和一批吴仁宝式的好书记。而一些乡村长期以来经济落后、管理混乱、干群关系紧张，甚至发生群体性事件，大都与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领导核心作用发挥不合格有直接关系。

二是突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党的基层组织主要工作就是进行社会动员， 把驻区单位、社会组织各方力量凝聚起来，调动各方积极性，发挥各方优势， 增强党建引领下基层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 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基层治理生动局面。

三是继续抓好行业协会商会党建工作。在行业协会商会中强化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将党建工作贯穿其中，明确党组织在行业协会商会治理结构中的权责，完善党建工作管理体制，创新党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有效覆盖。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

人民群众既是基层治理的参与者，也是基层治理的受益者，基层治理取得的成效归根结底体现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上。

一要坚持问需于民，做好群众的“知心人”。基层治理就是要求基层党组织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所需所求，通过多方途径和工作方式，深入一线，全面了解辖区居民的心声，发现群众的诉求，解决群众的实际难题。

二要坚持问计于民，做好群众的“贴心人”。基层治理就是要求党员干部要向人民学习、拜人民为师，甘当小学生，真心倾听群众诉说、虚心请教意见、诚心接受批评，扑下身子在田间地头、在街道小巷获取活知识，学习真本领， 与人民群众一起治理基层。

三要坚持问计于民，做好群众的“暖心人”。基层治理就是要求各级党组织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站稳人民立场，把党的群众路线贯穿于基层治理全部活动，把为人民群众谋福利作为工作重点，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

 

为工作目标。

（三）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发展方向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一要坚持以自治激发治理活力。自治是基层治理的重要源头，充分依靠基层自治、民主协商这套“常态机制”来发挥作用，激发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

二是坚持以法治强基固本。法治是基层治理的刚性力量，各乡镇（街道） 应设立法治机构，加强法治队伍建设，完善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积极宣传法律知识，引导基层广大干部群众正确运用法律知识解决问题、化解矛盾。

三要坚持以德治化风成俗。德治是基层治理的主要支撑，要全面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有效发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作用，使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成为基层治理的名片。

五、结束语

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6]。创新基层治理，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必须补足社会转型后基层服务功能不足这一短板，不断完善社会服务功能， 提升服务水平，解决基层治理现代化面临的多元需求和复杂问题，紧扣我国国情，借鉴先进经验，创新治理模式，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长沙“五小虎”，何以强势崛起？ 长沙提振消费实践对合肥的经验启示

合肥日报联合调研组

（2025年11月14日）

 

消费，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当下，我国不少城市依靠火热的消费，迅速提升知名度和竞争力，轮番上演“逆袭”戏码。

在这场流量之争中，长沙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它不是异军突起，而是长期妥妥地占据“C位”，常常在不紧不慢的节奏中，引领消费潮流。

有人说，长沙没有四季，只有旺季。这句话还有更有趣的具象化表达—— 据不完全统计，每天约百万片臭豆腐被市民游客送入口中；一年消耗的小龙虾相当于“吃掉一座岳麓山”；300多家茶颜悦色门店，高峰时单店一天能卖出奶茶4000多杯。

一座中部城市，何以烧旺了消费这把“火”？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 本期“创新之问”聚焦长沙，试图解锁这座城市的消费密码。

一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长沙五一商圈与解放西路的人流逐渐变得摩肩接踵。网红龙虾馆的等位号突破千个；街头奶茶店依旧排着长龙；杜甫江阁的霓

虹灯下，乐队的歌声与年轻人的欢呼声此起彼伏这不是节假日的特写，只是一个寻常周末的真实写照。

有人的地方才有消费。去年，长沙接待游客2.15亿人次，同比增长10.53%； 今年国庆中秋假期，每天超百万人次走过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爆棚”的人气，在这片土地上点燃了“三把火”。

第一把火是夜间经济。在长沙，日落从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夜经济狂欢的开场。

穿梭“湘”味十足的夜市江湖，从经典小吃到网红美食，每一口都能深深触动味蕾；走进晚间小剧场，在方言热梗中开怀大笑；打卡“超级文和友”， 在亮灯后的杜甫江阁来一组汉服旅拍烟火里的长沙，可谓“夜”态万千。最新数据显示，长沙夜间消费占全天消费额的60%，位居全国前列，带动超过100万人就业，并连续三年入选“中国城市夜经济影响力十强”。

第二把火是新消费品牌。新消费是长沙提振消费的一大亮点，其中最令人耳目一新的莫过于集体“出圈”的新消费品牌。

 

斑驳的霓虹灯、老式理发店、街边录像厅通过复刻上世纪80年代的老长沙街巷，文和友运用“废墟美学”的视觉与空间叙事，成功唤起一代人的怀旧情结，日均翻台率高达8次，年客流量突破千万人次，成为当之无愧的“现象级城市IP”。

除了文和友的市井烟火，还有茶颜悦色的国风美学、安克创新的全球突围、水羊集团的数字化美妆生态、鸣鸣很忙的零食新势力。在不同赛道，长沙新消费“五小虎”都是顶流。

“头部”在前，一众新消费品牌也随之涌现。目前，总数已达143个，分布在餐饮、零售、美妆、休闲娱乐、体育、跨境电商、生活服务、原创设计师品牌等行业领域，“圈粉”无数年轻人。

第三把火是首发经济。从人气手办的第一家门店，到热门IP的第一个展览， 再到时尚潮牌的第一场秀，首发场景已经成为当前消费市场的“流量密码”。

“首发经济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多元、个性化的选择，也促进了商业的创新与升级。”长沙市商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长沙联动首店、首发、首展、首秀共振发展，着力打造首发经济生态圈，燃动消费新引擎。

目前，全市已引进美团小象超市湖南首店等95家高品质首店，万象城DUCKY 艺术展等全国首展吸引客流超200万人次，助推长沙跻身全国首店密度前十城市。

从白昼到夜晚，长沙消费活力满满。点亮夜色的“夜经济”、破圈生长的“新品牌”、引领潮流的“首发经济”，共同构筑起一个全天候、全时段、全业态的消费新生态。

二

长沙消费这把“火”，不是今天才燃起来的。

早在百年前，长沙街上便是“万盏明灯、灿烂炳焕”的热闹景象。时至今日，这份积淀已久的消费生命力更是蓬勃迸发，整座城市升腾着浓郁的烟火气。这背后，是一个“天赋型选手”的持续努力。

眼下，全国各地都将提振消费作为“重头戏”来抓。与多数城市相比，长沙有着独特的资源禀赋。

一是人口基数大、结构优。长沙2024年末常住人口1061.7万人，近十年人口增长300万以上，其中80%都是年轻人，壮大了消费的主力军。

二是长沙人“敢花钱”的特质突出。2024年，长沙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63660元，在较低生活成本的托举下，近七成收入流入了消费领域。

三是传媒力量深度赋能。长沙是媒体艺术之都，有广电湘军、出版湘军等优势资源。长沙新消费研究院产业研究负责人黄偲认为，传媒不仅为城市带来巨大流量，也输送了大量创意人才。当前，消费发展正呈现出“供给”与“需

求”协同发力的新阶段。长沙的消费热虽然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强大的基因属性，但城市的“匠心”才是其在新时代大放异彩的根本原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长沙激活消费的实践，始终贯穿着这一辩证思路。

长沙是历史文化名城，目前5.6平方公里城区保留着大量历史遗存，如何让这些老街区俘获年轻人的芳心，考验城市智慧。

将现代潮流完美嵌入历史建筑，是这座城市推动老街更新的关键一招。太平老街是其中的典范，街边的茶颜悦色天下粮仓概念店，将茶饮新潮与旧时粮栈元素巧妙结合，让人们捧着新茶饮品味旧时光，在时空交错中提升消费趣味。

这种巧思设计，在一条条老街区展露无遗，使得这些原本被时光“抛弃” 的老街，成为这座城市最具人气的消费场景。

有了特色场景，产品谁来提供？在多元需求牵引下，长沙在培育本土新消费品牌上不断探索，构建了全链条服务体系。

长沙在全国首创“1+3”新消费产业服务模式，即搭建1个新消费产业服务平台，打造1个新消费产业研究院、设立1支新消费产业基金、成立1个新消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围绕产业研究、企业服务、资本加持等方面形成服务闭环。

夏日奶茶，冬日火锅。奶茶、火锅门店往往员工流动性高，市场上缺乏专门的招聘平台。为此，长沙成立新消费零工市场，搭建企业与员工之间的桥梁， 通过“员工共享”模式缓解奶茶店、火锅店淡旺季用工不均问题。

再如融资端，长沙本土资本形成了“接力投资”机制——从草根阶段炸串店（文和友早期获长沙本土餐饮基金注资）到成长期的茶颜悦色（顺为资本、元生资本入场），再到成熟期的安克创新（IDG、红杉加持），不同阶段的企业都能找到适配的资本助力。

长沙人不仅追求“新”，也痴迷于“夜”。“越夜越长沙”的背后，是这座城市独到的商业智慧。

其一，注重品牌效应。长沙成功举办四届中国夜经济发展城市峰会，并充分整合夜间消费资源，重点培育10个市级夜间经济示范街区、200个夜间经济示

 

范门店，五一商圈、阳光壹佰凤凰街、梅溪湖（梅澜坊）街区、红星街区入选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其二，注重策划营销。实施夜间经济场景联动，打造橘子洲烟花、湘江两岸灯光秀、爱心红绿灯、粉色斑马线、《长沙夜生活》电影等IP，占据网络热搜。其中，已举办“周末焰火秀”近百场，配套“焰火+夜购”场景，拉动消费超150亿元。

其三，注重合理布局。夜经济的火热，延长了消费时间，提升了消费体验， 形成了显著的长尾效应。在这之外，长沙激活消费还有一个秘诀，概括起来就是两个字：扎堆。

从空间上看，长沙的商业地理极具特色，比如，五一商圈半径3公里内聚集了超20家大型购物中心，日均客流量超50万人次，商业密度堪比东京新宿。

从时间上看，在假日密集推出消费活动，已成为常态。今年“五一”假期， 长沙推出演艺空间、展览展会、非遗体验等5大板块138项活动，带动游客量较去年增长约30%，达到800万人次以上。

“消费场景和活动，只有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高度集中，才能形成火热的消费氛围。”长沙市商务局二级调研员黄立斌表示，政府需要引导不同商圈形成各自的主题和特色，避免出现商业同质化。

从时空集中的“扎堆”效应，到精准引导的特色培育，长沙正将浓厚的市井烟火，淬炼成可持续的消费竞争力。

三

大国经济都是以内需为主导，市场是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2024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48.3万亿元，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69．7%。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有望超过50万亿元。

当前，中国人均GDP突破1.3万美元，消费升级正处于关键时期，商品消费正在持续扩容提质，服务消费正在成为新引擎，超大规模市场潜力还将不断释放。

国家发展大势，也是城市发展大势。“十五五”规划建议首次把“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列为核心目标，释放出强烈的政策信号。未来，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既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又要不断提高居民消费率。面向“十五五”时期，合肥能从长沙的“高分答卷”学到什么？

 

和长沙相比，合肥也有大力提振消费的基础和条件。近3年，合肥新增常住人口均排全国前三，总计100万大学生扎根合肥，目前35岁以下人口占比超50%， 积累了大量消费主力军。经济腹地优势更为明显，据统计，以合肥为圆心、500 公里为半径的区域内集中了全国超30%的人口和40%的消费市场。特别是，合肥大院大所和创新资源集聚，国家高企总数突破万家，新科技、新技术、新产品赋能消费领域潜力无限。

有专家分析认为，合肥从不缺消费需求，缺的是优质消费供给，近年来很多消费都外流了。合肥学习长沙大力提振消费，主要是学习如何进一步升级打法、创新举措，更好地把发展势能有效转化为消费动能，将更多消费留在本地， 不断提升居民消费率。提振消费“取经”长沙，需要深耕场景、品牌、政策“三本经”。

场景拓展之“经”——让消费有温度、有记忆。

长沙以“文旅+商业+夜间”的三维场景构建，让消费成为可体验的生活美学。五一广场的日夜繁华、太平老街的非遗烟火、剧场集群的文化沉浸，精心打造“长沙十二时辰”消费场景IP，构成了“来长沙就想消费”的强磁场。

合肥要充分借鉴这一思路，推动消费场景从单一购物向沉浸式体验转型， 培育更多有“烟火气、庐州味、国际范”的消费新场景。一方面，加快构建“知

名商-特色街区-商业地标-便民生活”四级体系，重点培育骆岗公园、四牌楼、天鹅湖、三里庵等优质商圈，升级淮河路步行街、罍街等存量载体，招引一批高端商业综合体，建设一批新型商业空间，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另一方面，聚焦“吃住行游购娱”，全面发展文化消费、旅游消费、体育消费，培育“情绪消费”新增长点，加大消费券、票根经济、消费贴息等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继续谋划举办类似“百戏入皖”“超级皖”等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

同时，重视发展夜间经济，鼓励商业街、商场延长营业时间，积极引入深夜食堂、夜间集市、夜间影院、24小时书店、livehouse等夜间经济业态，让夜晚的合肥焕发人气。

品牌孵化之“经”——让消费有标杆、有底气。

有消费领域专家说过，“引入10个外来消费品牌，不如培育1个本土消费品牌”。截至目前，已有143个全国知名新消费品牌在长沙诞生，本土消费品牌是驱动长沙消费活力的重要引擎。根据福布斯公布的2023～2024年新零售榜单中，

 

茶颜悦色、黑色经典、墨茉点心局等长沙本土消费品牌跻身“潜力企业top50”。今年4月，“长沙城市礼物”全球发布，包含一批长沙本土消费品牌。

合肥要及时跟进这一模式，加快培育一批享誉全国的本土消费品牌。一方面，推动卡旺卡、老乡鸡、巴莉甜甜等新消费品牌“破壁出圈”，促进老字号创新发展，支持詹记、同庆楼、庐州烤鸭、庐州太太等老字号品牌创新发展新中式生活产业，大力发展新中式茶饮、餐饮、烘焙、食品等“美食经济”，统筹传统文化和时尚元素，推出一批“Z时代”喜爱的“老牌新店”“老牌新品”， 让老字号焕发新生机。

另一方面，依托智能家电、智能可穿戴设备等产业优势，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消费”，重点培育和推广一批兼具文化内涵和潮流设计的“科技新特产”， 塑造城市消费新名片。

政策赋能之“经”——让消费有活力、有保障。

长沙的消费活力，离不开“高政策红利+优消费环境”的双重支撑。在释放消费潜力上，长沙出台提振消费十大行动方案，成立新消费研究院，设立专项新消费产业基金，通过“惠购三湘”“味道湖南”等活动联动政企资源，以真金白银的补贴激活消费市场。在优化消费环境上，长沙推进放心消费建设，简化活动报批流程，提高进口新品通关效率，强化消费者维权，从严查处抄袭仿冒行为。比如，在五一商圈，首创“一业一标、一户一码、一秤一员、一个先行赔付”放心消费制度，已覆盖3000余家商户。

合肥需积极吸取这一经验，坚持“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紧密结合， 以消费者满意度为导向，创新消费政策，优化消费环境，打造生机蓬勃、放心无忧的消费氛围。其一，探索覆盖新消费品牌、智能家居、绿色建材等新兴领域补贴机制，研究出台“首发经济”“银发消费”等专项政策，针对首店入驻、老年消费服务等给予税收减免、租金补贴等支持。建立政策效果动态评估机制， 根据消费数据实时调整政策方向，确保“精准灌溉”。

其二，加快推进“智慧消费”体系建设，构建消费信用评价平台。完善“消费纠纷快速响应机制”，推广“先行赔付”“无理由退货”等制度，重点整治“假冒伪劣”“捆绑销售”“霸王条款”“充卡跑路”“刷单”等侵犯消费者权益行为，为老百姓“敢消费”“愿消费”“放心消费”注入强大动能。

长沙之“经”，合肥不能照搬照抄，而是要结合科技产业优势和城市文化底蕴，实现“学其长、补己短、创特色”。未来，合肥将大胆创新、奋力探索，

 

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推动消费场景更优质、本土品牌更壮大、政策保障更精准，不断将消费活力转化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互联网+”时代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肖锦铭

 

“互联网+”的概念是指在传统的行业领域中，通过深度融合互联网思维和技术，从而实现传统行业的升级，即数字化、智能化和在线化。“互联网+”就是互联网融入传统行业并深度改造传统行业。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逐步深入，“互联网+”给传统教育带来了新的变革。

高等教育既面临挑战，也存在机遇。信息化技术和网络环境突破了教育教学过程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更多优质的教育资源被共享，教育公平得到促进； 然而，网络环境的开放性、虚拟性和即时性也给高校教师的师德养成带来新的困难。高校教师肩负着教书育人的任务，他们的职业道德水平直接影响着培养人才的质量，关系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因此，探讨“互联网+”下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探索正确的措施是有必要的，也是有益的。

“互联网+”时代，教育手段多种多样，空间距离失去意义，教学手段已由传统的黑板加讲授转变为视听结合的多媒体教学，为教师的教书育人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和空间，既促进了教学方法的改革，同时也为教师的个性教育增添了更多的手段，更给教师的自身发展和学习拓宽了领域。

1.“互联网+”时代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暴露出的问题

1.1师德师风存在欠缺

师德师风问题主要是由于个别教师的违纪违法所引起的。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的获取、收集更加方便，同时也容易发生学术舞弊。在做学问的过程当中，有些人喜欢走捷径。在传统讲授和网络教学的环境下，个别教师容易利用优势地位进行学术舞弊，不仅不利于形成良好的师德师风，有时还容易引发一些负面的网络舆情。

1.2传统课堂权威性受到挑战

在“互联网+”时代，知识的存储和获取更为便捷，人们热衷于从互联网上通过娱乐化的方式快速获取知识、学习技能。短视频的快节奏传播方式带来的是知识的碎片化。知识传播者为了提高视频、文章对受众的吸引力，往往截取知识体系中最吸引眼球的部分进行传播。

这种传播模式虽然深受当代年轻人青睐，但碎片化的知识既不利于人们系统掌握全面的知识技能，也不利于当代年轻人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在有些课

 

堂上，学生在碎片化知识的影响下，基于网络信息对教师的讲授内容质疑。可以说，“互联网+”时代在提升知识传播效率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课堂体系化教学的权威性。

1.3技术依赖导致教学创新受限

“互联网+”使得知识、信息的获取更加快速、简单，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教学方式、新技术。这些方式、技术给高校教师的教学带来了更加多样化的内容，但是也有一部分高校教师拘泥于这些新技术、新方式，不利于教学创新。

新技术给教学带来了便利，使得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得到提升，但是，也有一部分高校教师对它过度解读，授课时，拘泥于新技术、新方式，在教学时， 总想尝试新技术、新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教师被各种各样新的方式、工具吸引，不停地变换教学方式，而忘记了教学的本质。

1.4信息泄露与隐私保护问题突出

信息集散的“互联网+”信息集散的时代，信息安全问题凸显，学生信息和隐私保护问题尤为重要，学生信息和隐私保护是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 应引起广大教师和学生的高度重视。

信息时代，文字、照片、视频等信息大量传播，导致学生之间的信息泄露难以避免。信息泄露问题和学生隐私保护问题容易导致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学校与社会之间出现信任危机。

2.提升“互联网+”时代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的对策建议

2.1加强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的教育和培训

在“互联网+”时代，提高高校教师的道德修养是教师培训学习的重要任务。高校可开展长期的道德教育课程或设置系统的培训计划，建立和宣传教师职业道德伦理规范，引导教师形成正确的职业观和职业操守。

网络伦理、信息安全、学术诚信等内容须作为培训的必修内容。通过案例教学、情景模拟、专题研讨，不断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建立教师职业道德档案，记录教师参加培训和实践活动的情况。此外，还可以邀请有影响、有知名度的师德模范、教学名师来校做经验交流，组织教师进行职业道德反思、自我评价，甚至还可以建立职业道德修养慕课，方便教师实时学习，形成长效机制。

建立科学的道德测评标准是高校提高高校教师职业道德的举措之一，高校可以成立师德建设委员会，开展师德师风交流研讨活动，建立科学的道德测评

 

标准，并将其作为高校教师的业绩考核的指标，同时在实践中探索，建立科学合理的师德师风考核制度。

积极支持教师的职业生涯发展，为教师提供更多机会的继续教育，引导教师在“互联网+”时代不断更新知识认知和技能认知。另外，广泛宣传师德典型人物也能树立榜样，提高教师的荣誉感和使命感，从而有助于提高教师群体的道德水平。

2.2树立良好的知识观，建立正确的课堂秩序

在“互联网+”时代，教师必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知识观。教师应持续引导学生正确运用互联网，向其传授辨别网络信息真伪、评估互联网信息可信度的方法，培养并引导学生的批判性思维，鼓励他们形成有理有据的批判性思考模式，以此激发学生对知识的求知欲。

教师要引导学生养成正确的学习态度，培养学习自觉性和责任感。要让学生主动养成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的习惯，形成追求真理、严谨求证、不断学习的态度。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步意识到将零散知识化零为整的途径与重要性。在学习过程中要适时地表扬学生，既要引导学生树立自律观念，又要给予学生持续的正向反馈，让学生随着学习的深入、兴趣的提升和参与度的增强， 逐步树立正确的知识观和学习态度。

教师还要探索有效的课堂管理规则，培养学生的学习素养。在课堂上，教师不仅要教授知识和技能，还要培养学生专注听讲、尊重他人、开展合作的能力。应该制定有明确依据的课堂规则，激励学生好学上进。

2.3树立科学的教学工具观，促进工具与内容的有机融合

教师使用的教学工具是否科学、合理、恰当，将通过教学结果体现出来。通过培训、教研等途径，让教师明确教学结果和教学内容。在此基础上，考虑教学结果、学习者接受度、可获得性等因素，选择适当的教学工具，教学工具是实现教学结果、落实教学内容的手段。

应当积极鼓励教师将教学工具与教学内容进行有机融合。对于教学工具的运用，应当认识到其目的是为优化教学过程服务的。将教学工具与教学内容融合，是为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增强学生的参与度，更好地服务于教学内容的展开和综合运用。教师自己也要积极转变思想，以开放的心态学习、接触并掌握适合自身教学的新工具。

对于教师而言，应该通过实际授课和面向学生的学习体验，对所选择的教

 

学工具的运用效果进行反思和探索。通过教学实践，积极收集面向学习者的各种相关反馈信息，对教学工具运用进行评估，进而改善教学工具与教学内容的结合。这些将有利于各类教师转变对教学工具的认识，真正理解教学工具与教学内容的结合，进而更有效地运用教学工具，提高教学结果和教学效果。

2.4降低信息泄漏风险，增强隐私保护意识

在高校中，强化全校师生的信息安全意识的培训是重要的任务，需要提高全校师生对信息泄露的风险以及隐私保护的重要性认识。教师要熟悉并掌握合理使用互联网的方法，保障个人、学校、机构的安全。

高校应制定与完善相关信息安全管理制度。除信息权限管理、信息收集使用、信息保存保护等常规内容外，相关制度还应倡导全校师生尊重他人信息权， 不随意收集、不滥用、不传播他人信息。在收集他人信息时，应当在获取信息前取得当事人基于使用目的的明确授权，并在收集、保存、发布、维护信息的各个环节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个人是信息安全维护的首要责任人。高校应鼓励全校师生加强个人信息管理，增强隐私保护意识与个人道德建设，不随意收集、滥用他人信息。鼓励师生定期更换密码，防止密码、权限泄露，定期检查个人账号、信息等是否存在异常状况。鼓励师生在发现个人或他人信息出现异常时，及时提醒当事人、上报风险，并认真配合调查。

3.结论

“互联网+”时代高校的道德问题受到重视，信息时代教师任重道远，教师的培养、教育、引导是当前的重任。通过系统的培训和教育，让教师知晓要正确使用教学工具，处理好技术与伦理的关系，懂得解决伦理问题的方法，高校教师将拥有更高的道德水平、更多的责任感。

 

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现状及对策 以对湖南省高校大学生的调研为例

湖南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谭惠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要高度重视思政课的实践性，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教育引导学生把人生抱负落实到脚踏实地的实际行动中来，把学习奋斗的具体目标同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结合起来，立鸿鹄志，做奋斗者”［1］。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拓展实践育人和网络育人空间和阵地”“增加实践教学比重，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等。湖南省作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以及“大思政课”建设先行区，依托其丰厚红色资源与积极改革创新，在思政课实践教学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打造了“移动思政课”“我的韶山行”等特色品牌；开创了“我是接班人”网络大课堂等“互联网+思政”范式；推动了校地协同共建基地，运用VＲ/AＲ技术开发了“重走长征路”等沉浸式课程，初步建成“湖湘红”沉浸式基地矩阵， 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实践育人模式。然而，其资源禀赋与前期探索在转化为育人实效方面仍有上升空间。本次调研以湖南省高校大学生为调研对象，聚焦学生体验视角，旨在通过实证分析，揭示资源富集地区在提升思政课实践教学实效性时面临的主要挑战及其深层原因，为破解“形式化”“供需错位”“动力不足”等共性问题提供基于湖南实践的深入分析与对策建议。

一、湖南省普通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现状审视

为了进一步提升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实效性，我们以湖南省高校大学生为调研对象，于2024年9月随机对湖南省部分高校（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长沙医学院）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通过问卷星发放问卷1350份，回收有效问卷1326份，采用SPSS25．0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应用卡方检验、线性回归、多元Logistic回归等方法进行数据分析，重点关注学生对思政课实践教学各维度的评价及其关联性。

调查问卷主要从学生认知态度、教师指导、教学实施三个维度呈现湖南省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现状。样本的基本分布情况（见表1），从性别分布来看， 男生338人，女生988人；从年级分布来看，大一学生489人，大二学生482人， 大三学生254人，大四学生80人，大五（医学五年制）学生21人；从所在学校分类来看，“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生115人，省属本科院校学等）的最后一年，或

 

四年制专业延期毕业。

（一）学生认知态度

数据显示，学生对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基础认可度较高：75．4%的学生表示自己对思政课实践教学“非常了解”或“比较了解”；89．2%的学生表示“非常乐于”或“比较乐于”参与，且认为深化改革“非常必要”或“比较必要”； 93．4%的学生认为任课（或指导）教师教学态度认真负责，93．5%的学生评价教师指导水平高，可见学生对教师指导的整体满意度较高。然而，经回归分析发现：教师指导水平越高，学生更认同改革的必要性（β＞0，P＜0．05），其自评对实践教学的“了解程度”却呈现负相关趋势（β＜0，P＜0．05），说明高水平指导在提高学生改革认同度的同时，可能压缩了部分学生期望的自主探索空间。虽然92．4%的学生确认本校已专设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学分，92．9%的学生表示“全班参与”，实践教学体系已开始建设，但仍有5．4%的学生明确指出实际操作中存在“形式化、碎片化，浮于表面，不成体系”的现象。

（二）学生关于教师实践教学水平的看法

调查显示，湖南省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主要由专业思政教师承担（87．1%）， 指导模式以“全程指导”（51．7%）和“关节点阶段指导”（46%）为主，体现了教师在实践教学中的责任担当。然而，当前教师指导的内容深度与方法多样性均存在局限，学生对实践教学的内容感知集中在“思想性强（43．5%）”和“贴近实际生活（42．2%）”，对深度体验活动的反馈较少，反映出教师指导偏重于思想引导和基础实践，在引导学生锻炼高阶思维与应对复杂情境方面有待深化。

（三）教学实施

调查显示，湖南省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已初具体系，但仍有不足：实践形式方面（见表2），学生实际高频参与的活动是课堂研讨（85．52%）、主题演 讲（71．27%）和情景展示（52．34%）；而学生偏好的活动则是影视欣赏（67．12%）、课堂研讨（52．87%）和情景展示（51．06%），最受青睐的“影视欣赏”实际参与率（48．49%）显著低于其偏好度；而体验性、创新性更强的活动，如深度社会调研、项目制实践等，供给明显不足。在实践场域方面，教学活动高度集中于校内教室（88．91%），线上平台、校内特色场所（实验室、校史馆等）利用率较低，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利用率最低，仅33．26%，限制着实践教学与现实社会、真实问题的连接广度与深度。在考核评价方面，虽然有的高校尝试将试

 

卷考试（74．06%）、平时表现（72．78%）、实践报告（66．89%）、成果汇报

（61．76%）等考核形式进行多元组合，但在实际操作中“试卷考试”仍居首位，  且被认为存在“方式单一”“忽视主体性”“主观性强”等不足。在实效感知方面，87%的学生评价总体效果“非常好”或“比较好”，但“实践性不强”“教学方法单一”“学生积极性不高”等被视为制约因素，且相关分析显示，若实践教学被学生感知为“形式化、不成体系”，将显著降低其对总体效果的评价

（β＜0，P＜0．05）。

二、湖南省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现存问题的深层剖析

（一）资源供给方面：丰富禀赋与有效转化的落差

湖南省虽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但在实践教学中仍面临资源转化深度不足、优质资源覆盖面有限、校地协同机制不畅等问题。当前，湖南省高校在开展思政课实践教学的过程中，对红色资源的利用多停留在参观讲解和故事叙述层面

（如“移动思政课”），缺乏将深度情境模拟、角色代入和决策反思等融为一体的高阶转化模式；VＲ/AＲ等技术也多用于简单的场景再现（如“重走长征路”），在创设复杂互动情境中的人际沟通、冲突管理、社交认知等方面仍有不足。同时，优质实践教学基地、创新项目往往集中于少数重点高校，受制于师资、经费等因素难以在省内高校大规模、常态化推广。“影视欣赏”等广受欢迎且相对容易实施的活动，其供给（48．49%）也未能满足需求（67．12%）， 折射出基础性资源供给的不足，而校外基地的低利用率则反映出缺乏稳定可持续的校地协同机制。

（二）考核评价方面：知识本位与实践本质的背离

近年来，湖南省各高校在思政课实践教学的考核评价中虽有尝试多元考核， 但存在评价理念偏离目标、过程性与主体性缺失、技术赋能缺位等不足。现行考核评价机制没有突破知识本位的窠臼，侧重于理论知识的记忆与复述（闭卷） 或依赖教师主观判断（开卷），与“在实践中深化认知、锤炼能力、升华价值” 的实践教学本质目标存在明显的脱节，且评价过度聚焦终结性成果（报告、考试），忽视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的投入度、协作性、反思深度及创造性表现。学生作为实践主体的自我评价、同伴互评未被有效纳入，其主体性在评价环节被消解。同时，大数据、AI、VＲ/AＲ等技术在过程追踪、多维度表现记录、创设仿真评价场景等方面的潜力尚未被充分挖掘，未能建立科学高效育人实效评估体系。

 

（三）学生主体性方面：需求响应与支持网络的缺位

当前，46．23%的学生认为其体验的思政课实践教学实践性不强，故参与积极性不高；教学活动形式单一、场域局限，进一步削弱学生参与的内生动力， 部分学生仅将其视为“学分任务”或“形式主义”。在教学实施过程中，有的教师主导痕迹过重，压缩了学生在实践选题、方案设计和执行方式上的自主选择空间，抑制了学生的探索欲和创造力。激发学生主体性不仅需要高校提供平台、经费、导师等方面的支持，也需要政府提供政策扶持、家庭提供精神支持、企业或社区提供实践场景等协同保障。然而，目前系统性支持网络尚不健全， 学生自主实践的可行性与可持续性仍然受限。

三、湖南省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实效性提升的实施进路

（一）深化教学方法创新，构建“三位一体”沉浸式教学体系

湖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策源地，蕴藏着丰厚的红色资源。高校应以具身认知理论为指导，立足湖湘文化沃土，深挖红色资源宝库，超越传统参观讲解模式，着力构建“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三位一体实践教学新体系， 增强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内容吸引力、情境感染力和思想穿透力。充分借鉴湖南师范大学“红色剧本杀”成功经验，鼓励各校围绕当地重大党史事件、校史、英烈事迹等，开发高质量红色情景模拟教学项目。通过精心设计的角色扮演和情境代入，引导学生在深度参与中切身感悟革命先辈在严酷环境下的斗争精神与崇高品格，促进情感共鸣向价值认同转化。系统总结并推广湘潭大学等高校运用VＲ/AＲ技术的实践经验，推动对省内重要红色场馆、革命旧址、历史场景进行数字化建模与资源整合，构建省级可交互虚拟实践教学平台，有效解决偏远旧址、脆弱文物等实体资源难以大规模、高频次实地利用的难题，为学生提供“第一视角”的深度历史感知。以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馆课一体化”模式为示范，健全高校与省内重要红色纪念馆、博物馆、文化遗址等的深度协同机制， 共同开发基于实物的现场教学课程、专题展览解说和研究性学习项目等，实现静态文物史料向动态教学资源的创造性转化，深化理论认知与历史场景的内在联结。

（二）拓展实践场域平台，打造“四维联动”立体化育人空间

提升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实效性，必须突破校园物理边界，构建“校内+校外、线上+线下、现实+虚拟、学校+社会”四维联动立体化思政课实践教学平台。一是深耕校内红色土壤，充分挖掘并活化利用校史馆等校内文化资源，常态化开

 

展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校园实践活动（如经典诵读会、理论研讨沙龙、艺术创作展演等），营造浓厚的浸润式实践育人校园文化氛围。二是联合全省主要红色地标、乡村振兴示范点、行业领军企业等资源，加强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建立健全“资源共享、课题共研、活动共办、人才共育”的长效合作机制

［2］。在此基础上，定期组织学生赴实践教学基地开展活动，推动“行走的课堂”制度化，引导学生在广阔的社会天地中深化对国情、社情、民情的认知，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3］。三是整合政府、企业、高校、社区等多方资源与力量，构建省级“大思政课”实践教学数字资源库与共享云平台，实现优质资源的跨区域流动与精准推送，为师生提供便捷高效的线上支持［4］。

（三）创新考核评价机制，建立“多元多维”动态化评价体系

提升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实效性，需构建“过程与结果并重、理论与实践兼顾、多元主体参与、线上线下结合”的多元多维动态评价体系，实现以评促学、以评促教、以评促改。其中，评价主体应包含授课教师、学生、服务对象（如社区居民、企业员工）等多元视角，保障评价的客观性与全面性；评价维度应着重涵盖实践能力、参与投入度、团队协作表现、价值认同内化度等多维内容； 考核方式应兼顾结论性与过程性，除实践报告和成果汇报之外，还应包含实践日志等过程评价，以及角色扮演等特定情境中的综合表现评价；最终成绩应依据不同考核方式的科学权重组合计算得出。此外，应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采集分析学生的线上学习轨迹、线下参与深度等行为数据，结合质性观察，构建学生实践能力与素养发展画像，为个性化指导和精准评价提供数据支撑［4］。同时，积极探索利用VＲ/AＲ技术创设伦理困境等具有挑战性的虚拟考核场景，评估学生在复杂情境中的即时反应与决策能力。

（四）强化学生主体地位，激发其学习内生动力与创造潜能

提升思政课实践教学实效性，关键在于充分尊重并发挥学生主体性，引导其实现从“被动参与”到“主动探索”、从“接受灌输”到“自主建构”的根本转变，激发其学习内生动力与创造潜能。一是推行项目化学习理念，基于理论教学的基础，设计一系列源于真实社会问题的“实践项目选题库”，赋予学生从选题立项到策划执行的充分自主选择权，有效激发其探索欲、问题意识与创造力。二是大力推广湘潭大学“星火宣讲团”模式，鼓励并支持学生成立思政类实践社团、自主开展实践教学相关活动，引导其在“学、思、讲、练、悟”

 

的实践闭环中深化认知、提升能力、实现自我教育与朋辈互育。三是着力推动思政实践教学与专业教育深度融合，引导学生基于学科知识体系实现价值认同与行为转化。如鼓励理工专业学生将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内化为科技报国的行动自觉；引导文艺专业学生在创作中抒写时代风貌，以精品力作传播中华文化、传承家国情怀；支持社科专业学生深入社会基层，使其在研究社情民意的过程中厚植人民立场、坚定使命担当等。四是明确高校在思政课实践教学中的主阵地作用，构建高校主导、政府支持、家庭助力、社会参与的全方位、立体化协同育人支持网络，为学生的创新探索提供坚实保障。

四、结语

以湖南省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为案例，通过实证调研揭示了其现状特征、现实问题及优化路径。作为全国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缩影，湖南省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实践既展现了全国思政课实践教学所面临的共性问题———考核评价机制有待完善、学生积极性有待提高，又凸显了其区域特色———即依托湖湘红色文化资源和校地合作创新探索具有湖湘特色的实践育人之路。研究发现， 提升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实效性需兼顾“共性”与“个性”：在遵循国家政策导向的基础上，因地制宜激活本土资源：一方面，需把握“大思政课”建设的普遍规律，强化顶层设计、完善动态评价、促进多元协同；另一方面，应立足区域实际，通过红色基因融入、产学研联动等个性化实践，实现“共性框架”与“个性表达”的逻辑自洽。湖南经验表明，地方应通过本土化、专业化实践实现思政教育的“入脑”“入心”“入行”，为新时代思政课实践教学的体系化、特色化发展持续注入活力。

 

健康中国战略目标下高职高专大学生手机成瘾现状调查研究

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曹艳梅

 

一、研究背景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是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根据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战略部署制定的规划纲要，是2016年后15年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行动纲领。高职高专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他们的健康成长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手机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手机的普及和滥用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中手机成瘾现象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手机成瘾不仅会影响到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心理健康，还会影响到他们的身体健康[1]。

成鹏[2]对四川省成都市2所高等职业院校530名学生群体抽样调查，研究揭示述情障碍能显著预测高职学生手机成瘾，述情障碍水平高的学生因情绪表达能力缺乏，易借助手机抒发情感致成瘾；同时因对负面评价恐惧，选择通过手机社交，加之自我控制不足，最终导致手机成瘾。Liu等[3]借助网络平台对某高校825名本科生方便抽样，发现社交焦虑与问题智能手机使用（PSU）呈显著正相关（β=0.101，p＜0.001），智能手机的使用和反刍介导了社交焦虑和PSU 的严重程度。该研究进一步印证了社交压力是手机成瘾的重要诱因。曾成伟等[4]以408名青少年为对象，进行间隔一年的两次测查，构建一阶滞后模型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显示，学校联结能通过社交焦虑的中介作用预测青少年一年后的手机成瘾。即学校联结感低的青少年，更容易产生社交焦虑，进而倾向于借助手机逃避社交压力，最终导致手机成瘾风险上升。同时，亲子依恋调节这一中介过程的前半段，高质量亲子依恋下，学校联结对社交焦虑的负向预测作用更强，揭示了青少年手机成瘾与社交焦虑间的动态关联及影响因素。述情障碍作为情绪识别能力的缺陷，与社交焦虑存在交互影响——情绪表达困难的个体更易陷入社交焦虑，进而依赖手机逃避现实，这一叠加效应为后续整合研究提供了方向。

二、研究思路与意义

（一）研究思路

本研究立足于“健康中国2030”战略背景，聚焦高职高专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以手机成瘾问题为核心展开系统性研究。具体思路如下。

 

首先，通过文献梳理明确手机成瘾的概念界定、现有研究中已识别的影响因素（如述情障碍、社交焦虑、学校联结、亲子依恋等）及相关理论基础，为研究设计奠定理论框架。

其次，采用抽样调查法选取多所高职高专院校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标准化量表（涵盖手机成瘾评估、述情障碍测量、社交焦虑检测等）收集数据， 系统调查高职高专大学生手机成瘾的现状特征，包括成瘾的普遍程度、不同人口学特征（如性别、户籍等）群体的差异表现。

再次，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如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深入探究述情障碍、社交焦虑与手机成瘾之间的关联强度。

最后，基于研究发现的现状特征与影响机制，结合高职高专院校的教育特点和“健康中国2030”战略对青少年健康发展的要求，构建包含学校、家庭、个人层面的多维度干预策略，为预防和缓解高职高专大学生手机成瘾问题提供实践路径。

（二）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第一，丰富手机成瘾研究的群体特异性成果。现有研究虽涉及青少年及大学生群体，但针对高职高专学生这一职业教育体系中具有特殊性的群体关注不足。本研究聚焦该群体，可补充手机成瘾在不同教育层次群体中的差异特征， 完善手机成瘾的群体研究谱系。

第二，深化手机成瘾影响机制的理论认知。通过系统分析述情障碍、社交焦虑与手机成瘾的关系，并纳入学校联结、亲子依恋等环境因素，探究多因素交互作用的内在逻辑，可为揭示手机成瘾的复杂成因提供新的实证依据，丰富青少年心理健康与行为成瘾领域的理论体系。

2.实践意义

第一，响应“健康中国2030”战略需求。研究成果可为提升高职高专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水平提供科学支撑，助力实现“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战略目标，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在青年群体中的落地提供具体抓手。

第二，为高校教育管理提供实践指导。研究揭示的手机成瘾现状与影响因素，可帮助高职高专院校针对性地优化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完善校园手机使用管理机制，提升教育干预的精准性。

第三，为家庭与社会支持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能为家长理解子女手机使用

 

行为、改善亲子沟通模式提供依据，同时为社会层面营造健康数字生活环境、引导青少年合理使用手机提供实践方向。

第四，助力高职高专学生全面发展。通过有效干预手机成瘾问题，可减少其对学生学业、社交及身心健康的负面影响，促进学生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提升综合素质，为国家培养合格的技能型人才奠定基础。

三、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以高职高专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不同专业、年级和性别的学生参与研究。采用手机依赖指数量表（MPAI）、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20）、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SAD）对在校生进行调查研究，本研究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t检验等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本研究遵守了伦理原则，确保被试的权益得到保护，在收集数据前，征得了被试的知情同意，并保证了数据的保密性和隐私性。

第一，手机依赖指数量表（MPAI）共17题，采用5点计分，包含戒断性、失控性、逃避性、低效性4个维度，本研究中Cronbach'sα系数为0.9，信度良好。

第二，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20）包含情感识别困难、情感表达困难、外向性思维3个纬度，共20个条目，采用5点计分法。该量表经修订后具有良好的信效度（Cronbach'sα系数多在0.80以上）[6]。

第三，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SAD）量表含28个条目，分社交回避与社交苦  恼两个分量表，各14个条目。

量表总分范围0～28分，Cronbach'sα系数达0.90[7]。

四、研究结果

本研究结果从调查对象基本情况、手机使用情况、性别、户籍所在地、是否为独生子女及影响因素等方面介绍。

（一）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收集到样本2792例，其中，男生1620名，占58.02%，女生1172， 占41.98%。其中大一占76.29%，大二22.49%。城镇24.03%，农村75.97%。独生子女占21.02%，非独生子女78.98%。本研究基于2，792名大学生的有效样本， 开展手机使用行为及成瘾倾向的描述性分析。样本呈现以下特征：性别分布以男性为主（58.02%），年级构成集中于低年级（大一76.29%，大二22.49%）， 户籍类型以农村生源为主（75.97%），独生子女占比21.02%（见表1）。

（二）手机使用行为情况

 

手机使用行为方面，每日使用时长超过3小时者达78.8%（3～5小时32.74%， 5～7小时27.08%，7小时以上18.98%）。高频使用场景集中于视频观看（79.55%） 和社交媒体（78.12%），同时61.43%参与网络游戏，55.48%进行在线学习。自我感知的手机依赖现象显著，21.74%受访者持续存在依赖困扰，37.54%曾多次尝试减少使用未果。行为负面影响方面，31.73%持续经历睡眠质量受损，30.66% 频繁出现焦虑/烦躁情绪，24.14%承认长期影响学业表现（见附表1）。

（三）手机成瘾与性别的关系

根据调查数据，我们发现性别对手机成瘾现象存在一定影响。具体来说， 男生中手机成瘾的比例要高于女生。性别维度在手机成瘾总分、以及戒断性、失控性（MPAI维度）这两个关键因素层面，并未呈现出明显差异。这意味着，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在因无法使用手机而产生的戒断反应，以及对使用手机行为失去控制的程度方面，表现基本趋同。然而，在逃避性和低效性维度上，性别差异却十分显著。具体而言，女生在逃避性方面得分明显高于男生，这表明相较于男生，女生更倾向于借助手机来逃避现实生活中的压力、困扰或不愉快的情境。在低效性上，女生同样高于男生。这反映出女生在使用手机过程中， 更容易陷入无意义的浏览或操作，从而导致时间的大量浪费，降低了原本可用于学习、工作、社交等重要活动的效率。总体来看，在手机成瘾的逃避性和低效性特征表现上，女生相较男生更为突出（见附表2）。

（四）手机成瘾与户籍所在地的关系

研究数据显示，农村生源的学生在手机成瘾总体得分上，明显高于其他户籍背景的学生。在失控性方面，农村学生由于家庭监管相对薄弱，家长往往因忙于农事或外出务工，无暇对孩子的手机使用行为进行细致规范与监督，使得他们在面对手机中丰富多样的娱乐内容时，极易失去对使用时长和频率的控制， 导致这一维度得分偏高。就逃避性而言，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学习竞争压力大，同时社交环境有限，当农村学生在学习上遭遇难题，或在生活中面临人际交往困境时，难以像城市学生那样便捷地获取丰富的心理支持与解决途径。而在低效性层面，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网络信号不稳定，影响信息获取效率。加之农村学生在使用手机进行学习等活动时，缺乏良好学习氛围引导，容易被娱乐信息干扰，致使大量时间耗费在无意义的手机操作上，真正用于提升自我、完成重要事务的时间大幅减少，最终在低效性方面获得较高分数（见附表3）。

 

（五）手机成瘾与是否为独生子女

研究结果显示，在手机成瘾总分以及戒断性、失控性、逃避性这三个维度上，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并未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戒断性层面，无论是独生子女还是非独生子女，当一段时间无法使用手机时，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焦虑不安，但这种感受在两类群体间的程度基本持平。在失控性维度，二者均有可能在使用手机过程中难以控制时长与频率，常常在不知不觉中花费大量时间在手机上，这种缺乏自控的行为表现并无显著的群体区分。就逃避性而言， 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都会在面临压力、负面情绪或现实困扰时，倾向于借助手机来逃避当下的困境，从虚拟世界中寻求短暂的慰藉，且二者在这方面的依赖程度难分伯仲。

然而，在低效性维度上，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却存在显著不同，其中非独生子女的得分更高。低效性主要体现在因过度使用手机，导致正常的学习、生活和社交等活动的效率大幅降低。非独生子女由于成长环境中存在兄弟姐妹， 家庭资源分配、父母关注度等方面相对复杂，他们可能更易借助手机来获取自我满足与情绪调节。与之相比，独生子女因家庭资源相对集中、父母关注度较高，在平衡手机使用与现实事务方面，整体表现相对较好，受手机干扰而出现的低效行为相对较少（见附表4）。

（六）高职高专大学生手机成瘾的影响因素

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提出，高职高专大学生的身心健康问题日益受到关注。诸多因素导致大学生手机成瘾。结果表明，手机成瘾与社交回避及苦恼，述情障碍显著相关。

社交回避及苦恼指个体回避社交、因社交而苦恼。沉迷手机的人，因虚拟社交的便捷，对现实社交产生疏离。比如习惯手机文字交流后，面对面沟通易因技巧缺乏产生挫败感，从而害怕、回避现实社交，陷入恶性循环。调查显示， 手机成瘾人群中，约70%在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上得分远高于常人，二者呈正相关。

述情障碍表现为个体识别、表达和理解情绪困难。手机成瘾者在虚拟社交中依赖简单文字符号，缺乏情感深度体验与表达训练。在现实中，识别他人情绪信号迟钝，自身表达情绪也词不达意，二者关联显著，影响个体人际关系与心理健康（见附表5）。

从附表6可知，将SAD、社交苦恼、社交回避、TAS-20、外向性思维、情感

 

描述不能、情感辨别不能作为自变量，而将MPAI作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 从上表可以看出，模型R方值为0.412，意味着SAD、社交苦恼、社交回避、TAS-20、外向性思维、情感描述不能、情感辨别不能可以解释MPAI的41.2%变化原因。

五、讨论

本研究以高职高专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基于健康中国战略的手机成瘾现状，并从述情障碍、社交回避与苦恼三个维度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高职高专大学生手机成瘾现象较为普遍，且在不同性别、户籍、是否独生子女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同时，手机成瘾与述情障碍、社交回避与苦恼等因素密切相关。在述情障碍方面，手机成瘾大学生表现出较低的情感表达能力和同理心，这可能使其在人际交往中遇到困难，进一步加剧手机依赖行为。学生在面对压力和情绪波动时，更倾向于通过手机来逃避现实，从而导致手机成瘾。社交回避与苦恼方面的研究发现，高职高专大学生在面临社交困境时，更容易产生手机成瘾行为。

刘畅[8]以安徽省某高职院校828名护理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潜在剖面分析发现，高职护生述情障碍存在异质性，分为非述情障碍或低危组、述情障碍中危组、述情障碍高危组，且高危组占比达50.1%。家庭居住地、选择护理专业原因、共情能力等因素显著影响述情障碍类别。如来自不同地区学生因文化背景差异，情感表达能力不同；因外部压力选专业的学生，情感表达挑战更大，为高职生述情障碍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余慧等[9]研究发现，高职医学生述情障碍、心理弹性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两两显著相关，述情障碍可通过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影响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揭示了高职医学生中述情障碍、心理弹性与不良行为间的关联路径。王芳等[10]发现，社交焦虑与认知失败、手机成瘾两两显著正相关，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社交焦虑、认知失败、手机成瘾显著负相关。SUS等[11]开发并验证了智能手机使用问题识别问卷（SUPIQ），为测量手机成瘾提供了新工具。通过多阶段研究，确保问卷在不同人群中的信效度，有助于更精准地评估个体手机使用问题，为手机成瘾研究提供了新的量化途径，能更准确地识别和分析手机成瘾行为，推动相关干预研究的开展。

六、针对性、操作性对策建议

针对高职高专大学生手机成瘾问题，结合研究结果与健康中国战略目标， 提出以下多维度干预措施。

（一）学校层面：构建健康手机使用环境

 

课程与活动设计：将“手机使用管理”纳入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通过案例分析、情景模拟等形式，帮助学生识别成瘾行为及其危害。定期开展“无手机日”活动，组织体育竞赛、手工创作等线下活动，减少学生对手机的依赖。

管理制度优化：在课堂和自习区域设置“手机收纳袋”，分时段限制使用， 培养学生自律能力。建立“朋辈监督小组”，由学生骨干带头示范合理使用手机，形成正向群体压力。

（二）家庭参与：改善家庭沟通与监管

家长工作坊：通过线上讲座指导家长以身作则，减少家庭环境中的手机过度使用，并学习非批判性沟通技巧（如“倾听-共情-建议”模式）。为农村家庭提供简易监管工具（如屏幕时间管理APP），协助家长远程关注子女手机使用情况。

个性化心理咨询：对因手机成瘾导致焦虑、社交回避的学生，寻求一对一心理咨询，重点解决述情障碍、社交焦虑和回避问题。

（三）社会支持：整合资源与政策引导

校企合作：联合企业开发“时间管理”类实践项目（如实习任务打卡）， 将手机使用与职业能力挂钩，增强学生自我效能感。

公共卫生宣传：利用校园媒体（公众号、广播）传播“健康用机”科普内容，重点强调成瘾对颈椎、视力等生理健康的危害。

（四）技术辅助：智能工具与数据监测

发校园管理工具：引入“手机使用数据分析系统”，定期向学生推送个性化报告（如“本周社交APP使用超时预警”），提升自我觉察。

设置“学习模式”：与软件公司合作，定制高职院校专属的“白名单”应用（如仅开放学习类APP），限制娱乐功能的使用时段。

通过“学校-家庭-社会-技术”四维联动，将短期行为干预与长期价值观培养相结合，助力学生形成健康的数字生活习惯，为健康中国战略培养身心健康的技能型人才。

七、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虽然对高职高专大学生手机成瘾现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改进和完善。首先，本研究的样本仅限于三所高职高专大学生，其普遍性和代表性可能有限。其次，手机成瘾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可能还包括其他因素，如家庭环境、学业压力等。未来

 

研究可以尝试扩大样本范围，引入更多影响因素，以更全面地分析高职高专大学生手机成瘾现状。未来研究可以通过改进研究方法、拓展研究内容，进一步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为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提供支持。

 

江西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党员 基于江西6校15馆的实地调研

江西科技学院 戴睿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江西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辟新路、谱新篇、建新业的长期革命奋斗历程中形成的革命文化，是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的中国特色先进文化，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宗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开拓创新的革命勇气、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从物质、精神和行为三个维度来看，江西红色文化在帮助大学生党员深刻理解党的根本宗旨、坚定政治信仰、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提升党性修养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一、江西红色文化资源的主要表现形式

江西是一片浸润着革命热血的红土地，1927年至1934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齐聚江西，浴血奋战。江西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人民军队的摇篮、共和国的摇篮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蕴含着丰富且珍贵的红色文化资源。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井冈山到“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的南昌城，从“建立第一个红色政权”的瑞金到被称为“中国工人运动旗帜”的安源，江西红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这主要体现在：革命烈士多，有名有姓的烈士近26万人，约占全国1/6；开国将军多，新中国授予开国将军1604人，其中江西籍325名，占比超1/5，全国第一；革命旧址多，全省现有各类革命遗址遗迹2960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43650件/套，87个县（市、区） 列入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堪称一座没有围墙的红色历史博物馆。

通过对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等15家红色场馆的调研发 现（见表1），近年来，江西格外注重对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和传播，创作了《信仰者》《可爱的中国》《邓小平小道》《志愿军：雄兵出击》等红色影视作品， 组建了于都长征源宣讲团、江西省老兵宣讲团、井冈山精神宣讲团等赴全国各地宣讲，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数字展馆云平台，开展“百馆下基层”等活动， 围绕中国革命的“人、物、事、魂”等方面，构建起具有江西特色的红色文化体系。

 

二、江西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党员党性教育的价值意蕴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人最鲜明的政治底色和信仰根基。自1921年起，中国共产党就以红色作为象征色，其内涵丰富，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号召力和凝聚力。江西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在江西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尤其是在土地革命斗争的洗礼和淬炼中，创造和培育出的宝贵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1]。盘活江西红色文化资源，将江西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党员的党性教育，对于培养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强烈使命责任感的新时代大学生党员具有重要意义。

（一）江西红色文化对大学生党员具有强烈的信仰感染力

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团体应该有共同遵循的主义，并要求党员“信仰党的主义”，强调不仅要组织上入党，而且要思想上入党[2]。大学生党员作为站在时代发展前列的青年先进知识分子，应当站稳人民立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争做新时代的弄潮儿，勇担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这更需要大学生党员拥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政治信仰。江西红色文化是共产党员信仰的源头活水。江西地区的革命先辈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九死一生，以他们英勇的事迹为后辈留下了信仰的力量。方志敏自青年时期接触马克思主义后，便将其作为终身追求的真理，坚信共产主义是“宇宙的真理”，是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的必然道路。他在狱中面对威逼利诱，坚贞不屈，写下《可爱的中国》《清贫》等14万字文稿后英勇就义。他用36年的一生彰显了对祖国入党性教育，有助于大学生党员深刻理解信仰的内涵和价值，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增强党性意识。

邓小平同志强调：“对新同志教育要严格，要使他知道加入义务的明确概念，这样进到党内来就会进步。”[3]大学阶段是青年学生的“拔节孕穗”期， 是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业成功的关键。大学生党员大多是入党时间不到3年的“新党员”，他们的自我认知和价值取向尚不成熟，政治敏锐性普遍不强，面对日趋复杂的媒介环境，容易出现思想观念偏差、政治鲜明的政治性， 其政治性贯穿于文化内涵、精神传承、法治建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是中国共产期，党在井冈山和瑞金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等法律文件，体现了党对依法治国的早期探索。将江西红色文化融入党性教育，能够锤炼大学生党员的政治品格，强化他们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大学生党员党性教育的核心任务之一是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引导学生将个体目标与国家和民族发展相统一，坚持党的领导，积极投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江西红色文化作为一种具有独特政治意义的文化意识形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民族精神为主要内核，是中国共产党探索救亡图存道路的真实写照。苏区时期，兴国县全县23万人，参军参战的达9.3万人，为国捐躯的烈士5万多名，全县有姓名可考的烈士23179名，仅牺牲在长征途中的烈士就有12038人，有“万里长征路，里里兴国魂”之称。

“死到阴间不反水”的江善忠、“腰缠万贯的讨米人”刘启耀、“马前托孤”的李美群等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以实际行动献身崇高的革命理想，铸就永不褪色的“江西红”。将江西红色文化融入党性教育，能够通过独特的文化凝聚力对大学生党员的思想观念、行为动机产生深远影响，培养大学生党员的民族情感和爱国意识，强化“四个自信”。

三、江西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党员党性教育的内在逻辑

通过对江西理工大学、江西科技学院、江西应用科技学院、江西服装学院、南昌交通学院、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等6所高校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大学生党员和党性教育活动的调查发现，江西红色文化因其独特的历史性和革命性，与新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党员党性教育的育人目标、价值内核、认知根基等要求高度一致。将江西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党员党性教育是地方高校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选择。

（一）江西红色文化的教育属性与育人目标相契合

江西红色文化具备丰富的思政育人价值。传承和弘扬江西红色文化，关键在于传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人在血与火的革命战争中淬炼出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这与高校开展大学生党员党性教育的育人目标高度契合。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的革命斗争，指明了现代中国前进的方向。南昌起义、三湾改编、井冈山会师、袁文才与王佐两位革命烈士的故事、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亲手创建的第一个党支部——秋溪乡党支部、龙源口大捷、寻乌调查等江西红色资源无疑是承载红色基因的宝库，为大学生传承红色基因、筑牢爱国主义根基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教材和实践课堂。江西红色文化蕴含的坚定信念、为民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艰苦奋斗等精神内涵，传递着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理念，为高校开展大学生党员党性教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教育资源。江西红色文化具有天然的政治育人功能，与教育的根本任务

——立德树人属性深度契合，能在潜移默化中发挥先进文化的价值导向功能和情感激励作用，培育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江西红色文化的精神属性与价值内核相结合

江西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广大人民在江西开展了伟大的革命斗争，面对艰难险阻，无畏向前，淬炼出以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为核心的江西红色文化。江西红色文化是“初心源头”，凝结着无数革命先辈追求信仰的崇高精神，见证着党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在大学生党员党性教育过程中，理想信念教育始终是核心内容，其最根本、最核心的价值就是让党员始终守住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4]。理想信念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中国化时代化成果，这些内容均与党的建设和发展紧密相关。江西红色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其凝结的政治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等具有超越时空的强大吸引力和感召力， 能与大学生党员党性教育“坚定理想信念”的价值内核深度结合，成为引导大学生党员强化身份认同、坚定政治信仰的有力抓手[5]。

（三）江西红色文化的历史属性与认知根基相融合

江西红色文化是中国革命历史的生动见证。1927年到1934年，中国共产党在江西进行了大量的革命实践探索，为中国革命奠定了最初的模式。井冈山时期，创建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的正确道路；中央苏区时期，成立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对法律制度、行政架构和民生政策都进行了初步探索；长征时期，中央红军主力从于都、瑞金等地集结出发，揭开了中国革命史上最伟大的“战略转移”的序幕。我党历来高度重视党性教育，特别是重视以党史来教育广大党员，通过学习党史提高党员的党性修养[6]。同时，深刻理解党史也是大学生党员正确认识现实的基础。江西红色文化涵盖了见证中国革命历程的各类革命遗存、红色歌谣、红色戏曲、红色报刊、红色标语漫画、红色典章制度、红色人物等，印证了一段段革命历史，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道路的正确性，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其独有的历史属性能与党性教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的认知根基深度融合，

 

以革命史实帮助大学生党员准确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树立正确的政治观和历史观[7]。

 

科技小院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逻辑、成效与路径 基于云南省大理市古生村的实地调研

山西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学院 赵敏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的加速期、战略窗口期和关键突破期，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依靠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1]，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的“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把农业建设成现代化大产业”[2]。为此，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促进成果高效转化，已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的主攻方向。尽管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超过63%[3]，但因科技供给与生产需求的结构性错位，导致技术集成度不够、成果转化率不高，先进技术落地问题始终未能有效破解。在此背景下，推进科技创新势能转化为农业农村发展动能，成为突破资源约束瓶颈、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科技小院作为扎根农业一线的科技服务与人才培养的创新平台，为摆脱农业农村发展困境、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新的发展思路。通过科研人员驻村驻点、以需求为导向协同创新、技术落地直达农户的推广模式，从生产中来、到生产中去的科研范式革新，科技小院高度契合农业科技创新接地气、成果转化零距离、新质生产力本土化的现实需求， 为破解科技与生产割裂问题提供重要路径。科技小院不仅为农业农村发展注入新的思路，也展现出其在机制层面的探索价值。深入挖掘科技小院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基于调查研究剖析科技小院的实践成效，优化科技小院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践路径，对于强化乡村振兴的科技与人才支撑，推动科技创新战略向基层有效落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一、文献综述

大力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协同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加大科技成果高效转化推广，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已成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然而，我国农业科技创新目前仍然存在低水平重复、转化率不高等突出问题，农业科技供给与农业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脱节，村级一线人才“空心化”日趋凸显，复合型农业科技人才供给严重不足[4]。小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因其经营规模、技术需求、采纳能力各异，传统农技推广模式难以有效满足其需求，导致技术推广“最后一公里”梗阻问题长期存在[5]。早期的

 

技术推广往往以单向度的知识流动为特征，其线性逻辑难以适应复杂农业系统中创新的动态性与互动性。农业创新系统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创新扩散理论突破传统线性框架，强调创新是多元主体在特定制度与社会环境中通过互动、学习与协同所形成的系统性过程，促进农业科技创新及推广理论与实践的深化。在我国现有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中，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产业技术联盟、农业科技园区、技术转移中心等技术推广模式占主要地位。但这些模式普遍存在主体需求协同不足、利益联结机制松散等问题，直接制约农业技术推广效能的充分释放，导致完善和高效的农业科技推广与综合服务体系至今尚未形成。

2009年，中国农业大学在河北省曲周县白寨乡创建首个科技小院[6]，旨在探索解决农业科研与生产实践脱节、农业科技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错位、农技人员远离农民和农村等问题。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推广科技小院模式， 鼓励科研院所、高校专家服务农业农村[7]。科技小院通过构建高校、政府、企业、农民多元主体协作机制，实现专家与农民、科研与生产、育人与用人的零距离对接，在全国各地得到迅速发展。《全国科技小院发展报告（2024）》显示，全国157个研究生培养单位在国内31个省份建成1800多个科技小院，参与专家达2700余名、入驻研究生1万余名[8]。科技小院服务领域涵盖农业生产、粮食安全、生态保护与乡村治理等多方面。在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及推广体系不断优化过程中，科技小院服务模式也不断迭代升级，由最初对接一家一户实施生产导向型技术帮扶，向直面产业发展需求、助力乡村振兴全面服务逐步演进。如今，在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推进农业增产增收、提升农村治理水平等多目标协同发展中，科技小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支持科技小院扎根农村助农惠农[9]，标志着科技小院从基层创新实践上升为国家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战略的重要抓手，引起学术界的密切关注。首先，在科技小院的功能定位方面，科技小院以高校科研力量长期驻村为基础，推动科研课题与农户需求精准对接，实现科技创新与农业产业的有效衔接[10]；以田间教学、技术培训与示范推广为主要载体，将教育实践融入生产全过程，促进知识创新与技能培育同频共振。同时，以生产反馈反哺科研方向、以科研成果丰富教学内容，形成科、产、教互促共生的循环体系。科技小院通过下沉式科技服务与社会实践，为打通农业科技推广“最后一公里”、提升农民技能与科技素养发挥了积极作用。科技小院历经起步、成

 

长，已从最初的农业技术服务逐步演进为集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11]，促进小农户增产增收增效效果显著[12]。其次，在人才培养模式及促进乡村发展成效方面，科技小院被视为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新课堂[13]。其嵌入式教育模式打破传统学术训练的时空边界，实现研究生培养与农业实践的深度融合，促进学生专业能力、社会责任感与知农爱农情怀的共同生成。科技小院践行“田野即课堂、实践即教学”理念，通过“实践－认识－ 再实践”循环深化，让学生在解决现实问题中深化认知、重塑知识结构[14]， 打破“重理论、轻实践”的传统教育局限。师生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沉浸式实践，不仅强化了技能培养，也塑造了知农爱农、服务“三农”的价值认同[15-16]。可见，科技小院不仅顺应农户、集体、国家不同层面的现实需要，也通过科普支教、产教融合的方式推动农业人才的培养[17]。

随着实践深入，学术界对科技小院功能的认识从单一技术推广向综合发展赋能拓展。科技小院凭借其在农业科技创新服务乡村发展中无可比拟的优势， 促进技术推广、产业升级与农民素质提升的协同发展[18]，实现乡村振兴的多维综合效益[19]。具体来看，科技小院生态链通过技术扩散效应，有效推动传统农业向绿色高效农业转型升级，同时依托田间学校提升农民科学素养，形成技术采纳、产量提升、收入增加三者之间的良性循环[20]。随着科技小院的不断发展，未来将呈现参与力量多元化、空间布局集群化、品牌影响国际化、服务功能专业化、运营管理数字化的新趋势[21-22]。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科技小院的功能定位、人才培养模式、乡村发展中的科技服务等领域，为梳理其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提供了有益借鉴，但依然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从现实状况及发展趋势来看，科技小院模式从中国农业大学的局部实践到全国范围推广，再到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实现了从基层创新到顶层设计的跃升。因此，有必要对科技小院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实践成效和优化路径进行深入研究，使科技小院从经验模式向科学理论范式升华。

二、科技小院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科技小院之所以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根本原因在于构建一个从理论贯通到价值实现的完整逻辑链条。这一链条并非简单地将外部技术移植到乡村， 而是通过“嵌入式发展”这一核心机制，实现科技创新系统与乡村产业及社会系统的深度耦合。具体而言，科研人员长期驻村的嵌入模式打破了传统科研的

 

实验室壁垒，使科技创新得以根植于复杂的乡土社会网络与真实的生产生活场景之中。通过构建要素供给、特征适配、目标落地的核心框架，阐明科技小院优化技术、人才、组织、服务四大要素，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回答“为何能赋能”的根本问题。价值逻辑则为理论逻辑的“目标落地”提供具象路径，将抽象要素进一步拆解为产业、生态、人才、治理四维协同赋能，使理论层面的现代化目标通过各维度价值实现逐步落地，回答“如何赋能”。

（一）科技小院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论逻辑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核心是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要素重组，实现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系统性转型提升。根据经典农业发展理论、农业技术理论、农业生态价值论，农业现代化主要是通过科技化、产业化、生态化，构建高产、高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产业体系与经营体系，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根据乡村治理理论与内生发展理论，农村现代化就是通过要素双向流动、人才引领驱动与多元协同治理，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建成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现代化新农村。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本质是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农村治理模式、农民生活品质向现代化水平跃升，最终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战略愿景。农业创新系统理论强调农业现代化是多元主体共同作用，在特定制度环境中通过知识共享、资源整合与制度适配所实现的系统性创新。技术采纳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则分别从微观主体和传播维度视角，勾勒出技术从研发到落地应用的完整过程以及新技术通过沟通渠道、示范效应与社会网络实现传播的内在规律。这些理论共同表明，科技创新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引擎，其效能发挥依赖于创新生态的构建、技术特性的适配以及传播机制的优化[23]。科技小院通过技术、服务、人才、组织四大核心要素的供给，构建“教育筑基、科技赋能、人才驱动”三位一体核心模式，开展“自下而上”式农业科技创新、“零距离”农业社会化服务及“产教融合”式人才培养，体现出科研攻关精准性、科技服务及达性、人才可持续性、组织协同性等鲜明特征与优势。

嵌入式理论认为，经济行动者及其行为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深深嵌入于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与制度环境之中[24]。科技小院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论逻辑，根植于其对农业技术扩散过程的深刻理解与系统性优化。通过科研人员驻村驻点，科技小院构建起嵌入式技术创新与扩散系统：以技术为核心

 

创新动力、人才为落地支撑、组织为协同平台、服务为贯通纽带，四大要素相互联动、功能互补，形成组织统筹资源、技术精准赋能、人才转化落地、服务衔接全链的有机整体，搭建起农业农村现代化核心特征与自身适配特征的精准对接桥梁，形成要素供给、特征适配、目标落地的底层耦合逻辑。技术要素作为科技驱动与生态可持续的核心纽带，科技小院以在地化靶向研发为核心，综合多学科资源，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创新生态系统，精准提供绿色智能、数字装备、全产业链提质等技术，直接响应现代化对农业科技进步、生态可持续性的核心需求，推动农业向质量效益与生态并重转型，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之路。科技小院通过科研人员长期驻村的工作机制，基于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规律的深入把握，依托示范实践和乡土社会网络，有效降低技术推广的认知门槛和实施阻力，显著促进了农业创新成果的转化与扩散。人才要素作为农业农村人才支撑的关键载体，科技小院以外部人才下沉与本土人才培育双轨模式供给人才，既输出高校科研院所专家、研究生等复合型人才，又通过技术培训培育本土新型职业农民，依托可持续性保障人才供给长效性，精准匹配农业农村现代化对知农爱农人才与高素质农民的需求。组织要素作为多元主体协同与产业融合的制度保障，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平台与校企村联动网络，整合多方资源、打破产业边界，优化治理格局，激发乡村内生发展动力。服务要素作为全维度特征适配的落地支撑，科技小院提供全产业链全流程服务，将技术转化为实操方案，助力产业价值链提升、农业绿色转型与“三农”人才培养， 推动技术、知识、人才、收益共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科技小院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论逻辑框架见图1。

（二）科技小院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价值逻辑

科技小院通过科研人员驻村实践，实现科技创新活动深度嵌入乡村社会网络，使产业、生态、人才、治理四个维度能够突破孤立状态，交织成一个协同演进的有机整体。具体而言，产业赋能作为核心驱动力，依托科技小院对当地产业脉络与社会网络的嵌入，实现技术供给与真实需求的精准匹配，推动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全链条升级与价值提升。生态赋能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底线，绿色技术研发推广至落地生根，是在尊重并融合地方生态伦理与生产习惯的基础上， 促成知识与实践的深度嵌入。人才赋能作为根本支撑，通过师生驻地实现外部智力资本与本土人力资本的深度链接与共同成长，完成人才的双向嵌入。治理赋能作为系统保障，是科技小院作为新行动者嵌入原有乡村治理结构，并激发

 

多元主体协同、重塑治理规则的过程。四个维度相互依存、彼此强化：产业升级为其他维度提供经济动能，生态优化为整体发展创设环境条件，人才集聚为系统注入持续智力支持，有效治理则为其他三个维度提供稳定的协作框架与制度保障。最终，科技小院通过这种深度嵌入与多维联动，协同驱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产业增效、生态优化、人才提质、治理升级”的系统性进程。科技小院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价值逻辑如图2所示。

1.科技小院提升农业全链增值推动产业现代化当前，农业农村现代化急需解决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生产标准和品牌建设不足、产业链条低质低效等诸多问题。科技小院以驻地产业需求为核心，展开靶向技术研发及推广，促进农业科技化、标准化、品牌化的提质发展，为产业升级奠定基础。一是以技术突破筑牢产业发展基础。科技小院聚焦驻地农业科技、品质短板等痛点，开展靶向技术研发，形成高校科研资源下沉和本土产业需求上升的双向紧密联动体系，将实验室技术转化为田间实用成果，从生产源头提升农产品产量与品质， 破解产业发展瓶颈，促进产业科技化发展。二是建立标准技术规程，全面提升产业发展质量。科技小院主导制定覆盖农业全生产环节的技术规程，通过“田间课堂+技术手册+入户指导”等多元方式，推动标准化生产，提升农产品质量稳定性，为品牌化运营与市场对接提供品质保障。三是打造品牌提升产品价值。科技小院可协助村集体或经营主体注册特色商标，进行专属品牌与包装设计， 打造区域特色农业品牌，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实现农产品从普通商品向高附加值商品的转变，促进产业品牌化、市场化发展，拓展产品溢价空间。四是促进业态融合实现延链强链，推动全链增值。科技小院利用其人才、信息优势， 联动电商平台、商超、文旅企业等，助力拓展“农业+电商”“农业+文旅”等新业态，构建生产、加工、销售、服务完整产业链，延伸产业增值空间，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现农业从生产导向转变为价值导向。

2.科技小院推广绿色技术促进生态现代化

针对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农业面源污染等生态挑战， 科技小院依托高校科研优势精准识别生态痛点，研发适配性绿色技术，推动生产方式绿色转型，筑牢农村生态底线，释放生态资源经济价值。一是问题诊断精准化。科技小院依托高校科研平台和技术优势，在驻地建立污染监测体系， 通过实时采集数据，精准识别污染源，明确生态治理核心目标与方向。二是技术研发适配化。科技小院专家团队针对驻地及相关区域生态痛点研发适配性绿

 

色技术，如精准减量施肥技术、生物防治技术、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等，破解农业生产与生态保护的矛盾，实现保护有效、利用合理的协同，为生态改善提供技术支撑。三是技术集成规模化。科技小院依托在地优势，整合单一绿色技术， 构建适应当地的完整生态循环农业模式，并加以规模化推广，巩固生态治理成效，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向绿色可持续转型。四是生态价值市场化。在生态环境改善的基础上，科技小院可充分发挥跨学科优势，深入挖掘生态资源经济价值， 推动生态保护到产品增值及效益提升转化，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让生态保护成为产业增值的源泉。

3.科技小院打造多层次人才梯队促进人才现代化

针对农业农村现代化面临的引才难、留才难、育才难及人才“空心化”问题，科技小院通过吸引高端人才驻地服务、本土新农人才的培训及后备人才储备等方式，构建多层次人才梯队，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持续智力支撑。一是加大本土人才的内生培育力度。科技小院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科技推广服务。入驻农村后，科技小院根据驻地产业需求与村民技能短板，采用“定制化培训+ 实践反馈”模式，开展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三产服务等分类培训，培育掌握实用技能的本土劳动者，强化本土人才内生发展能力，筑牢人才梯队根基。二是充分发挥外来人才的集聚效应。科技小院建立的基本要求就是专家团队、研究生及企业技术人才长期驻点，依托科技小院项目绑定及服务保障机制，组建“固定团队+流动专家”的高端人才队伍，通过科研攻关、技术指导、项目合作等方式，为农业农村发展注入外部智力，提升乡村发展人才梯队高度。三是打造后备人才储备队伍。科技小院通过导师潜移默化的引导、学生驻地亲身实践，坚定学生对自身专业的热爱和学习决心，增强新农人对“三农”事业的认知与认同，激发青年人才返乡创新创业动力，持续为人才梯队注入活力，打造可持续发展的高质量后备人才队伍。

4.科技小院构建多元协同治理体系促进治理现代化

针对农业农村现代化中传统治理主体分散、信息沟通不畅、决策效率不高等问题，科技小院以党建为核心，通过整合多元治理主体、数字化平台建设、日常科普支教活动，形成治理合力，促进治理方式的现代化，推动乡村治理效能持续提升。一是主体整合协同化。科技小院以党建为核心纽带，与驻地村庄通过党建联盟等形式，整合多元治理主体，围绕乡村发展议题共同谋划决策， 打破传统治理中各自为战的困境，形成治理合力。二是机制创新联动化。科技

 

小院运行涉及高校科研院所、地方科协、地方政府部门、涉农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驻村干部及农户，各主体需求各不相同。科技小院通过科技联盟、党建联盟、资源共建共享等形式，形成多主体互惠互利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治理从行政主导向协同共治转型。三是技术赋能精准化。科技小院发挥自身科技创新优势，运用数字化技术及平台，提升生态监测、产业管理、公共服务等治理环节的精准性与主体参与度，打通治理全链条。四是服务延伸闭环化。科技小院以村民实际需求为导向，通过扎实开展技术推广、科普教育、文化服务等活动，构建技术落地、人才培育、意识提升、协同联动的闭环治理链路，增强治理与乡村生产生活的适配性，推动乡村治理效能持续提升。

三、科技小院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践成效

为揭示科技小院的赋能价值，以云南省大理市古生村的科技小院为样本， 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挖掘实践细节，系统剖析科技小院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实践成效。

（一）对云南省大理市古生村科技小院的调研

2024年7月1日—8月15日、2025年6月29日—8月16日，研究团队成员参与了云南大理古生村科技小院组织的研究生学前实践教育培训。在培训过程中，团队成员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通过参与式观察、半结构化访谈以及入户调查等多种方法开展实地调研。调研对象涵盖科技小院师生、村干部、企业、合作社负责人及农户等多元主体，获取了丰富的一手田野资料与社会经济数据。古生村位于云南省大理市湾桥镇，是洱海流域现存最完整的白族传统村落之一， 距今约有2000年历史。该村沿海而建、傍海而居，村域面积140.5公顷，村庄占地28.03公顷，全村共有439户1842人。村内传统白族民居古朴且颇具特色，留存福海寺、凤鸣桥、古戏台、龙王庙等明清建筑。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古生村考察时作出“记得住乡愁”的重要指示[25]。近年来，古生村以“守护绿水青山、留存最美乡愁”为发展新理念，逐步突破传统种植为主的产业结构，依托文化生态资源优势实现转型发展，2022年被评为第四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选择古生村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在于该村的科技小院具有数量多、覆盖广、服务全、质量高的特点，能够为科技小院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提供经验借鉴。2022年2月，古生村第一个科技小院挂牌成立，由大理州人民政府、中国农业大学、云南农业大学通过科技联盟汇聚40余支科研团队，张福锁院士领衔建设，

 

其核心目标是探索流域农业绿色转型模式，创新洱海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农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经过三年，古生村聚集了7所高校6大门类、9个一级学科和17 个二级学科的团队，落地13个科技小院。这些小院分为功能互补的三类：第一类是以涉农专业为主的农业产业类科技小院，如古生村科技小院、绿色高值种植科技小院等。此类模式在全国科技小院中占主体地位。第二类是以社科类专业为主的文旅赋能型科技小院，着眼于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推动传统农业向农文旅融合转型。如乡愁农文旅科技小院、洱海人文科技小院等。第三类为综合类科技小院，如数商兴农小院，面向乡村振兴，依托多学科协作，通过数字化平台建设，系统性破解“三农”问题。

（二）科技小院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实效分析

科技小院在发展中形成了以多元协同为核心，“科协领导、院校实施、教师指导、学生常住、多方支持”的运行模式。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是科技小院的最高领导机构，具体由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指导，承担科技小院的申报、授牌、监督、评估等相关管理工作，同时把科技小院作为其技术推广、科普服务的创新平台并助力其规范运行。高校科研院所是科技小院的运行核心，通过派驻师生长期驻点，开展在地化科研攻关、人才培养、先进实用技术培训、田间指导、科普宣传等工作。地方政府立足当地发展战略，提供政策引导与经费支持。其他共建单位如企业、村庄等以资源换技术，与科技小院紧密联结，提供场地、设施甚至经费。科技小院以科学技术服务为纽带，促进各主体的协同与深度融合，形成互补共赢的利益共同体，保障了科技小院的稳定运行。在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践中，科技小院以四维联动赋能模型为核心架构，深度扎根乡村实际场景，在科研、服务、产业、人才、治理等多个关键领域取得显著实效，其创新实践与成效可从以下方面具体展开：

1.创新科研攻关新模式

科技小院的科技攻关以农业农村实际发展需求为核心导向，跳出实验室局限，聚焦农业农村实际场景破解真问题，实现精准对接、协同创新、落地优先， 有效破解农业科技供需脱节问题。古生村作为大理洱海流域的典型村落，古生村科技小院紧扣洱海保护与农业增收协同核心需求，驻院团队依托中国农业大学技术优势，联动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大理州农业科学研究院，针对古生村洱海保护限肥与水稻增产矛盾、农产品品质不高等核心痛点，开展靶向研发。古生村科技小院通过布设21个监测点位，精准定位1566户农户、5235块农田，实

 

时采集土壤、水体、大气数据，对生态问题精准诊断，在此基础上研发出“精准减量施肥+生物菌剂应用”复合技术等，通过个性化方案实施，在减少氮磷投入30%—50%的前提下，实现当地水稻亩产提升12%。古生村科技小院与当地企业深度合作，成立云天化科技小院、顺丰洱海有机循环与有机农业科技小院等， 发挥多学科交叉优势，将多个单一技术集合为完整的产业链条优化提升方案。通过建立洱海流域水稻绿色/有机种植、生物可降解地膜覆盖、控水高效利用三大模式，较农民常规模式施用氮肥、磷肥分别减少10%—48%、44%—55%，节水42%—45%，增产12%—38%，氮磷径流排放降低30%以上。

2.创新农业科技服务模式

科技小院打破传统“自上而下”式农业技术推广模式，开展“自下而上” 式农业技术推广，有效提升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常驻小院的研究生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以“扎下来”“融进来”的躬身姿态，深入农村生活，与村民建立深厚情感，农民有问题找小院成为常态。以“找出来”“做出来”的求索精神，开展入户走访与田间诊断，精准识别问题，推动技术攻关与成果落地。以“说出来”“展出来”的工作方式，开设“田间课堂”“夜间学堂”，利用科技长廊与示范田进行科普培训与技术推广。以“学起来”“乐起来”的精神风貌，在提升自身科研能力的同时，联办文化活动增强与村民的互动黏性。以“写出来”“联起来”的治学态度，实时记录工作日志，系统总结实践经验， 促进经验共享与多方协作。这十个“来”被科技小院形象地总结为“十来经”。科技小院扎根农村的嵌入式服务，强化农户对农业科学技术的认知和认可，显著提升了农业科技推广效能。古生片区通过绿色生态种植技术和绿色高值模式的推广应用，水稻、烟草、蔬菜等作物在实现增产10%—30%的同时，节肥10%— 35%、减排20%—50%[27]。

3.促进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

科技小院农业科技研发及成果转化的核心宗旨就是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古生村科技小院联合大理州农科院改良本土特色“古生稻”品种，培育出“古生1号”，制定种植技术规程，水稻亩产从2021年的432公斤跃升至2024年的543公斤[28]。通过绿色技术、绿色高值模式、资源循环利用等核心技术推广应用，从生产源头提升农产品产量与品质。在此基础上，科技小院协助古生村水稻生产区域通过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A级认证，村集体注册“古生稻”“洱海留香”商标，植入“乡愁文化+生态保护”理念设计包装，塑造特色品牌。品

 

牌化运营使“古生稻”收购价从每公斤4元提升至8元，溢价率达100%，通过农超对接进入昆明、上海等一线城市高端市场。“云粮洱海留香软香米”在京东、淘宝等大型电商平台以高端米定位上市，每公斤售价在15—20元。科技小院还联合拼多多建立“全国科技小院协作网”，严选小院优质农产品上线直播，促推科技小院的科研成果落地孵化以及农产品产销精准对接，让优质科技农产品形成良性的供需循环，实现从优质农产品到高价值商品的转化。古生稻米产业的发展完整呈现科技小院赋能传统产业市场增值的链式效应。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基础上，科技小院推动农业生产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整合稻田观光、农事体验、农产品加工工坊、传统扎染等场景，助力古生村打造成集地方特色、文化品牌与市场价值于一体的少数民族民宿经济新模式。2024年，古生村全年接待游客60余万人次，全村年旅游总收入近1200万元，村集体收入45.06万元[29]。该村参与民宿经营的农户超过120户，民宿带动村民增收超300万元[30]。通过绿色食品认证、生态旅游品牌塑造等方式，古生村生态溢价不断释放。古生村实践印证：生态保护不是经济桎梏，而是增值源泉。

4.促进人才培育模式创新和质量提升

科技小院建立初衷就是致力于打破研究生培养与实践环节脱节的窘境。科技小院的入驻不仅创新研究生培养模式，更为在地新农人的培育注入关键力量。由于多家科技小院的入驻，院士领衔、导师、博士生、硕士生的加入，古生村成为当下全国高学历人才最密集的村庄。在洱海科技大会战的两年多里，累计有25位院士、55家科教单位、960余名科技人员、500多名研究生参与破解洱海保护治理与绿色转型发展难题[31]。依托科技小院，古生村逐渐打造出“固定团队+流动专家”的高端人才格局。张福锁院士团队核心专家金老师已常驻古生村三年多，团队研究生常年驻村300天以上，真正实现高校师生在学中干、在干中研、在研创，极大提升驻村师生的实践创新能力，科技小院逐步成为村庄发展的高级智库。科技小院通过农业生产技术、民宿服务、文化体验、运营管理、手工艺品制作、电商直播、特色餐饮等核心技能培训，使村民熟练掌握专业技能，增强了生产经营能力。针对村“两委”干部与合作社负责人，组织开展产业规划、治理能力进阶培训，增强其带头谋划能力。科技小院通过项目定制、分类培育，大幅提升村民自身发展能力。此外，古生村科技小院通过每年假期举办研究生暑期学前实践教育培训，吸引全国各农业高校的研究生新生参加， 构建“研学实践+职业引导”路径。很多同学在培训之后对科技小院精神、“三

 

农”事业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坚定了学农事农的信念，人才回流的效应逐步显现。2022年一位原在外地就读的白族“大二”学生何某，因受租住自家院落的科技小院研究生影响，2024年立志报考并成功成为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专项硕士研究生，在完成一年的校内课程学习后，返回古生村常驻小院，以实际行动践行服务家乡的初心。另有刚从古生村科技小院毕业的硕士研究生杨某选择返乡创业，担任数商兴农科技小院主理人，推动本地优质农产品的产销对接与数字化运营。在科技小院的引领与赋能下，一批具备专业素养与实践能力的高素质青年人才正逐步返乡创新创业，形成人才回哺乡村的良性态势。

5.促进乡村治理效率提升

古生村科技小院创新成立全国首个“高校教师+农村党员”联合党支部，由科技小院教授任书记，并与当地党组织共建党建联盟，构建多方议事机制，围绕村落规划、生态保护等议题共同谋划发展路径，推动治理决策更贴合乡村实际需求。组建的“绿野理论宣讲团”累计开展党团宣讲活动37场、文明实践活动40余场、覆盖1800余人次[32]，让政策理论以通俗化、接地气的方式丰富村民精神世界。村民在党支部引领和科技小院示范带动下，推行“党员评星挂牌” 落实污染防控，组建200余人“洱海卫士”服务队，全村实现生活污水全收集， 农户垃圾分类准确率超80%。依托数字化工具与机制创新，科技小院对村庄生态监测、文旅服务进行数智升级，大幅提升治理效率[33]。科技小院还组建专项支教团，每月定期为小学生开展英语启蒙、乡村伴读等课程，累计覆盖学生1700 余人次；建立乡村美育教学基地，组织师生与村民共同举办参与节气庆典、民俗展演、集体劳作与文化体验等活动，在互动中增进情感联结与治理认同，逐步形成技术、产业、生态、文化、治理全链条协同的良性治理局面。

四、科技小院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路径优化

古生村的实践表明，科技小院已成为开展驻地适配农业技术攻关的有效平台，创新农业科技服务与产业深度融合模式的关键载体，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融合的实践路径，促进乡村生态治理与发展的有力支撑，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系统性动能。然而，放眼全国，当前科技小院的发展仍面临多重挑战： 其一，信任机制构建困难，技术采纳率偏低。作为外源性推广组织，科技小院难以在短期内获得地方政府、企业与村民的深度认同，从知识接受到行为转化的信任链条尚未有效建立，制约技术推广的实效。其二，服务能力有限，服务质量有待提升。当前科技小院多聚焦农业生产技术，缺乏农产品加工、品牌营

 

销等全链条服务能力，跨学科协同与科技小院间的联动不足，加之驻院研究生轮换频繁，实践经验不足，制约服务的精准性与延续性。其三，激励机制不完善，多主体参与动能不足。由于各方目标要求存在差异，现有考核评价体系与实际需求脱节，难以有效激发高校、政府、企业及农户的持续参与积极性。其四，质量参差不齐，区域分布不均衡。经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认定的2034家科技小院中，东部沿海地区数量达600余家，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则相对不足，各省份间差距显著，多者超过170家，少者仅个位数[34]。部分科技小院如河北曲周玉米科技小院、古生村科技小院运行较好，已形成示范效应，而部分科技小院则运行不佳，存在“空壳”“异化”等迹象[8]。其五，管理机制尚未理顺， 保障机制不健全。尤其资金来源不稳定，导致许多科技小院因经费困难而难以持续运行。这些结构性短板从不同维度制约了科技小院的高质量发展，削弱了其服务效能。因此，有必要从信任构建、服务优化、激励强化、管理规范与保障完善等方面系统优化发展路径，实现科技小院对农业农村发展的精准赋能。

（一）以驻地需求与情感联结为基础，构建稳定的信任关系

信任构建是科技小院有效融入驻地并推动技术落地的核心基础。科技小院通过深入驻地，精准识别政府、农户、企业等不同主体的差异化需求，通过定制服务菜单实施针对性策略，系统建立并深化与各主体间的信任关系，逐步推动其从了解、理解、认同转向主动参与、持续合作乃至示范带动的良性循环。在与驻地政府的信任构建中，应通过政策嵌合、成效可视、协同共建机制，将科技小院工作嵌入地方重点任务体系，以实效赢得支持。建立标准化台账与数据共享平台，实现成果可量化、可追溯。积极承接地方政府培训、政策咨询等公共事务，树立可靠合作伙伴形象。在与农户的信任建设中，落实驻村驻心制度，通过深度融入消除隔阂。精准对接小农户低成本、易操作与新型主体规模化、数字化的差异化需求，展开针对性技术帮扶。把种植大户、返乡青年作为技术推广重点，依托示范田与田间讲堂以点带面，结合农事活动与乡村文化互动，深化情感联结。在与企业的合作中，应深入调研其技术瓶颈与产业链需求， 建立需求与技术的匹配清单，为中小企业提供轻量化服务包，与龙头企业开展联合研发并设计收益共享机制，通过定期会商、共申项目、共建标准，推动合作从短期服务升级为长期战略协同，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稳定伙伴关系， 助力链主企业充分发挥引领产业升级作用[35]。通过上述多层次、差异化的信任机制设计，科技小院能够有效突破外来者身份壁垒，实现从技术供给方向乡

 

村发展共建者的角色转型，为科技成果扎根乡土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二）以能力强化和服务优化为核心，构建高效实用的服务体系

科技小院作为高校科研延伸的重要阵地、服务“三农”的关键平台及现代农业科技展示的先锋载体，其服务能力与质量直接决定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效能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推进水平。为切实发挥科技小院的桥梁纽带作用，需构建以能力强化、服务优化及反馈迭代为核心的闭环运行机制，系统提升服务的精准性与可持续性。在能力建设层面，建立跨学科协同机制，组建多学科服务团队，构建“理论+实践+跨学科”复合型培养体系。推行由学科导师、行业导师与交叉学科导师组成的“1+1+1”导师团队制度，强化师生在先进农业技术、数字技术等方面的实操能力。通过情景模拟训练，提升其沟通协作与需求对接能力。依托农学、管理、传播等多学科团队，协同应对产业融合中的复杂问题。在服务模式方面，需紧密结合农业生产周期与主体行为特征，开展场景化、柔性化服务。针对农户，推行“田间课堂+线上微课”相结合的培训方式，在关键农时开展现场指导，并利用新媒体平台推送技术短视频，在农闲时段通过科普活动、文艺汇演等形式融入技术推广。面向企业，建立“驻厂+远程”双轨服务机制以保障生产连续性，对政府则实行“数据月报+季度研判”的政策跟踪支持， 并借助数字化平台实现服务需求智能匹配，推动服务内容从单点技术输出向全链资源整合升级。在持续改进层面，需建立涵盖农户满意度、企业效益提升与政策落实成效的多维评价体系，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走访与数据核验等方式系统收集反馈信息，定期开展服务复盘，针对技术适配性不足、响应时效滞后等突出问题动态优化服务策略，形成服务、评估、优化、再服务的良性循环，确保科技小院在扎根乡村、服务民生的过程中实现持续迭代与效能提升。

（三）根据不同主体的核心诉求，建立分类分层的长效激励机制

为激发各方参与农业农村服务的持续动力，需围绕科技小院涉及的多元主体，形成分层分类、导向长效的激励体系。在高校层面，应优化师生评价与发展机制，将教师驻村服务实效纳入职称评定与绩效考核，对表现突出者开通绿色通道。研究生培养方面可扩大专业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强化对专业硕士研究生调研报告、案例分析等实践性成果的认定，并在就业、深造及返乡创业等方面提供政策与资金支持。政府层面需设立专项基金，将科技小院建设成效纳入地方考核，对成效显著地区给予建设用地、科研项目等政策倾斜。企业合作方面，应通过信贷支持、税收减免等措施激励其参与技术攻关与产业孵化，尤

 

其对带动农户增收明显的企业予以重点扶持。针对农户，可通过生产补贴、设立种植奖项及培育技术推广员等方式增强参与感，并建立风险补偿机制降低技术采纳风险。对积极配合科技小院工作、成效突出的村庄，应在乡村建设与产业发展上予以资源倾斜，形成村庄与科技小院协同共进的良性循环。通过上述多维激励的协同推进，可有效增强科技小院各参与主体的内生动力与服务黏性， 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持续活力。

（四）构建标准化协同联动的管理体系，以数字化提升管理效能

聚焦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及乡村振兴重大战略，根据区域特色产业科学布局，避免科技小院分散化、无序发展。加强科技小院标准化建设，应围绕科技小院申请、运行与考核全周期制定统一规范，明确场所建设、人员配置、设施配套与服务流程等基础要求，确保科技小院建设规范、运行有序。建立需求响应、服务实施、成果归档的闭环管理流程，实现服务过程可追溯、质量可评估。在考核体系设计上，应结合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科技小院的特点，构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差异化评价指标体系，将考核结果与等级认定、资源分配直接挂钩，对达标科技小院予以激励，对不达标者实施整改或退出机制，推动科技小院从松散自治向规范治理转型。在协同化管理方面，需建立跨层级、跨部门的协同机制，成立由地方政府牵头的科技小院建设领导小组，统筹高校、农业农村部门、科协及企业等资源，定期协调解决建设用地、资金拨付等关键问题。通过签订多方协议，明确政府、高校、企业、村庄各方权责，形成村庄提供场地与组织支持、高校输出智力资源、政府配套政策与资金的稳定格局。跨区域层面则推动组建科技小院联盟，强化科技小院间资源共享与联动，同时加强与国家及省级产业技术体系、试验站等平台的联动，实现技术、专家与经验的共享共融。在数字化赋能方面，应加快建设全国科技小院管理服务平台，整合科技小院基本信息、运行数据与成效指标，实现管理部门、培养单位与科技小院三级联动监管。开发服务供需智能匹配系统，提供线上咨询与远程指导功能， 提升服务响应效率与覆盖范围。通过构建科技小院服务数据库，对服务需求、实施成效进行多维度分析，为管理决策与服务优化提供数据支撑，推动管理模式从经验主导向数据驱动转变。

（五）提升完善支持体系，为科技小院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高质量保

障

为破解科技小院在政策支撑不足、资金来源单一、人才队伍不稳及风险应

 

对薄弱等方面的系统性困境，亟需构建政策、资金、人才三位一体的可持续保障机制。在政策层面，应强化顶层设计，通过国家层面明确科技小院的法律地位与职能边界，出台跨部门协同支持政策。省级政府统筹制定专项发展规划， 市县级将科技小院建设成效纳入乡村振兴考核体系，形成分层联动、全程覆盖的制度保障框架，遏制重复建设与低效扩张。在资金保障方面，应构建以财政专项基金为引导、市场投入为主体、社会捐赠为补充的多元投入格局，通过设立科技小院专项基金、引导企业共建享受税收优惠、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捐赠等方式，形成稳定可持续的资金供给机制。在人才支撑方面，推行“首席专家负责制”与“1+1+1”复合导师模式，强化学术资源远程接入、线上课程与驻村补贴等配套支持，构建高校专家、驻院研究生、基层农技员和本土能手四级梯队， 增强服务队伍的连续性与专业性，系统保障科技小院的长效运行。

（六）紧抓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机遇，深化科技小院服务功能

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依托科技小院在信息集成、人才汇聚和平台综合能力等方面的优势，进一步深化拓展科技小院在新时代科技引领、创新驱动的服务功能。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36]，推动农业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市场建设深度融合，为构建农产品从供应链、物流链、营销链和终端服务链的大市场建设提供支撑，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的衔接困难问题，探求破除农业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难点堵点，打通农产品流通的“最后一公里”。助力农产品智慧物流、冷链物流体系建设，提升农产品物流运输效率， 降低农产品运输销售环节损耗，为不同农产品物流和售后服务提供定制化、智能化的全流程整体解决方案。顺应新时代数字中国建设要求，以科技小院为载体，搭建培育农业农村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平台，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和成果转化应用。推动AI技术在产业创新和产品推介的应用，加快“AI+农业”的应用落地，持续催生新质生产力，着力打造农村信息服务、智慧物流、数字农业、数字乡村、电商平台、农业康养、农业医疗等新型产业，赋能未来农业发展、赋能和美乡村建设。

五、结论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小院作为扎根农业一线的创新实践载体，其发展已从基层探索上升为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为破解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科技供需错位、人才“空心化”等现实难题提供了实现逻辑和实践路径。科技小院之所以能成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

 

要推力，根本在于构建了从理论支撑到价值落地的完整赋能逻辑，其关键在于依托“嵌入式发展”机制，实现科技创新系统与乡村产业及社会系统的深度耦合。

首先，理论逻辑框架明晰了科技小院“为何能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基于农业创新系统、技术扩散等相关理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本质是通过多元创新与要素重组，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系统性变革。科技小院以“科研筑基、技术赋能、人才支撑”为核心模式，通过技术、人才、组织、服务四大要素的协同供给，依托针对性技术研发、内外人才双向培育、多方协同平台搭建及全流程服务覆盖，精准对接农业农村现代化对科技升级、生态保护、人才保障与治理优化的核心诉求，构建起要素协同、诉求匹配到目标达成的内在逻辑。这一逻辑既破解了传统科研与乡村实际脱节的突出痛点，也奠定了科技小院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底层理论支撑。

其次，价值逻辑框架系统阐释了科技小院“如何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该框架将理论层面的抽象逻辑转化为具象可操作的实践路径，通过科研人员驻村扎根，实现科技创新与乡村社会网络的深度嵌入与有机融合，构建起产业、生态、人才、治理四维联动的赋能格局。产业维度，以技术与需求精准对接推动农业全链条增值；生态维度，凭借绿色技术与本土实际深度融合筑牢可持续发展底线；人才维度，通过外引内培的双向培育模式促进人才成长；治理维度， 依托乡村治理体系优化激活多元协同治理效能。四大维度相互支撑、动态强化， 形成产业提质、生态向好、人才集聚、治理高效的良性发展态势，系统回应了科技小院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践逻辑。

最后，通过实践案例剖析与未来趋势研判，进一步印证科技小院的价值与发展方向。古生村科技小院的实践充分表明，科技小院作为高校及科研院所服务乡村振兴、助推农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平台与创新模式，已然成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质生产力载体。其在促进农业科技创新转化、推动农业产业升级、提升农民综合素养、培育农村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可以预见，未来科技小院将成为推动我国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尤其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科技农业、智慧农业、数字乡村等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对科技小院提出了更高要求与更广需求。为此，应立足村庄资源禀赋、产业特色与文化优势，差异化布局建设多功能科技小院，持续强化其在农业农村发展与人才培养中的核心支撑作用，为我国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

 

化提供坚实的理论借鉴与可行的实践路径。

 

洛阳市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洛阳职业技术学院 刘清扬、杜伟

 

洛阳市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被誉为“千年帝都、华夏圣城”，文旅资源十分丰富。近年来，洛阳市紧紧围绕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和国际人文交往中心的目标，按照“宜融则融、能融尽融、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工作思路， 使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成效明显，获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称号。

一、洛阳市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现状

1.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政策体系

洛阳市出台实施了《推动文旅消费行动方案》《打造“古都夜八点”文旅消费品牌行动方案》《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等文旅业支持政策，推出洛阳都市圈全域旅游精品线路、共建洛阳都市圈文旅品牌等文旅融合联动发展措施，形成了洛阳文旅融合发展新格局。2023年以来，洛阳市接待游客量和旅游收入双增长，尤其是牡丹文化节期间，“洛阳汉服”火爆出圈，带动文旅市场强势复苏，文旅产业呈现快速发展态势。

2.坚持项目带动，厚植文旅融合基础

洛阳市充分挖掘展示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持续提升龙门石窟、白马寺、关林“老三篇”，着力打造隋唐洛阳城国家历史文化公园、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东方博物馆之都“新三篇”，使文化和旅游有机融合、深度发展。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展示“最早中国”，隋唐洛阳城国家历史文化公园勾勒盛唐气象，东方博物馆之都彰显厚重底蕴。洛阳市以国家文旅部在此设立“国家级河洛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契机，打造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城市，推进黄河文化、大运河文化、河洛文化与旅游业融合发展。

3.跨界融合创新，培育文旅融合新业态

洛阳市推动文化旅游与科技、工业、会展、农业等产业融合创新，催生更多文化旅游新业态。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建设数字化景区，龙门石窟成为全国“互联网+智慧景区”标杆。推出“文明之源、根在河洛”等研学旅行线路，打造“研学洛阳、读懂中国”研学旅行品牌。培育了手绘小镇、重渡沟、倒盏村等一批特色文旅小镇。推动“洛阳礼物”进景区、“农副产品”进“洛阳礼物”或进线上平台，实现文旅、农旅、商旅融合发展。

4.发展夜游经济，丰富文旅融合产品

 

洛阳市强化历史文化的现代表达，改造提升西工小街、龙门古街、关林步行街等特色文旅街区。推出“古都夜八点，相约洛阳城”、“夜游龙门”、应天门“古城夜韵”灯光秀等特色主题活动，培育洛邑古城等综合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地，推动“吃住行游购娱康演”等业态提质扩面。洛阳市入选中国夜游名城，成为全国热门旅游目的地。

5.深化对外交流，增强洛阳文旅影响力

洛阳市成功举办世界古都论坛、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遗产论坛等大型国际文旅活动，加强与中亚文化交流，与法国图尔市等多个国际友好城市深化人文交流，强化河洛文化的国际表达。洛阳市成功加入世界旅游联盟，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古今辉映、诗和远方”的城市名片更加靓丽。洛阳市联合郑州市等豫晋陕三省11市成立“华夏文明之源城市文化旅游推广联盟”，举办“豫见快手·嗨在洛阳”河南（洛阳）快手网红文旅大会，网红洛阳脱颖而出。

二、洛阳市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

1.文旅融合发展质量不优

一是文旅融合机制不活。洛阳市相关部门对文旅融合发展规律、推进模式和实践路径缺少深入研究，专门针对文旅融合的评价指标体系尚未真正建立。各类文旅资源分布在政府、企事业单位及个人手中，缺乏高效协调的配置机制。旅游线路更新较慢，游客新鲜感获得感不强。二是文旅业态不够丰富。洛阳市文旅业缺少大型高品质的游乐主题公园，缺乏独具地方特色、影响力大的文旅演艺项目，夜游项目比较单一，没有形成规模和品牌效应，加之高端度假酒店和高端度假产品缺乏，致使游客购物、娱乐、演艺等二次消费较少。三是游客在洛停留时间短。洛阳市旅游观光型产品多，休闲度假型产品少，不少旅游景点存在产业链短、增值服务少的问题，难以满足中高端游客的需求。外地游客在洛人均停留时间短，大多为一至两天短期游，消费少，与旅游发达城市相比有较大差距。

2.文化资源深度挖掘不够

洛阳市对千年古都、古运河中心、丝路起点、河洛文化等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和提炼不够，以市场为导向不足，与游客互动少，游客在旅游中的文化体验不足。洛阳市对优秀文化资源当代价值的解构与重构不足，对厚重历史、文化名人、历史故事的展示不足，对地下文化遗产保护多，开发展示少，活化意识和创新不够。

 

3.文旅融合创新不快。

一是文旅项目缺乏创新。洛阳市文旅项目大多停留在“走马观花”式的观光性旅游和初级休闲型旅游层面，可视性不强、体验性不佳，缺乏深度体验型旅游产品。文旅项目的创新化、智慧化方式亟待提升，有影响力的策展活动较少，缺少大型演艺活动作为支撑。二是文创产品同质化严重。洛阳市文创产品在创意、设计、制作、生产、宣传、营销、服务等各个环节尚未形成成熟完整的产业链，文创产品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不够高。三是缺乏国际化项目与产品。目前洛阳市国际性会展赛事、国际性产品明显不足，现有的牡丹文化节、河洛文化旅游节等影响力仅停留在省级、国家级层面，距离国际知名旅游节会品牌还有很大差距。四是宣传推介效果有待提升。在整体营销宣传上，存在宣传推介分散、效果不佳等问题。洛阳市与中央和省市主流媒体的合作还不够深入，应用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平台收获聚集效应的成功案例还很少。同时，国际化宣传推介水平也较低，对外宣传缺乏策略性和针对性。

4.文旅融合发展政策体系不完善

洛阳市对文旅融合发展没有形成可持续、较完善的政策体系，相关部门的零星政策缺乏有效衔接和互相协调，效果不明显。一是土地支持政策不明确。洛阳市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中对文旅融合项目用地的考虑不充分，引进大型文旅项目选址受限，土地指标难以满足。二是资金支持政策力度不够。洛阳市没有一整套支持文化企业、旅游企业、消费业、民营博物馆等的完善资金政策， 影响了企业由小变大、由大变强的发展速度，不利于培养具有影响力的文旅企业集团。三是文艺作品创作支持政策不强。洛阳市对文学、影视、演艺、音乐等与旅游融合度较高的文艺作品，缺乏有足够吸引力的政策引导，文艺与旅游融合发展的短板十分明显。

三、深化洛阳市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建议

1.扮亮历史文化品牌

一是打造文化遗产保护典范。洛阳市应对洛阳的“河图”“洛书”文化、儒释道文化、都城文化、名人文化、姓氏文化、牡丹文化等进行深度挖掘梳理与传播，叫响中华文化之源的文化地标。以二里头夏都遗址为重点，统筹开展商、周古都考古与研究，打造华夏文明之源。以丝绸之路和隋唐大运河等世界文化遗产为重点，加大对世界文化遗产的培育保护与利用力度。在加强对邙山陵墓群等古墓进行保护的同时，加大研究与展示力度，不断提升古墓文化的影

 

响力与吸引力。二是打造文旅融合重要载体。洛阳市应加快隋唐洛阳城历史文化公园、汉魏洛阳故城、考古遗址公园群、全国区域性石窟寺保护基地和世界古都论坛永久会址等重大项目的建设。依托隋唐洛阳城历史文化公园，整合明堂天堂、应天门、九洲城、丽景门、洛邑古城等景点，布局民宿区、餐饮区、文创区、非遗区、民俗展演区等，打造隋唐洛阳城文旅综合体。依托隋唐洛阳城里坊区，在洛河以南至定鼎门遗址博物馆之间规划布局特色文旅项目，打造隋唐洛阳城里坊文化区。三是建设城市文化新地标。洛阳市应持续打造“书香洛阳”城市文化品牌，探索举办诗词洛阳、典籍洛阳等互动文化活动，用书香涵养城市文化气质。同时大力发展“阅读+”新业态，开辟“书店+咖啡+文创” 城市生活新空间。加强城市主题音乐、流行音乐创作与传播，建设主题音乐街区、洛阳音乐厅、洛阳大剧院等艺术殿堂。

2.激发文旅消费潜力

一是大力发展旅游演艺产业。洛阳市应创新文旅融合展示方式，突出洛阳文化特色和地域特点，实施“优秀剧本孵化计划”，创作一批优秀演艺作品， 实施“景区+娱乐”“景区+演艺”“景区+剧场”等商业模式，丰富和提升景区文化内涵，让历史“活”起来，让文化“动”起来，让洛阳文旅“既有说头， 也有看头”。洛阳市应促进演艺资源整合开发利用，支持小剧场、茶楼等休闲演艺场所建设和联合运营，吸引文艺表演团体和表演人才，形成一批高品位的“洛阳演艺”节目。二是打造洛阳夜游品牌。洛阳市应延伸旅游产业链，构建“品牌化、特色化、全域化”夜间经济新形态，推进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建设， 促进“文商旅体娱”融合发展。要依托龙门石窟、洛邑古城、老城十字街等景区，让游客体验洛阳独特的当地生活、体验深厚绵长的历史文化，做好“夜市、夜食、夜展、夜秀、夜节、夜宿”，打造老洛阳、国际范兼备的夜游体验文旅项目群，做强“古都夜八点”品牌，进一步释放洛阳夜经济活力。三是重塑洛阳美食品牌。洛阳市应实施洛阳餐饮老字号复兴工程，做靓洛阳水席、洛阳汤、洛阳锅贴等餐饮品牌。开展“洛阳名吃”认定，推进品牌连锁化经营，推出一批特色美食文化体验街区，扶持培育一批餐饮龙头企业。同时举办洛阳美食节， 开展网红菜、口碑店、绿色餐饮、星级名店评选活动，扩大洛阳美食影响力。

3.提升文旅内涵品质

一是塑造城市旅游新风貌。洛阳市应充分利用市内各水系特点，结合洛阳的历史文化，打造功能各一、门类齐全的滨水休闲文化带。在主要桥梁、合适

 

水面上开发夜间游船、灯光秀、水幕电影等项目，在水系两侧布局茶社、酒吧、戏院、实景演出等特色夜间休闲项目。将新安、孟津等县区的沿黄河景区进行整合、提升，打造沿黄生态带、文化带、旅游带，塑造“万里黄河、河洛风光” 的品牌。二是开发文旅精品线路。洛阳市应依托白马寺、龙门石窟等佛学文化旅游资源，以文化朝圣、国学研修、历史体验为主要内容，培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示体验、传承创新基地，打造东方圣城文化旅游目的地。以洛阳黄河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区、洛河文化公园、国家河流文明博物馆等为载体，构建“黄河、洛河、隋唐大运河”河流文明传承创新区，打造“三河文化”旅游目的地。依托洛阳遗产遗址文化，以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洛阳博物馆、河洛文化博物馆等博物馆体系为平台，开拓馆藏文物展览、策展人才培养等，打造博物馆之都和博物馆旅游目的地。洛阳市还应积极推动牡丹花成为国花，并以洛阳牡丹园、牡丹文化节为载体，打造国色天香旅游目的地。依托关公在华夏文化圈的影响力，基于关林文化资源，策划关公文化主题演艺，打造关公文化旅游目的地。三是发展研学旅游品牌。洛阳市应依托洛阳独特的自然和文化旅游资源、大型公共设施、工矿企业、科研机构等，打造一批精品研学旅行线路，建设一批高品质、多样化的研学游基地，向研学旅游的更深领域、更高层次发展。

4.培育文旅消费业态

一是开发沉浸式文旅产品。文旅产业已经从“观光游览”向“沉浸体验” 转变，洛阳市应结合实际和市场需求，重点发展剧本娱乐、电竞数娱、趣味体育等文旅新业态，进一步创新汉服体验、夜宿博物馆等具有洛阳特色的有场景、有故事沉浸式文旅产品，让游客在深度参与中获得沉浸式体验，着力将洛阳打造成全国沉浸式文旅目的地。二是打造沉浸式消费场景。年轻人已经成为文旅消费的主力军，洛阳市应营造深受年轻人喜欢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如可结合洛阳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在洛邑古城、洛南里坊、上海市场等区域，打造主题鲜明的特色消费街区，布局更多符合年轻人需求的“蹲城部落”，进一步激发青年群体的消费活力。三是创新沉浸式旅游组织方式。互联网移动端已经成为游客获取资讯、开展社交的主要平台，洛阳市应利用线上传播与线下体验相结合的方式提升文旅营销效果，如通过支付宝、美团等网络渠道，设计线上购票、通关认证、积分兑换等新营销方式，吸引游客线上下单、线下打卡体验消费。

5.打造洛阳文旅国际品牌

一是打造洛阳“文化丝绸之路”。洛阳市应借助丝路旅游合作联盟等平台，

 

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重点城市在艺术交流、联合考古、文物互展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打造丝绸之路黄金旅游走廊，设立丝路旅游驿站，建设丝路风情街，举办丝绸之路主题文化活动，不断扩大洛阳的丝绸之路文化影响力。二是举办有国际影响力的会展赛。洛阳市应利用众多历史文化名人资源，举办有关的论坛、研讨会，引进高水平、高规格、影响力大的体育赛事，把洛阳打造成对外集中展示城市文化和风貌的国际化名片。三是深化国际旅游营销。洛阳市应加大与国际知名旅行商的战略合作，推动将洛阳纳入其在海外的销售网络和营销平台，逐步加强洛阳旅游形象在日韩、欧美等主要客源市场的推广，构建洛阳旅游休闲的全球营销网络。

6.加大文旅要素保障

一是完善文旅产业支持政策。洛阳市应对文旅产业在人才、资金、土地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鼓励支持洛阳高校设置文旅专业，建立文旅人才共同培养机制，同时引进文旅产业的优秀人才，建立健全适应文旅人才发展的股权激励、薪资分配等政策机制。积极推行文旅项目“点状供地”政策，优先保障文旅重点项目用地。在文旅产业发展基金、引导资金、招商引资奖励和市场培育上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推广以奖代补措施，对全域旅游和特色街区建设、演艺场所和演艺精品打造、文创产品开发给予奖励。二是创新文旅产业投资模式。洛阳市应改变由单一市场主体包揽文旅项目策划、建设、运营的传统模式，以市场化手段整合创意、投资、运营等方面的优质资源，形成文旅产业投资新模式。

 

数字经济背景下辽宁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

沈阳城市建设学院管理学院 王英华

 

1.引言

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全球经济结构与产业形态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诸如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不仅重塑了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同时也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注入了新的活力。辽宁省作为中国东北地区的重要工业基地，其制造业在数字化浪潮中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文章旨在探讨数字经济背景下辽宁省制造业的发展现状、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这不仅有助于增强辽宁省制造业的竞争力，而且对其他地区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辽宁省数字经济及制造业发展现状

2.11 辽宁省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为了积极响应国家建设数字强国的战略部署，辽宁省政府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采取了积极举措，发布了《数字辽宁发展规划》《辽宁省加快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等一系列规划与政策文件，旨在促进省内各领域数字化转型进程，并已取得初步成果。2022年，辽宁省数字经济总量突破1.1万亿元，年增长率达到10.4%，其在工业部门的渗透率增至24%，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4G网络已实现城乡的广泛覆盖，同时，众多5G基站和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也已建设完毕，为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辽宁省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加强，为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另外，数据中心和云计算平台的建设，也为企业提供了强大的数据处理和存储能力。在产业转型方面，辽宁省正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传统产业的质量和效率，同时也在积极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如半导体光刻设备等领域的企业，以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政府支持企业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研发投入，促进了产业升级和新业态的发展，在数字技术创新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2.2辽宁省制造业发展现状

作为中国东北地区的重要工业基地，辽宁省制造业不管是在企业数量还是资产总额上都具有显著优势，制造业规模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的80%以上。

2023年，辽宁省地区生产总值实现了5.3%的年增长率。在这一增长中，第

 

二产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表现出了强劲的增长势头，这反映了制造业在追求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强劲动力。在数字化经济的大背景下，辽宁省正积极推动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化、网络化和数字化转型，推动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在制造业的广泛应用，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经济质效的显著提升。从具体数据来看，2023年，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8.8%。这一增长表明辽宁省在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2024年上半年，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这一增长反映了辽宁省在维护国家产业安全、加快建设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方面取得了成效。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31.7%，显示出新兴产业的发展势头良好。此外，辽宁省还注重固定资产投资和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2024年第一季度，全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2%，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2%，显示出辽宁省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方面的积极成效。

3.数字经济对辽宁省制造业发展的作用

3.11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社会竞争力

作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领域之一，辽宁省制造业正通过深度融入数字经济，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 不仅提高了制造业的生产效率，还促进了产品创新和服务质量的提升，为辽宁经济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大动力。通过构建数字化生产体系，企业能够实现对生产流程的精准控制和优化，提升产品质量和市场响应速度，从而在全球市场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提升社会整体竞争力。

3.2促进数字化转型，提高产业发展水平

辽宁省政府高度重视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通过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实施计划，特别是“揭榜挂帅”项目的实施，激发了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积极性，形成了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典型案例。这些项目不仅推动了数控机床、汽车、船舶等重点制造业的数字化改造，还促进了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新兴业态的发展，这一进程不仅显著增强了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还促进了产业链的延伸，为产业结构的改进和提升提供了坚实的动力。

3.3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增强生产效率与灵活性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和消费者需求的日益多元化、个性化，辽宁省制造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数字经济为制造业提供了应对这些挑战的有效手段。通过数字化改革，企业能够实时获取市场动态和消费者反馈，精准

 

把握市场需求变化，从而快速调整生产计划和供应链布局。此外，数字化技术还使得生产过程更加透明和可控，企业能够对生产质量进行智能化监测和管理， 提升产品品质的均一性和可靠性。

3.4助推绿色低碳发展，实现资源高效利用

数字经济与绿色低碳技术的融合发展为辽宁省制造业的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持。通过运用数字技术对生产过程进行精准控制和优化，企业能够减少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同时，数字技术还能帮助企业建立全面的能源管理体系和碳排放监测体系，为绿色低碳转型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持。此外，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技术的应用还能促进生产工艺的深度脱碳和业务流程的优化，推动制造业向更加环保、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这些变化不仅有助于实现辽宁省制造业的绿色低碳转型，还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贡献了力量。

4.数字经济背景下辽宁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4.11 供应链协同机制不健全，抗风险能力差

在辽宁省制造业领域，供应链协同机制不健全是制约其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由于中小企业众多，缺乏龙头企业的引领，导致资源分散、协作效率低下。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缺乏有效的信息共享和协同平台，使得供应链反应迟缓，难以快速应对市场变化。加之产业结构层级较低，多数企业仍处于产业链中低端，对高端技术和市场的掌控力不足，进一步削弱了其抗风险能力。面对国际经济、原材料成本的不稳定性，供应链易断裂，影响整体生产稳定性和市场竞争力。此外，产业集群虽具雏形，但内部协同机制尚未完善，资源整合不足，难以实现规模效应、协同效应，限制了辽宁省制造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4.2研发投入不足，创新体系待完善

辽宁省制造企业在由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面临着科技创新能力匮乏、行业结构升级困难等问题。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辽宁省制造业技术的落后直接导致其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下降，同时也制约着其在产业链条上的定位。2022年，辽宁省研发经费投入金额620.9亿元，占全省国民生产

总值的2.14%，投入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辽宁省制造业研发投资相对于其经济规模存在不足。究其原因，在于地方政府、企业及社会对科研成果的关注不够，或是对科研经费的分配不当，这与制造业发展和结构的调整是相

 

违背的。此外，创新体系的不完善是制约辽宁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另一大障碍。政府、产业以及企业之间的协同体系还未成熟，科研机构、高校与企业之间存在信息壁垒和合作障碍，产学研合作机制尚不健全，导致科研成果难以迅速转化为实际生产力，使得技术研究成果在实际应用中面临重重困难。

4.3信息基础设施薄弱，数字服务供给不足

首先，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不仅体现在高昂的建设成本与低下的利用率之间的矛盾，更在于缺乏前瞻性的规划与更新投入，导致智能化、网络化水平难以跟上行业发展的步伐。这种基础设施的薄弱，直接限制了制造业企业对于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的有效应用，阻碍了生产流程的优化与效率提升。此外，数字服务供给不足也是制约辽宁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因素。虽然辽宁省市场上存在众多IT服务商，但能够提供高质量、定制化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的服务商却寥寥无几。这些服务商往往难以深入理解制造业企业的实际需求，提供的服务往往停留在表面，无法真正助力企业实现深度转型。同时，由于缺乏统一的数字通信平台，企业间数据孤岛现象严重，信息共享不畅，导致数据资源的浪费与利用效率的低下。

4.4高端技能人才匮乏，培养体系需对接产业需求

辽宁省正面临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急需掌握现代数字技术的高端技能人才，然而在吸引和保留专业技术人才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与发达地区相比，薪酬福利、职业晋升机会及生活设施差距较大，导致本地技术人才流失严重，同时难以吸引外来高端人才。此外，由于产业结构和资金回报率的影响， 制造业内部薪酬分配不均，进一步削弱了对人才的吸引力，许多专业人才被迫转向其他产业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教育体系与制造业需求之间的脱节也是一个突出问题。辽宁省虽拥有东北地区最多的高校资源，但是教育体系与制造业实际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脱节，在人才培养方面无法满足数字化时代的市场需求，例如缺乏与行业紧密结合的实践教学平台，以及对在职人员进行技能升级和终身学习的机会不足等，这些问题共同导致了辽宁省制造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人才短缺的困境。

4.5法规环境滞后，制约制造业创新活力

当前，尽管数字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应用日益广泛，但相关法规政策的制定和更新速度未能跟上技术变革的步伐，这种滞后现象导致企业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不确定性和挑战。例如，企业在数据隐私保护、网络安

 

全以及跨境数据流动等方面所面临的法规尚不健全，这不仅增加了企业的合规成本，还带来了潜在的法律风险。此外，针对数字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这使得企业在投入大量资源进行研发和创新时，难以获得足够的安全感和保障。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完善可能导致企业的创新成果被轻易模仿或盗用，从而削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这种状况不仅限制了制造业的创新活力，还影响了整个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5.数字经济背景下辽宁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5.1加强供应链协同管理，提高抗风险能力

为破解供应链协同机制不健全、抗风险能力差的困境，辽宁省应多措并举， 加强供应链协同管理。首先，政府应发挥引导作用，搭建供应链协同平台，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实现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间的信息共享与资源优化配置。同时，推动建立行业标准和规范，促进企业间的互信与合作，形成紧密联系的供应链网络。其次，鼓励和支持龙头企业发展，通过政策激励和市场机制的双重作用，培育一批在行业内具有引领作用的企业，这些企业将在供应链中扮演关键角色，引领中小企业实现协同发展。此外，强化供应链的危机应对策略，建立完善的风险预警和应对机制，以提升供应链的韧性和适应性。通过拓展国际合作，多元化原材料和零部件的来源，减少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 从而增强供应链抵御风险的能力。最后，通过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和降低运营成本，激励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升辽宁省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竞争力。

5.2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强化技术创新体系

首先，政府应加大对制造业研发的支持力度，制定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税收政策，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通过建立专门针对研发活动的资金支持计划、提供贴息贷款或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等措施，有效减轻企业在研发过程中的成本，从而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同时，优化科研经费分配机制，确保资金精准流向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领域和前沿技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其次，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鼓励企业加大自主研发力度，以增强企业在各个技术领域的创新实力。倡导大型企业集团在推动技术创新和优化研发管理流程中起到示范和带头作用，通过政策激励和资源配置，引领行业技术发展，培养一批以企业为核心的新型研发机构，专注关键产品及行业发展趋势的深入研究。通过产学研深度融合，打破科研机构、高校与企业之间的信息壁垒和合作障碍，构建

 

开放协同的创新生态，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此外，加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是提升辽宁省制造业创新能力的重要支撑。应围绕制造业核心技术和重大项目，建设一批高水平制造技术创新中心，为产业技术创新提供公共服务平台。通过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推动基础研究成果向产业应用转化，加速技术创新成果的市场化进程。

5.3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生态体系

辽宁省应以数字化转型为引领，加大对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支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共同构建高效、智能的信息网络。全面加速5G网络的广泛部署与深度覆盖，通过优化基站布局、提升网络容量，消除网络盲区，确保制造业企业能够享受到高速、稳定的通信服务。同时，推动5G与AI、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技术的深度融合，打造智能制造的全链条数字化解决方案，实现生产流程的智能化改造与升级。在此基础上，需建立健全跨企业、跨行业的数字通信平台，打破信息壁垒，促进数据资源的高效共享与协同利用。推动数字服务供给优化，鼓励IT服务商加强与制造业企业的合作，深入了解其数字化转型的痛点与需求，提供定制化、高质量的解决方案。同时，建立数字服务评价体系， 定期评估服务商的服务质量，促进服务市场的优胜劣汰。

5.4优化人才吸引与激励机制，加强培养数字化人才

辽宁省制造业数字化发展离不开培育数字技术领域的专业人才，政府、企业、高校均需发挥自身积极作用。首先，应进一步优化人才吸引与激励机制， 加大财政投入，提高高端技能人才薪酬福利水平，确保与发达地区具有竞争力； 设立专项基金，为优秀技术人才提供住房补贴、子女教育等生活配套支持；拓宽职业晋升渠道，优化薪酬福利结构，建立多元化评价体系，鼓励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为人才提供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以吸引并留住本地及外来高端人才。其次，企业则需注重内部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形成良性循环的人才生态系统：可以利用公开招募、专业猎头服务等途径，解决关键领域和专业的急需人才问题，引入顶尖的领军人才，带动整个团队的发展；加强对研发人员的数字技术应用培训，提升研发人员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力。最后，充分利用当地高校、研究院所的创新资源，加强产学研结合，例如利用辽宁人力资源开发中心、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等单位，构建“工业大数据+服务型、绿色制造”的实训基地，培养一批具备产业大数据与产业转型能力的多学科交叉融合人才队伍。

5.5优化法规环境，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首先，政府应加速构建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法规框架，尤其需完善数据保护、网络安全以及跨境数据流动等领域的法律法规，确保企业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推动产业升级。同时，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加速法规更新，确保法规政策与数字技术发展同步，为企业提供一个稳定、可预测的法规环境。其次，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辽宁省需进一步强化保护措施，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保护体系，包括加大执法力度，坚决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 提高违法成本，形成有力震慑；建立快速响应的知识产权维权机制，为企业提供便捷、高效的维权服务；加强知识产权宣传教育，提升全社会对知识产权的认识，营造一个尊重和保护创新的社会环境。此外，还应鼓励企业加强自主研发，提升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能力，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6.结论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作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关键引擎，通过与实体经济的深度整合，为辽宁省制造业的品质提升和结构优化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这种融合不仅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还带来了新的商业模式和市场机遇。因此，加快辽宁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步伐尤为重要。利用数字化技术为现代制造业注入智慧和能量，对于促进辽宁省制造业的质量跃进、效率增长和动力更新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乡村网格化治理的实践探索与优化路径 以信丰县YS镇为例

江西理工大学应急管理与安全工程学院 李文钰

 

1.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网格化管理、精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健全城乡治理体系，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1］。”当前，网格是基层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网格化治理已经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2］。由此可以看出，乡村网格化治理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如何促进乡村网格化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乡村治理新格局？在不同的乡村有不同的具体做法。文章试图以江西信丰县YS镇的乡村网格化治理的实践为例进行分析。

2.YS镇乡村网格化治理实践

2.11YS镇简介

信丰县YS镇是革命老区，是当年中央红军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心区域。全镇共辖11个村委会，148个行政村，18000多人。2022年5月，信丰县率先在YS 镇坑口村试点，推行网格化治理，通过数字化赋能，为村民提供精细化服务， 后逐步推广到全镇。2022年9月，在先行试点初步形成“资源在网格整合、政策在网格贯通、工作在网格落实、服务在网格实现、民情在网格应答”的乡村治理格局的基础上，信丰在全县推行乡村网格化治理［3］。乡村网格化治理实施一年多来，YS镇的乡村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

2.2YS镇乡村网格化治理的具体样态

2.2.1基层党组织嵌入乡村网格化治理体系

党的基层组织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推动力。YS镇在构建乡村治理网格体系时，把基层党组织嵌入进去。通过该体系，使YS镇各村党组织的设置与各村的治理单元高度契合。该体系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为村党组织，组长原则上由支委委员担任；第二层次为包联干部，由村“两委”干部、第一书记及工作队员全部担任，负责联系指导多个网格；第三层次为网格长，原则上由村民小组长担任，且兼任1个网格员；第四层次为网格员，从入党积极分子、党员、妇女小组长、五老人员、致富带头人、乡贤等主体中选优配强网格员，充分调动乡村能人参与网格治理工作。按照这个做法，基本实现了“村党组织—

 

包联干部—网格长—网格员—联系户”的网格治理体系。目前，YS镇共划分了141个网格，网格员有330人。通过把党组织嵌入乡村网格化治理体系中，使基层党组织覆盖到了网格化治理体系的每个层级，实现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格局，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2.2.2党员下沉到网格：党员嵌入乡村网格化治理体系

从YS镇的网格化治理体系中可以发现，乡村党员和党员干部的作用得到了重视，他们是整个网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党员资源下沉到了网格。在网格中，村党组织、包联干部、网格员等都是党员或党员干部，实现了党员资源下沉到网格化治理体系中，使党组织结构能延伸到社会的最基层，并发挥其引领作用。其次，充分发挥乡村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YS镇，网格员就是党员，如果网格员不是党员，也会积极把他们发展成为党员。最后，加强党员干部与群众的联系。在YS镇，有一个由网格员当管理员的微信群，村民们有任何问题和诉求都可以在群里问，村民提出的问题和诉求一般都能得到迅速的回应， 实行“群众吹哨、网格响应、干部报到”快速响应机制。他们还经常走村串户， 与村民“拉家常”，在“拉家常”的过程中，了解村民的意愿和诉求，宣传新思想、新理论、最新的惠民政策等，使原来乡村粗放式管理转变为精细化治理。

2.2.3机制建设：长效机制融入乡村网格化治理体系

乡村的有效治理要有制度的支撑，要构建长效化的机制。YS镇在实施网格化治理时，就建立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

一是选人用人机制。如网格长是由村民小组长担任，且兼任1个网格员；网格员由党员、妇女小组长、入党积极分子、五老人员、致富带头人、乡贤等担任；网格铜锣会的议事小组成员由包联干部、网格员、村民代表、老党员、老

干部或其他村内有威望的人员共同组成；“三老俵”调解队成员从党员、网格

员、乡村能人3类人员中择优选择。这种选人用人的机制，确保网格中的关键成员有能力、思政政治觉悟高、有威望，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更有说服力。

二是考核评价激励机制。首先，在网格员中推行“三色预警”机制。由村级党组织根根网格员的履职表现，定期进行考核，实行绿色、黄色、红色三色分类管理，对履职不到位予以红色预警。其次，在村里实施农户“文明积分” 引导机制。根据农户日常的事务，制定了正负面清单，围绕爱国守法、孝老爱亲、文明善举等内容，结合粮油生产、防汛抗旱、森林防火等重点工作，针对农户参与情况，予以正面加分和负面减分，并给予适当精神与物质奖励，引导

 

村民积极向上。最后，网格员的“积分管理”考核激励机制。根据网格员的工作内容，制定了网格员的相关管理与考核的办法，并对考核指标进行量化，实行百分制。定期组织开展卫生保洁、乡风文明等情况评比活动，评比结果与年度考核相挂钩。

三是服务机制。为了更好地为村民提供精细化服务，YS镇建立了一系列的服务机制。首先，“层级负责”包干联户机制。YS镇建立了“村党组织—包联干部—网格长—网格员—联系户”治理网格。在该网格中，“村党组织联系包联干部、包联干部联系网格长、网格长联系网格员、网格员联系农户”，形成了一个严密的一级联系一级、层层递进、户户都入“网”的“金字塔式”的服务体系。其次，“全员分类”走访机制。将网格联系服务对象按照关注程度分为三类，条件较好户列入绿色家庭管理、条件一般户列入蓝色家庭管理、困难重点户列入红色家庭管理，并建立台账，实行分类管理。针对不同颜色的农户， 网格员需要按照要求不定期进行走访，不同颜色，走访频率也不同，如对于黄色农户，一般每半月至少要走访一次；而对于红色农户，每周至少要走访一次； 绿色农户则每月至少要走访1次。再次，推行“民事速办”线下服务机制。积极发动群众加入各线上平台，实行“群众吹哨、网格响应、干部报到”的快速响应机制，做到“说了就干、定了就办、紧抓快办、办就办好”。最后，推行“数字赋能”管理机制。整合综治、智慧河长等8个信息化平台，开发电脑端、手机端，设置相关功能模块，对网格信息、网格员、群众信息在线管理，实现县、乡、村三级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工作协同、治理贯通。

四是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和谐有序善治的乡村，是YS镇在推进网格化治理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目标。

“三老俵”调解队和网格铜锣会是YS镇村民解决网格内村民事务的制度，

该制度对解决村民利益纠纷、矛盾冲突有积极意义。在YS镇坑口村窑前排车角湾网格的乡村环境问题的整治，就是由“三老俵”调解队召开网格铜锣会，鸣锣定音。依托乡村治理网格体系，YS镇还自发组建了矛盾纠纷调解队，以网格

长、网格员为主体，及时调解群众邻里矛盾纠纷。这些举措，能较好地发现网格内村民的需求，也能及时发现网格内村民之间的问题和矛盾，因此也能及时解决村民的需求、及时化解村民的矛盾和纠纷。

3.YS镇乡村网格化治理的特色

YS镇的乡村网格化治理，较好地做到了因地制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使

 

其网格化治理呈现出以下特色。

3.1以民为本、服务为先，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诉求

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执政理念。坚持这一执政理念，要求以“民”为本，为民“办实事”，纾解村民之困，满足村民所需。YS镇在实施网格化治理过程中，一直把服务村民、造福村民作为乡村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织密织牢为村民办事的服务网络，配合相关的激励机制和措施，畅通了乡村治理的神经末梢。YS镇创设了一系列的新形式和平台，新形式如网格铜锣会、“三佬表”调解队、村民屋场课堂等形式；平台有“信速办”平台，其全称为“党建引领基层‘三化’治理数字平台”。一方面，通过这些形式和平台能及时反映群众诉求、及时化解村民的纠纷和矛盾、落实相关政策，能更加方便快捷地服务村民。另一方面，通过这些形式和平台能积极引导村民参与乡村治理。如为乡村产业的发展、乡村环境的治理、应急管理、乡风文明的建设等建言献策。

3.2运用红色资源，立足红色文化，实施红色治理

YS镇有中共赣南特委、红军的情报站、烈士纪念碑、红军烈士纪念广场、赣南游击词主题园等十分丰富的红色资源，留下了宝贵的“百折不挠、扎根群众、审时度势、主动灵活、不畏艰险、绝地坚守”的油山精神。YS镇的乡村治

理积极运用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实施红色治理。“三老俵”是赣粤边三

年游击战争时期，当地群众对革命先驱刘建华、李绪龙、朱赞珍三人的亲切称呼。在革命战争年代，“白皮红心”的甲长们敲铜锣作为“暗号”为游击队传递信息，在这里铜锣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延续红色文化，YS镇建立了网格铜锣会。“三佬表”和网格铜锣会有共同的特征，即借鉴了红色故事并把它们活学活用，运用到了乡村网格化治理当中。村民屋场课堂内容中包含红色故事、文化墙有红色文化的宣传；村级活动场所融入了红色元素；建设了红色地标、打造村史馆；以“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为主题，打造了县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3.3充分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实施数字治理

YS镇积极运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并把这些贯穿乡村治理的全过程，不断提升乡村治理的科学化水平和治理效能。例如YS镇的微信群。他们的做法是每个大网格建1个微信群，总共有141个微信群。村民遇到问题都可以在微信群里面反馈，网格长与网格员能及时了解网格内村民的困

 

难及问题，能立即解决的会立即解决，不能解决的也会及时向上面反馈。YS镇建立了“信速办”平台。通过“信速办”平台能及时反映群众诉求、落实相关政策，确保上级政策一贯到底、基层组织“耳聪目明”、服务群众便捷高效［4］。可以看到，YS镇通过网格微信群和信速办App等网络信息化平台，构建了党委、村委和民众之间互动的桥梁。YS镇在乡村治理全过程中，充分运用了现代化信息技术，使得基层服务村民的工作更加透明化、公开化、便捷化、高效化，极大提升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乡村网格化治理的优化路径

4.1强化基层党组织在网格体系中的作用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乡村网格化治理的核心领导。要持续增进乡村党委领导集体的机制体制改革，强化基层党组织的责任意识，突出党在网格中的政治属性和指导地位［5］。首先，完善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和组织建设。把党组织建设融入乡村治理的网格体系中，推动党建网格化，使之与乡村的网格治理体系相互并行，上下左右贯通，确保每个网格都有党组织、有党员。其次，发挥党员在乡村网格化治理工作中的先锋模范作用。逐步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提高党员的党性修养，增强党员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提升服务意识。鼓励党员学习先进的理论知识，如农业生产技术知识、现代信息技术、管理知识、说话艺术等，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提升党员服务群众的专业能力和水平。

4.2提升网格员的能力和水平

YS镇网格化治理实施的是“一干一长多员”的架构。这里的“员”指的是网格员。从治理实践看，网格员的组成也比较复杂、工作内容较为繁杂琐碎。因此，要逐步提升网格员的能力与水平。首先，加强对网格员的培训。网格员要一员多能，可以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分批轮训或全员集训等方式对网格员进行培训，培训的内容包括网格员的职责内容、信息和媒介素养、人际交往能力、责任感和服务意识、相关的政策讲解、业务指导等业务培训和专项训练。通过相关训练，提升网格员的综合业务技能、信息化平台的实际操作能力、政策的理解与宣传水平。其次，优化网格员正向考核激励制度。坚持量化为主， 结合网格员的职责内容完善考核标准，优化当前在网格员中推行的“三色预警” 机制、积分管理等机制，并使之与待遇和干部的选拔等结合起来。最后，要树立良好的模范典型。对在工作中表现非常优秀的网格员及时予以表彰并大力宣传，激发网格员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去做好村民的服务工作。

 

4.3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乡村治理要和数字技术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技术的工具性作用，实现从技术理性到制度理性的跨越，有助于实现乡村治理从碎片化迈向整体性治理。数字技术将网络治理平台与治理网格相互关联，形成“网络+网格”的治理格局。数字化技术为各方共同参与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首先，推进基层党建智能化。依托数字化平台，整合农村党建相关的学习、宣传、教育、活动、制度、监督以及党员信息等内容，使乡村党员可以在平台上自主安排时间学习相关内容， 党员之间也可以相互交流，还可以与村民互动。其次，政务服务智能化。打造数字化网络平台，将基层的工作内容数字化、数据化，把政府服务从线下向线上转移，简化办事程序，为村民提供个性化和一站式服务。最后，网格化治理智能化。建构网格化治理信息平台App和微信群等，使村民与网格员、村委的联系更加紧密，反映问题更加及时，问题处理更加快速。

4.4强化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

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不仅包括乡镇党委、乡镇政府、乡镇人大、村党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还包括致富带头人、大学生村官、返乡农民工、新乡贤等群体和个人［6］。为使乡村网格化治理有成效，要不断完善制度，明确各主体的职责权限，使各主体分工合作，共同构成一个开放、多元共治的整体。首先，要切实增强村民的主体自觉意识。通过乡风文明建设、乡土文化建设、网格内村民互助平台、议事平台的搭建等措施有效消除网格内村民之间的人际障碍，不断缓和消解矛盾冲突，凝聚村民的情感认同，提升村民的归属感。构建有助于村民表达情感的空间和参与机制，通过情感联结各治理主体，并与正式的规范和制度相结合，重构村民的情感内聚和价值认同［7］。其次，提升村委、包联干部、网格长、网格员等的服务意识和水平。他们是乡村网格化治理体系中的重要角色，他们的服务意识和水平对乡村网格化治理水平的提升、乡村的发展和振兴、村民的社会福祉的提升至关重要。因此，要不断提升其使命感和责任意识、服务意识、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沟通能力等。最后，建立健全乡村社会组织体系，完善具体的实施方案及相关的制度。从资金、政策与人才方面加大对乡村社会组织的支持力度，积极引导社会组织主动参与到乡村网格化管理工作中来。构建多元主体的价值共识，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协调和分配机制，建立多元主体的合作机制，把各治理主体的社会力量进行有效融合，形成乡村网格化治理的合力。

 

5.结论

近年来，为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YS镇积极探索乡村网格化的基层治理模式，极大地推动了乡村治理水平的提升，使当前的乡村治理更加精细化、数字化。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突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充分运用红色资源， 立足红色文化，实施红色治理；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逐步迈向技术治理。要更好地发挥治理效能，需加大对网格员的培训力度、配备更多的专业人员， 使乡村治理主体各方有序参与。同时，要有坚实的资金保障，改善乡村基础设施和提供公共服务。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创新路径：基于陕西省三村案例的实践探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王天仪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共同富裕政策的背景下，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意义重大。其不仅是解决农民增收、分配公平问题的关键，更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有力举措。陕西省作为西部农业大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三变改革”打造多元化实践模式。文章基于袁家村、王上村、马嵬驿村三村案例，深挖其成功逻辑，提炼经验并提出优化路径，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1.问题与背景

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同时要进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1]。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进一步巩固提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改革成果，构建产权关系明晰、治理架构科学、经营方式稳健、收益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探索多样化途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2]。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又提出要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健康发展[3]。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把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实现共同富裕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即“富裕”和“共同”。从经济维度来看，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从社会维度来看，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要实现社会公平。实现农民共同富裕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4]。然而当前，城乡收入差距、农村资源闲置、农民增收乏力等问题仍是制约农民共同富裕的“三座大山”。实现农民增收、分配公平是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根本所在。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核心是农村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的创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通过盘活各种资源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对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分配公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起到了关键作用，有力促进了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和实现社会公平。因此，在实现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而探讨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创新路径尤为重要[5]。

陕西省作为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近年来积极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多样化实践路径。接下来将对陕西省三村案例中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模式进行系统分析，总结实践经验，旨在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2.陕西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实践探索

2.1袁家村：文旅融合驱动的“关中模式”

袁家村通过“资源变资产、农民变股东”，从人均收入不足3000元的贫困村，逐步发展为年接待游客超600万人次的4A级景区。

1）通过资源整合，盘活闲置资产，促进民俗旅游发展。袁家村文化底蕴深厚，地理位置优越。因此，其通过盘活闲置宅基地约13.33hm2，打造了“关中民俗体验地”，年租金收入超5000万元。袁家村充分挖掘自身的民俗文化资源， 将闲置的宅基地改造成具有关中特色的民宿、小吃街和手工艺品店，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体验。

2）通过股份合作，凝聚村民力量，实现收入多元增长。袁家村成立了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村民入股率达到了95％，2022年分红总额已达8000万元。通过股份合作的方式，村民成为了集体经济的主人，不仅可以获得租金收入， 还能参与年底分红，实现了收入的多元化。

3）通过数字赋能，开拓线上渠道，提升旅游综合收益。袁家村紧跟销售创新潮流，引入了直播电商，仅在2023年一年，线上销售额已突破5000万元，占旅游总收入30％。依靠互联网平台，袁家村将特色农产品和手工艺品推向了更广阔的市场，进一步提升了旅游收入。

2.2王上村：产业联盟助推的“现代农业样板”

王上村以“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为基础，构建“村集体+龙头企业+农户”的产业联盟模式。

1）清查核算资源变资产，为村集体经济赋新能。王上村清查核算并评估了林地、荒地等自然资源后将其入股产业项目。同时整合了约6.67hm2闲置荒地， 将其引入生态农业项目，与企业合作发展特色农产品种植。通过一系列措施， 村集体每年增收50万元，沉睡资源被盘活，也为村集体经济注入了活力。

2）整合财政资金变股金，为村集体增收强根基。在各方帮助下，王上村整合了2000万元财政资金成立村集体投资公司，以这笔资金入股前景良好的企业， 并占股30％。企业逐渐发展壮大，村集体每年分红超300万元，既助力了企业发展，也为乡村建设积累了财富。

3）引导农民土地变股东，提升生活品质促发展。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模式下，村民以土地入股集体兴办的现代化农场。村民人均年增收1.5万元，务工收入占比40％。村民不仅能获年终分红，还能在农场务工，实现土地与劳动收益

 

双增长。

2.3马嵬驿村：电商赋能的“民俗经济典范”

马嵬驿村借力“民俗+电商”模式，实现集体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1）打造品牌，实现文化变现。马嵬驿村注册“马嵬驿”商标，深挖其自身特色的民俗文化，开发特色小吃、手工艺品等逾200种产品，如甑糕、驴蹄子面等独具风味的小吃以及具有关中风情的剪纸、竹篮等手工艺品。通过线上线下推广和严格品控，极大地提升了产品知名度与竞争力，成功将本村的民俗文化转化为经济优势。

2）直播带货，带动村民增收。马嵬驿村抓住时代风口搭建了村级电商中心，并配备了专业设备与团队。仅2023年，直播带货销售额就突破1亿元，特色农产品和手工艺品远销各地。这不仅促进了农民增收，还创造了500个就业岗位， 使本村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稳定增收。

3）利益共享，保障互利共赢。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模式下，村集体占股51％，保障了村集体的主导地位。农户按销售额5％分红，参与的农户每年人均增收2万元。合理的分配机制既保证了对农户的公平分配，又为村集体积累资金用于村里的相关建设，实现村集体与农户互利共赢。

2.4三村发展模式对比

陕西省袁家村、王上村、马嵬驿村发展模式对比的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3.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陕西经验”

3.1党建引领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压舱石”

袁家村建立“党支部+合作社”决策机制，重大事项决策需党员投票率超90％，党支部在集体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领导核心作用。在这一模式下，村内但凡涉及重大投资项目、收益分配方案等事项时，均需经由党员群体参与投票决策。党支部凭借其强大的凝聚力与组织力，在集体经济发展中稳据领导核心地位。

3.2数字赋能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新引擎”

引入数字技术和智能设备已经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王上村引入先进科技手段，通过搭建物联网平台，对大棚内的温湿度进行实时监测，这一举措降低了20％的种植成本，极大地促进了农民增收。马嵬驿村借助直播带货这一新兴营销手段，在短短三年内，其线上销售占比从最初的5％迅猛攀升至40％。通过数字赋能，农村集体经济大步迈向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3.3产业融合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催化剂”

袁家村以民俗文化为纽带，将农业生产与旅游、餐饮、手工艺品制作等产业深度融合。一方面，对当地特色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提升了农产品附加值； 另一方面，打造民俗旅游体验项目，带动了住宿、餐饮等服务业发展。

这种产业融合模式让农民不仅从农业生产中获利，还能在第二、第三产业中实现增收，极大地拓宽了农民的增收渠道，加速了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 推动农民走向共同富裕。

3.4人才引进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源动力”

人才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袁家村吸引了电商、文创等领域的专业人才返乡创业。电商人才助力搭建线上销售平台，让特色产品走向更广阔市场；文创人才挖掘民俗文化内涵，开发文创产品，提升了农村的文化影响力和经济效益，为农村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4.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创新路径

4.1产权改革：从“封闭固化”到“开放流动”

1）完善产权交易体系建设。目前产权交易程序繁杂、交易不便，成为盘活资源的一大阻碍。因此，政府可建立全省统一的农村产权交易数字平台，覆盖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经营性资产、宅基地使用权等资源要素，实现产权交易的一站式服务。此举可打破农村产权交易的地域限制，提高交易效率，并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

2）创新产权流转模式。跨村流转股权，以吸引城市资本“下乡”。这不仅能打破以往股权仅在本村范围内流通的局限，还可促进不同村镇之间资源、资金、人力的有效整合。股权的跨村流转可以扩大集体经济的规模和影响力，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4.2业态创新：从“单一租赁”到“多元融合”

1）拓展“低碳+”复合业态。在农业用地规划中嵌入新能源设施布局，通过打破农业与新能源产业的界限，优化资源配置，有效实现产业多元化的发展。此模式既能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又能获得额外补贴收入，可以为农村集体经济注入新的活力，探索出一条农业与新能源协同发展的有效路径，从而实现产业的多元化发展。

2）构建数字文旅新场景。随着新兴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数字文旅也在日常生活中频繁出现。因此，乡村地区可开发虚拟现实文旅产品，打造线上线下

 

联动的“数字孪生村落”，建立数字文创产品交易平台。此项举措不仅可以传播村庄文化，以新颖的方式吸引游客，还能带动乡村旅游和文化产业的升级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4.3经营升级：从“粗放管理”到“现代企业”

1）引入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在各大企业中十分常见，其具备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能够科学规划集体组织的组织架构与运营方式，有效提升集体组织的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因此，乡村可高薪聘请农业博士担任职业经理人，让其凭借自身专业知识，对村内产业进行深入调研，拓展产业发展空间， 增加村民收入，为集体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2）优化资本运作体系。鼓励村集体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引入更多投资者。通过社会融资推动企业发展，培养成龙头企业。

5.结束语

展望未来，陕西省仍需持续发力。一方面，进一步深化产权改革，激发农村各类生产要素活力，让农民更多地分享集体经济发展成果；另一方面，要借力科技发展，加大对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促进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不断探索绿色经济发展新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通过不断努力， 为西部乃至全国的乡村振兴提供一套具有广泛适用性的“陕西方案”，让更多乡村在迈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少走弯路。

 

浙江省高职“专升本”政策问题探究 基于浙江省高职学生调查研究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杨贤超

 

高职“专升本”为高职学生搭建了终身学习与职业发展的“立交桥”，为他们成长与发展开辟了新通道。但随着社会对“专业人才”需求层次的不断提高，导致学生对“专升本”的现实诉求发生了变化即“专升本”需求与供给出现了矛盾，究其原因各地区“专升本”政策是主要因素[1]。本文立足于浙江省， 通过对该地区高职学生的调查研究与实证分析，探究其在“专升本”政策方面存在的弊端与不足，并结合地区特点针对性的提出相应的完善对策，为地区教育主管部门完善高职"专升本"制度与政策提供实证参考。

一、实证分析—基于浙江省高职院校学生的调查研究

（一）研究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对浙江省高职院校学生的调查问卷，共发放调查问卷1500份，回收问卷1389高职“专升本”为高职学生搭建了终身学习与职业发展的“立交桥”，为他们成长与发展开辟了新通道。但随着社会对“专业人才”需求层次的不断提高，导致学生对“专升本”的现实诉求发生了变化即“专升本”需求与供给出现了矛盾，究其原因各地区“专升本”政策是主要因素"。本文立足于浙江省，通过对该地区高职学生的调查研究与实证分析，探究其在“专升本”政策方面存在的弊端与不足，并结合地区特点针对性的提出相应的完善对策，为地区教育主管部门完善高职"专升本"制度与政策提供实证参考。一、实证分析——基于浙江省高职院校学生的调查研究（一）研究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对浙江省高职院校学生的调查问卷，共发放调查问卷1500份，回收问卷1389份，其中有效问卷1320份，有效率为95.03%。

（二）实证分析

1.报考“专升本”意愿及录取比例科学性分析从浙江省高职学生是否会报考“专升本”来看，超过70%的同学选择会报考“专升本”，占样本总量的比例为72.80%；有256名同学选择不会报考“专升本”，占样本总量的比例为19.39%；  有103名同学还没考虑是否报考，占样本总量的比例为7.81%。另外，对目前浙江省“专升本”录取比例科学性分析看，超过70%的同学认为浙江省当前“专升本”录取比例不科学，占样本总量的比例为72.12%；有237名同学选择一般，占样本总量的比例为17.95%；有94名同学选择科学，占样本总量的比例为7．13%；

 

只有37名同学选择非常科学，占样本总量的比例为2.80%。从中可以看出，浙江省绝大多数高职学生对“专升本”是有需求的，并且大部分高职学生认为浙江省目前“专升本”招录比例不科学，可以适当的扩大“专升本”招生规模。

2.“专升本”报考学校及限制跨省（市）报考合理性分析

浙江省“专升本”招生政策是除国家"985工程”与“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不招生“专升本”学生外，参与“专升本”招生的院校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一是综合性大学，二是应用型本科院校，三是专科性高校，四是独立学院。通过对浙江省高职学生报考意愿分析获知，报考综合性大学和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学生较多，其中有542人选择报考综合性大学，占样本总量的41.06%；有439 人选择报考应用型本科院校，占样本总量的比例为33.26%；有193人选择报考专科性高校，占样本总量的比例为14.62%；只有146人报选择考独立学院，占样本总量的比例为11.06%。另外，从对浙江省限制“专升本”跨省报考合理性分析看，超过65%的高职学生认为不合理，占样本总量的比例为68.48%；有254名学生认为合理，占样本总量的比例为19.25%；有162名学生选择说不清，占样本总量的比例是12.27%。从中可以总结出，大多数浙江省高职学生报考“专升本” 招生学校时，更偏向于综合性大学和应用型本科院校，同时绝大多数高职学生认为“专升本”应该允许跨省（市）报考。

3“.专升本”考试政策及考试内容科学性分析

浙江省目前“专升本”考试政策主要包括：考试科目、考试内容及考试模式。考试科目是英语必考，语文和数学二者选其一，只有艺术、体育类专业经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同意，可由招生高校组织专业加试，并在“专升本”报名工作开始前完成；考试内容是以文化课（语、数、英）为主；考试模式是“统考模式”。从浙江省高职学生对目前“专升本”考试政策的了解情况调查分析看， 超过60%的学生是比较了解的，其中选择非常了解的有342名学生，占样本总量的比例为25.91%，选择了解的有452名学生，占样本总量的比例为34.24%；选择一般的有389人，占样本总量的比例为29.47%；选择不了解的有137人，占样本总量的比例为10.38%。另外，从高职学生对浙江省“专升本”考试内容科学性认可情况调查分析获知，超过一半的学生认为不科学，占样本总量的比例是52， 50%；选择非常科学的有126名学生，占样本总量的比例为9.55%；选择科学的有

294名学生，占样本总量的比例为22.27%；有207名学生选择说不清，占样本总量的比例是15.68%。综上分析可以看出，浙江省大多数高职学生对目前“专升

 

本”考试政策还是比较了解的，但有一半以上的学生认为目前浙江省“专升本” 考试内容的缺乏科学性，应该结合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科学规划和设置“专升本”考试内容。

4“.专升本”选拔政策及选拔机制的合理性实证分析目前，浙江省“专升本”选拔制度主要有“考录制”和“免试制”两种。“考录制”即考生（免试大学生退役士兵除外）必须参加省“专升本”统一考试，填报志愿，统一录取； “免考制”选拔制度主要针对的是符合条件的退役大学生士兵，普通类考生不“享受”。从从浙江省高职学生对目前“专升本”选拔政策的了解情况看，超过50%的学生是比较了解的，其中选择非常了解的有302名学生，占样本总量的比例为22.88%，选择了解的有446名学生，占样本总量的比例为33.79%；选择一般的有361人，占样本总量的比例为27.35%；选择不了解的有211人，占样本总量的比例为15.98%。另外，从高职学生对浙江省“专升本”选拔机制的合理性调查分析获知，超过一半的学生认为不合理，占样本总量的比例是50.08%；选择非常合理的有148名学生，占样本总量的比例为11.21%；选择合理的有279名学生，占样本总量的比例为21.14%；有232名学生选择说不清，占样本总量的比例为17.57%。从中可以总结出，浙江省大多数高职学生对目前“专升本”选拔政策还是比较了解的，然而超过一半的学生认为目前浙江省“专升本”选拔机制不合理，应该避免“二次高考”偏向即“一考定乾坤”的单一选拔机制，坚持“人人都能出彩”理念，构建多元化选拔方式并用的“专升本”选拔机制。

5．调查研究结论

通过浙江省高职学生对目前“专升本”方面所涉及的有关录取比例、限制跨省（市）报考、考试内容及选拔机制等相关政策领域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进行实证分析并进行归纳总结，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1）浙江省高职“专升本”录取比例不科学，多数高职学生认为应该适当扩大“专升本”招生规模。

（2）浙江省高职“专升本”限制跨省（市）报考政策不合理，绝大多数高职学生希望能够允许跨省（市）报考。

（3）浙江省高职“专升本”考试内容缺乏科学性，超半数高职学生认为应结合职业教育特点科学设置考试内容。

（4）浙江省高职“专升本”选拔机制政策缺乏合理性，多数高职学生希望改变“一考定乾坤”的单一选拔机制。

 

二、完善浙江省高职“专升本”政策的几点思考

针对上述关于浙江省高职“专升本”目前政策的实证分析结论，并结合地区特点提出了以下几点思考。

（一）适当扩大“专升本”招生规模

通过对浙江省高职“专升本”近3年的报录比（报考人数与录取人数之比） 来看，平均维持在45%左右（具体数据见附表1），这个比例远远低于中职升高职的录取比例（超过80%）。笔者认为浙江省可以适当扩大“专升本”招生规模， 录取比例为60%比较合理。其理由如下：（1）这是学生的需求，通过上述调查数据分析显示，有72.80%的高职学生愿意报考“专升本”，有72.12的高职学生认为浙江省目前“专升本”录取比例较低，要适当扩大招生规模；（3）符合国家政策要求，适当提高“专升本”录取比例是全面贯彻落党的二十大报告与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文件精神的重要体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满足学生成长及发展所需，《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也提出教育要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和教育提供更加开放和畅通的成长通道；（3）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及广发应用，社会各行业对专业人才特别是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学历层次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专科”层次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已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适当提高“专升本”录取比例，也有利于为社会发展培养更高层次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2]。

（二）适当放宽“专升本”跨省（市）报考的限制

目前，浙江省“专升本”招生政策主要针对应届毕业生，“专升本”考试通常限制在本省范围内进行即考生只能报考自己所在省份内的本科院校。从上述调查数据分析显示，有68.48%的高职学生认为浙江省“专升本”不允许跨省

（市）报考是不合理的。这种政策限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地方保护”， 不利于教育公平及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其他省市的经验做法如广东、海南、上海、天津等省市地区，“专升本”报考区域方面，可以在满足一定条件下允许跨省报考，这为考生提供了更多的升学机会。具体理由如下：

（1）能够促进教育公平，放宽“专升本”跨省（市）报考限制，有助于减少地域差异对考生升学机会的影响，促进教育公平；（2）能够增强学生流动性，允许考生跨省（市）报考，可以增加学生的流动性，使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发展需求选择更适合自身发展的高等院校学习交流；（3）能够优化高等教育

 

资源配置，放宽“专升本”报考地区限制有助于促进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 使更多的优秀学生能够进入优质高校学习深造[3]。

（三）构建符合职业教育类型特征的“专升本”考试制度

高职“专升本”应以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要注重考查学生的专业知识、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而浙江省目前“专升本”在考试科上是英语必考，语文和数学二者选其一；在考试内容上是以文化课（语、数、英）为主， 且考试内容与所学专业知识联系不大，对职业技能的要求基本没有；在考试模式上是实行“统考模式”即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统一命题、统一考试（闭卷）， 职业院校或招生高校基本上不参与。这种“专升本”考试制度与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要求与目标相去甚远，严重违背了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初衷。通过上述调查数据分析获知，有52.50%的高职学生认为浙江省目前“专升本”考试内容缺乏科学性。因此，构建符合职业教育类型特征的“专升本” 考试制度势在必行。在高职“专升本”考试制度方面，可以借鉴山东，福建等地区的实践做法，如山东省“专升本”考试科目是4门即“2门公共课+2门专业课”；福建省“专升本”考试科目是3门即“2门公共课+1门专业课”，而且考核内容也不再是以文化课为主，是“文化课+专业课”的双重知识体系。同时构建符合职业教育类型特征的“专升本”考试制度，能够全面评估招考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职业能力，确保选拔出来的学生能够适应本科阶段的学习并具备未来职业发展的潜力[1]。

（四）构建多元选拔方式并用的“专升本”选拔机制

目前，浙江省“专升本”选拔机制主要有“考录制”和“免试制”两种。“考录制”即考生（免试大学生退役士兵除外）必须参加省“专升本”统一考试，填报志愿，统一录取；“免考制”选拔制度主要针对的是符合条件的退役大学生士兵，普通类考生不“享受”。同时，这两种选拔机制都没有报考比例的限制，容易造成考生盲目的陷入“专升本”备考之中，这种较为单一“专升本”选拔机制带有明显的“二次高考”偏向[4]。通过上述调查数据分析可知， 有50.08%的高职学生认为浙江省目前单一的“专升本”选拔机制不合理，因为高职“专升本”的主要生源是高职高专学生，其教育背景、学习需求及职业规划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这就要求在“专升本”选拔机制方面不能采用“一考定乾坤”的较为单一选拔机制，构建多元选拔方式并用的“专升本”选拔机制， 是适应高职生源群体多样性、提高选拔效率与质量的重要举措。在构建多元选

 

拔方式并用的“专升本”选拔机制方面可以借鉴北京、江苏等地区的实践做法， 如北京地区“专升本”采用的是“推荐制”即由生源地高职院校推荐一定比例的高职毕业生学生报考；江苏地区的“专升本”选拔政策更为灵活多样即选拔对象不限于应届高职毕业生通过参加“专升本”考试这一条途径，对于参加省级（一类）技能竞赛荣获“一等奖”或参加国家级（一类）技能竞赛荣获“二等奖”以上高职学生，可以直接“保本”到相应的本科院校学习深造等。构建多元选拔方式并用的“专升本”选拔机制是浙江省高职“专升本”选拔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

三、结语

本文基于浙江省高职学生调查研究探究“专升本”政策问题，通过对调查数据分析发现目前浙江省高职“专升本”录取比例政策、报考区域限制政策、考试制度政策及选拔机制政策等方面存在不科学与不合理等现实问题。为此， 笔者从适当扩大“专升本”招生规模、适当放宽“专升本”跨省（市）报考的限制、构建符合职业教育类型特征的“专升本”考试制度、构建多元选拔方式并用的“专升本”选拔机制等四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措施，以期为浙江省进行“专升本”制度改革探索及构建完备的职业教育考试制度体系提供实证依据。

 

农村商业银行绿色金融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分析

史广琰

 

目前，我国农村商业银行绿色金融领域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正面临着各种挑战和约束。文章对我国农村商业银行绿色金融发展现状进行深入调研与考察的基础上，揭示出其目前所存在的问题并给出对策与建议。该研究首先明确了绿色金融的具体定义和深层含义，并对农村商业银行在实施绿色金融方面的当前状况进行了全面分析，其中有绿色金融政策和体系不清晰，绿色金融人才和技术不足，风险管理不够成熟等问题。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农村商业银行绿色金融建设，提出应从多方面入手，健全绿色金融政策框架，提供明确政策指导， 加强农村商业银行自身能力建设尤其是人才培养和风险评估体系建设，也需要提高整个社会绿色金融市场意识和要求。综上所述，采取综合性策略与措施可以有效地促进农村商业银行绿色金融事业发展，从而为中国绿色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关键词：农村商业银行；绿色金融；发展现状；问题；对策

绿色金融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受到了广泛关注。尤其是在全球面临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以及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的背景下，绿色金融的创新成为各国金融体系革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基本概况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农村商业银行作为地方性金融机构，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以及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年底，中国农村金融机构资产总额已经突破50万亿元，占全国金融机构总资产的13．5%。然而，面对严峻的环境挑战和资源约束，农村商业银行不仅需要支持传统产业的发展，还要逐步转型向绿色金融方向发展，并拓宽可持续发展服务领域。通过发展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等产品，农村商业银行不仅可以有效分散风险，还可以开拓新的盈利点，提升在金融市场上的竞争力。农村商业银行在推行绿色金融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如，政策支持不足、风险管理技术不成熟、专业人才匮乏等。尽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但在农村地区推行绿色金融的效果仍然有限。一方面，源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层层递减效应。另一方面，也受到农村商业银行自身能力不足的制约。因此，加强绿色金融政策的

 

执行力和提升金融机构自身的综合能力成为当务之急。

（二）研究目的及内容

研究目的及内容是论文的核心部分之一，通过明确研究目标和具体研究内容，为后续的研究工作提供清晰的方向和框架。农村商业银行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发展日益受到关注，其不仅在支持可持续经济成长，还在响应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角色。然而，迄今为止，缺乏系统性的研究使得许多农村商业银行在推行绿色金融时面临诸多问题。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全面分析和探讨我国农村商业银行绿色金融发展的现状、面临的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

本研究旨在系统梳理当前农村商业银行在绿色金融产品开发、市场拓展和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发展态势。在全球范围内，绿色金融已成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而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绿色金融市场正处于快速增长阶段。据2022年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我国绿色贷款余额已达到17.5万亿元，其中农村商业银行的参与度逐年提高。在此背景下，深入剖析农村商业银行绿色金融的现状，有助于了解其发展过程中的成就与不足。最后，本研究将深入探讨农村商业银行在绿色金融发展中可采取的具体策略和措施。提出应加强政策引导，推动机制创新，提高绿色金融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并且建议农村商业银行积极与大型金融机构和相关行业进行合作， 创建绿色金融生态体系。提升公众环境意识和市场对绿色金融产品的认知度， 鼓励银行不断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例如节能减排贷款、绿色基础设施投资等。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

文献分析法是基础性的方法。通过系统收集和分析国内外关于绿色金融的学术论文、专著及政策报告，为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和参考框架。例如，通过查阅关于绿色信贷和绿色金融战略的相关文献，了解当前学术界和实践界对绿色金融的定义、特点及发展趋势，这些资料为研究问题的界定和分析提供了基础。还参考了一些政策文件，如《绿色金融体系建设总体方案》和绿色信贷指引等， 以理解政府的相关政策导向和实施现状。

数据分析法为研究结论的科学性提供了重要支撑。通过收集上市农村商业银行的年度报告、绿色贷款占比和不良贷款率等数据，本研究采用SPSS和Stata 等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2018-2023年，农村商业银行的绿色贷款占比在不断提高，从2018年的5%提升至2023年的15%。然而，不良贷款率有轻微上升

 

的趋势，这表明在推进绿色金融过程中仍然存在风险管理的挑战。通过回归分析和相关性检验，进一步识别了影响绿色金融发展的关键因素，为政策建议的提出奠定了定量基础。

二、农村商业银行绿色金融发展现状

（一）绿色金融的定义及内涵

绿色金融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实践，涵盖了多个方面，包括但不限于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和绿色投资基金等。其核心在于通过金融活动引导资源流向有助于减缓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的项目和企业，从而推动经济的绿色转型。

在绿色金融的内涵方面，其不仅体现了资本市场对环境风险的关注和反映， 还蕴含着将环境效益纳入金融决策的理念。这种理念要求金融机构在评估项目风险和收益时，不仅考虑经济因素，也需要评估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绿色金融的实践目标在于将经济和环境的利益相结合，通过投资绿色项目和支持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来推动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环境可持续性。

绿色金融的发展不仅可以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实现，也为金融机构创造了新的市场机会和风险管理方式。投资绿色项目不仅可以获得相对较稳定的回报， 还可以减少投资者的环境风险，提升企业形象和声誉。

（二）农村商业银行绿色金融的实施现状

1.绿色信贷产品发展情况

近年来，随着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步伐的加快，绿色信贷作为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农村商业银行支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农村商业银行在绿色信贷产品的发展上取得了显著进展。

根据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年底，中国农村商业银行发放的绿色信贷贷款余额已超过5万亿元，占全国绿色贷款的20%。这表明农村商业银行在绿色信贷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并且在贷款规模上持续扩大。这些绿色信贷产业链的贷款资金，主要用于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建设和发展，同时也用于支持清洁生产、节能环保和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等领域。

尽管绿色信贷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农村商业银行在该领域仍面临一些挑战。一方面，由于绿色项目的技术动态变化较快，银行可能会面临项目评估失误的风险。另一方面，部分地区的环保观念相对薄弱，对绿色信贷政策的认知和接受度有待提高。为此，农村商业银行需要持续推动绿色金融理念的普

 

及，培育客户的环保意识，并增加对绿色信贷业务的培训和专业支持，以使绿色信贷发展更具成效和可持续性。

2.绿色投资及服务的实施

在当前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农村商业银行正积极推进绿色金融的投资及服务的实施，为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同步发展提供金融动力。绿色投资和服务的范畴涵盖了可再生能源、节能减排项目、清洁生产、绿色农业等多个领域，这些领域与绿色经济密切相关。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年末，全国农村商业银行在绿色金融领域的投资累计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

三、农村商业银行绿色金融发展的主要问题

（一）绿色金融政策及制度方面的问题

绿色金融作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金融实践，其健康发展离不开健全的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然而，当前农村商业银行在绿色金融政策与制度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政策体系尚不完善。在我国，绿色金融政策框架的搭建较晚， 虽然近年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绿色金融发展的政策文件，如《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但整体上仍缺乏系统性和深入性，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这使得农村商业银行在开展绿色金融业务时，政策支持的力度相对较弱， 政策措施的实施也缺乏连续性和协调性。绿色金融发展目标模糊，具体标准不一。例如，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碳市场等细分领域的政策界限不明，导致农村商业银行在执行政策时存在疑惑和困难，进一步阻碍了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推广与创新。

（二）农村商业银行管理与操作层面的问题

1.人才与技术瓶颈

在绿色金融的推进过程中，农村商业银行面临的显著挑战之一便是人才与技术的瓶颈。在技术层面，绿色金融涉及大量的数据分析和风险评估，这需要先进的金融科技支持。然而，许多农村商业银行在技术基础设施的投入上相对滞后，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大数据分析平台和智能化风险管理系统。由于绿色金融项目往往牵涉到环境影响评估和碳排放计算等复杂技术，缺乏相应的专业工具将直接影响项目的评估效率和准确性。特别是在数据收集与处理方面，传统的手动操作已无法应对绿色金融业务快速增长的需求。

根据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范围内，农村商业银行普遍存在人才与技术瓶颈

 

的问题。仅有10%的农村商业银行拥有可提供绿色金融服务所需的专业人才团队，大部分从业人员在环境科学与金融技术领域知识储备方面存在欠缺。同时， 超过80%的农村商业银行在技术投入上逊于城市商业银行，仅有极少数银行拥有相应的信息系统和风险管理软件。这些数据显示了农村商业银行在人才培养和技术应用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2.风险管理与评估挑战

农村商业银行在发展绿色金融过程中，风险管理与评估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挑战。这些挑战主要源于绿色项目的特性、信息不对称、风险评估的技术难点和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等方面。

绿色金融项目通常涉及较长的投资回报周期和不确定的收益，这增加了风险管理的复杂性。相比传统金融项目，绿色项目如可再生能源、节能环保等项目需经历较长的开发和建设阶段，其与市场波动和政策变化的敏感程度较高。例如，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数据，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投资回报周期通常在5~10年以上，给农村商业银行带来了较大的资金流动性风险和市场风险。

在信息不对称方面，农村商业银行面临的信息收集和透明度不足的问题， 使得风险评估过程更加困难。一般而言，绿色项目涉及多方利益主体，包括政府机构、企业、农户等，不同主体之间的信息沟通不畅，阻碍了对项目风险的准确评估。这种不对称信息容易导致银行做出不充分或不准确的评价，进而增大资金错配的风险。根据中国农村金融研究中心的调研数据，有超过70%的农村商业银行在绿色项目的信息收集和共享方面存在困难，这限制了其对风险的准确评估。

绿色金融风险评估技术的复杂性和有效性也是一个显著挑战。与传统金融产品不同，绿色金融需要评估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这往往涉及对复杂环境治理措施的监督和评估。目前，许多农村商业银行在风险评估技术上依然依赖传统方法，这些方法无法充分捕捉绿色项目的环境和社会风险。例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统计，超过60%的农村商业银行主要依赖定性的风险评估技术， 缺乏应对特定绿色项目风险的专业能力。

（三）绿色金融市场需求和理解的局限性

绿色金融作为一种新型的金融模式，在将环境因素纳入金融决策与风险评估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在农村商业银行的推广和应用过程中， 绿色金融市场需求和理解的局限性严重制约了其发展的速度和质量。由于绿色

 

金融理念的普及程度有限，很多农村地区的企业和个人对绿色金融的理解还停留在表面，缺乏深入的认识和全面的接受。这一局限性表现为部分客户群体对绿色金融产品的接受度低，导致市场需求不足。

市场调研数据显示，2019-2022年，农村商业银行绿色金融产品的市场渗透率仅为15%左右，在同期金融市场总产品中的占比不高，远低于城市商业银行约40%的渗透水平。具体而言，信贷市场中绿色贷款的发放量仍然处于较为初级的水平，无论是在总量还是增长率方面都相对滞后。

绿色金融产品在农村地区的多样性不足导致消费者选项有限。大多数农村商业银行的绿色金融产品主要集中在几个固定的领域，如大棚种植、光伏发电项目等，而未能有效拓展至更广泛的行业。这种产品单一化的局限性无法满足多样化市场的实际需求。根据《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报告》（2022年），全国范围内绿色金融产品涉及的行业仅占全部产业类别的20%，而在相对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这一比例更是低于10%。

农村地区的金融认知和投资意识相对薄弱。根据相关调查，约有50%的农村地区企业和个人客户对“绿色金融”这一概念表示陌生，未能有效地将现代绿色金融理念与自身的金融需求联系起来。这一局限导致了农村地区金融教育和市场拓展的迫切性。同时，缺乏必要的信息披露和透明度也限制了市场对绿色金融产品的认知度和接受度。

四、农村商业银行绿色金融发展的对策分析

（一）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

在当前的政策环境下，绿色金融政策的完善不仅有助于激励金融机构优化资源配置，还能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加强绿色金融的政策导向是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的重要方向。政府应出台明确的绿色金融发展战略，明确农村商业银行在绿色金融领域的角色定位， 以提升其在绿色信贷和绿色投资方面的积极性。目前，我国绿色金融政策尚缺乏统一的指导性文件和明确的法律支持，缺乏长期稳定的政策环境。因此，制定一套明确的、全面的政策导向，有助于引导农村商业银行积极参与绿色金融业务，推动其发展。

提升政策的法律约束力是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目前， 我国绿色金融政策依赖于指导性文件和倡导性政策，法律的约束力较弱。因此， 需要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高绿色金融政策的法律地位。绿色金融政策的

 

法律强制性要求，可以有效确保金融机构在实施绿色金融业务过程中有章可循， 具备可操作性和可追溯性，从而更好地推动农村商业银行的绿色金融发展。

最后，完善绿色金融政策的监督与评估机制是推动农村商业银行绿色金融业务发展的关键。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应建立透明的监督体系与动态的评估机制，确保政策的执行效果与初衷一致。通过科学的评估方法，可以及时发现政策执行中的问题，并根据评估结果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进。加强监督与评估， 不仅能够提高政策的执行效果，还能够减少政策的偏离与失误，为农村商业银行绿色金融业务的良性发展提供保障。

（二）加强农村商业银行自身能力建设

1.加强绿色金融人才培养

在当前全球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大趋势下，农村商业银行迫切需要加强对绿色金融人才的培养。农村商业银行应建立针对绿色金融业务的人才培养体系。可以设立专门的绿色金融培训部门或引进外部资源，与高等院校、专业培训机构合作，开设绿色金融课程，为员工提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系统培训。这些培训课程的设置应涵盖绿色金融的基本概念、政策法规、风险评估、环境影响评估、可持续发展战略等多个方面，以确保员工在理论知识上能够与市场和政策的变化保持同步。

农村商业银行应注重绿色金融人才的梯队建设，制定针对性的人才发展计划。对新进员工应进行集中培训，帮助他们快速掌握与绿色金融相关的基础知识；而对业务骨干和中高层管理人员，则应加强绿色金融战略实施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的培训。定期进行实地调研、学习先进的绿色金融实践案例，则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员工增强专业判断力和实践操作能力。

2.构建有效的风险评估体系

在构建有效的农村商业银行绿色金融风险评估体系过程中，首先需要明确风险评估的基本目标。目前，农村商业银行在绿色金融项目中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信贷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等。因绿色金融项目的特殊性质，传统的风险评估方法往往难以全面覆盖。因此，构建与之匹配的风险评估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农村商业银行需要开发和应用绿色金融专属的风险评估工具和模型。当前国际上的最佳实践是采用基于多因子的综合风险评估模型，将项目的环境、社会及治理（ESG）因素纳入综合考虑。模型的构建可以参考国际标准，如赤道原

 

则（E-quatorPrinciples），并结合本土特色加以改造。这将使银行能够更准确地评估绿色项目的风险状况。

银行应加强数据支持和信息系统的建设，完善绿色金融相关数据的收集与分析机制。根据《金融科技发展与合作研究》显示，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工具可有效提升风险识别的精度和效率。银行可以通过建立绿色项目数据库，积累相关数据，为风险评估提供可靠支持。

（三）提升绿色金融市场意识与需求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严峻，绿色金融已经成为推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为了促进绿色金融在农村商业银行的广泛应用，提升市场参与者对此的意识尤为关键。本文从教育普及、政策引导以及市场激励机制三方面进行分析，旨在增强绿色金融市场意识与需求。

教育普及是提升绿色金融意识的基础保障。政府应当通过举办绿色金融知识普及讲座、组织跨学科研讨会等形式，提高公众和企业对绿色金融的理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绿色金融发展指引》，加强绿色金融的宣传教育是普及绿色金融知识的重要措施。地方高校和职业教育机构也应开设相关课程，培养专业人才，以更好满足农村商业银行在绿色金融领域的人才需求。

政策引导在提升市场意识中起着关键作用。政策制定者应分层次、分类别地构建绿色金融政策体系，明确政策导向。例如，政府可以推出针对农业、林业等不同产业的绿色金融扶持政策，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降低农村企业融资成本，以此吸引更多企业参与到绿色金融实践中。根据《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总体方案》，目前已有20多个城市和地区积极推进绿色金融政策的制定与落实，政策的有效实施显著促进了绿色金融产品的推广。

五、结语

综上所述，农村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是时代发展的重要趋势，其需要多方面的努力，通过针对现存的相关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如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增强农村商业银行自身能力建设、提升绿色金融市场意识与需求等。并通过多层次和多渠道的推广与宣传，有效调动各方主体参与绿色金融的积极性， 将为我国绿色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普惠小微贷款风险防控与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

中国人民银行兴安盟分行课题组

 

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有效缓解了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及性，扩大了覆盖面，对推动经济发展和促进社会公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普惠小微贷款风险管理问题也随之凸显，从多数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贷款业务的实际运营中可以看出，普惠小微贷款业务一旦发生风险，将对银行的财务状况、信誉形象、业务拓展等产生负面影响。加强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小微贷款业务风险管理研究，可以帮助其更好地识别和评估风险，提高风险防控能力，推动普惠金融健康发展。

普惠小微贷款业务风险分析

信用风险，源于企业自身经营脆弱与信息不对称

信用风险体现在企业还款能力与意愿的双重不足。一方面，初创小微企业的信用积累时间不长，实物资产较少，较低的违约成本容易引发道德风险。另一方面，小微企业普遍缺乏长期经营理念，财务制度不透明、信息披露不完整， 导致银行在授信决策时面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政策风险，源于外部环境变化与政策调整冲击

政策风险主要指政府对小微企业的相关规定与政策导致企业外部环境变化所引发的风险。政策执行趋严或产业结构调整，如淘汰落后产能等可能导致部分小微企业被迫退出市场甚至破产。

市场风险，源于经济周期波动与企业抗风险能力弱

小微企业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行业，缺乏规模效应和核心技术， 对市场预测能力不足，运营高度依赖金融环境与经济周期。此外，企业对利率、汇率等金融市场变动的分析应对能力薄弱，加之运营成本持续攀升，市场变幻莫测，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带来显著的市场风险。

操作风险，源于银行内控薄弱与流程管理缺陷

一是人员操作失误或流程设计不合理导致的风险。二是员工因外部环境压力，如考核、竞争等采取不适当策略导致的风险。三是部分银行内设的普惠金融业务部门存在专业化程度不足、模式不成熟等问题。在庞大的市场需求面前， 人力资源与专业能力的欠缺进一步放大了操作风险。

 

普惠小微贷款风险防控面临的挑战

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加剧风险管理难度

普惠小微企业抗风险能力弱，其贷款业务极易受宏观经济波动、政策调整、市场竞争等外部因素冲击。当经济下行时，零售、服务业小微企业经营困难加剧，还款能力下降，批量违约风险上升，推高银行不良率。此外，小微企业破产制度不完善、司法执行效率低，导致银行债权回收困难，影响银行市场风险和政策风险缓释能力。

信息不对称严重，制约信用风险识别精度

信息不对称是制约普惠小微贷款风险防控的核心难题。目前银行在信贷业务中评估借款人信用状况仍以央行征信系统为主，但部分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未纳入该体系，或信用记录时间较短，银行依赖传统征信数据进行风险评估较为片面。受企业规模及经营成本限制，普惠小微企业普遍存在财务报表不专业、不完整等现象，银行难以通过财务报表获取相关数据。更有甚者，为获取贷款提供虚假经营流水、购销合同甚至虚构交易背景，为信用风险管控带来压力。

内部管理体系不健全，风险防控实效性不足

内部控制完善、风险管理合规是保障银行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发挥实效的关键所在，然而，许多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与完善的重视程度不足，导致内部控制形同虚设，对风险防控的实效性产生阻碍。部分银行内部贷款风险管控措施不完善。贷前对普惠小微企业客户准入审查流程不严格，贷中未认真核实小微企业贷款用途的合法性、合规性，贷后则“重贷轻管”，对资金流向和经营状况的动态监控不足。

普惠小微贷款业务可持续发展路径探索

筑牢根基，构建全流程风控机制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构建全面、多层次的风险管理体系。在信用风险防控上， 打破“数据孤岛”，除了依赖央行征信系统，还应积极拓展数据来源，整合市场监管、税务、海关等多部门数据，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更精准地评估小微企业信用状况，降低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信用风险。针对政策风险，设立专门的政策研究团队，密切跟踪国家政策动态、产业发展规划，提前调整信贷投向， 对受政策影响较大的行业制定差异化信贷策略，提高对政策变化的适应性。面对市场风险，加强对宏观经济形势、行业发展趋势的分析预测，建立市场风险

 

预警机制，通过多元化信贷投放，分散行业和市场风险。同时，持续完善内部操作风险管理机制，优化业务流程，加强员工培训，提高员工风险意识和业务操作水平，减少操作失误和违规行为。

科技赋能，驱动智能化风控升级

一是借助人工智能算法优化风险评估模型，实现对小微企业风险的精准识别与量化评估，提高审批效率和准确性。二是充分运用区块链优势保障数据的真实性和不可篡改，打消部分小微企业数据造假动机，增强银行对企业经营数据的信任度，如案例“惠懂你”模式，利用真实的订单、物流、设备运行等交易信息进行授信和风控，有效破解信息不对称。三是运用云计算支撑数据分析。通过云计算搭建高效的数据处理平台，快速整合和分析海量数据，为风险管理和决策提供有力支持。四是开发智能化贷后管理系统，实时监控小微企业资金流向、经营状况等关键指标，及时发现潜在风险并发出预警，以便银行采取相应措施，降低风险损失。如引用案例中“红黄蓝”分级预警系统，实现风险识别的实时化、精准化和自动化。

协同聚力，打造风险共担生态环境

一是与政府合作，充分利用政府出台的小微企业扶持政策，如风险补偿基金、贴息政策等，降低银行信贷风险。二是与担保机构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合理分担贷款风险，对于一些信用风险较高但具有发展潜力的小微企业， 由担保机构提供担保，提高银行放贷意愿。三是引入保险公司参与普惠小微贷款业务，通过贷款保证保险等产品，在小微企业出现违约时给予银行一定补偿， 增强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四是加强银行间的信息共享与合作，在监管框架和确保信息安全前提下，探索银行间在普惠小微企业风险信息方面的共享机制， 提升行业整体风险联防联控能力，对于有不良信用记录或潜在风险的小微企业， 实现信息互通，避免多头授信等问题。

流程重塑，优化服务与产品创新

一是简化申请手续，减少不必要的审批环节，提高业务办理效率，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时间成本。二是建立标准化、规范化的业务操作流程，明确各环节职责和操作标准，提高业务处理的一致性和准确性。三是推动产品精准创新， 根据小微企业不同发展阶段、行业特点和融资需求，开发多样化的金融产品。例如，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轻资产、重研发的特点，推出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科技成果转化贷款等产品；对于季节性经营的小微企业，设计灵活的贷款期限

 

和还款方式，如随借随还、按季付息到期还本等，满足小微企业个性化融资需求，提升金融服务的适配性，从而在满足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的同时，有效控制风险，促进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新时代国有煤炭企业加强廉政建设的实践探索

陕煤运销集团榆林销售有限公司 孙梓芯

 

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的新时代背景下，廉政建设已成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与稳健前行的基石。陕煤运销集团榆林销售公司深刻剖析企业在廉政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通过构建“教育—监督—文化”三位一体的廉政体系，将廉政建设深度融入业务流程，实现了治理效能与发展质量的双重飞跃。

一、企业廉政建设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1.认知偏差：廉政建设被边缘化

部分基层党员干部对廉政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存在重业务、轻廉政的倾向，将廉政建设视为“软任务”，形成了“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错误倾向。这种观念导致廉政建设在实际工作中被边缘化，影响了企业整体廉洁水平的提升。

2.实践短板：教育监督“双弱化”

廉政教育方式相对单一，主要依赖集中授课和观看警示教育片等方式，缺乏针对不同岗位和群体的差异化教育策略。纪检人员多为兼职，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参差不齐，难以提供高质量的廉政培训。同时，在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解决发展问题上，理论与实践结合得不够紧密。企业内部监督体系存在闭环管理效果不佳的问题，对关键岗位和环节的监督不够到位，惩处力度偏弱，难以形成有效震慑。

3.能力制约：人才与技术“双薄弱”

高素质专业人才短缺，尤其是既懂党建又精业务的复合型人才、创新型人才和数字化人才匮乏，导致廉政制度创新滞后、风险防控技术落后。纪检人员兼职现象普遍存在，专业能力参差不齐，80%的风险核查仍依赖人工，缺乏数字化监督，效率低下。

二、加强企业廉政建设的创新实践

1.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廉洁教育体系

一是创新教育形式。创新廉政教育方式，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线上通过“榆销清风”APP推送案例视频，线下举办廉政知识竞赛、微视频创作大赛等活动，员工参与率高达90%。

 

二是实施差异化教育。针对不同岗位、不同层级的员工，设计个性化的廉政教育内容。对管理层强调廉洁从业的重要性和法律风险，增强其责任意识和风险防控能力；对基层员工则侧重于职业道德和操作规范，提升其合规意识和业务能力。

三是强化专业培训。定期组织纪检人员参加专业培训，提升其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同时，强化纪检队伍专业化建设，定期选派纪检人员参加上级培训， 邀请行业专家开展“以案释法”专题讲座，提高纪检人员的监督执纪能力和水平。

四是营造廉洁文化氛围。通过公司宣传栏、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渠道， 广泛宣传廉洁文化理念，传播廉洁正能量。开展“廉洁专题大讲堂”等活动， 创新“廉洁文化+”模式，营造浓厚的廉洁文化氛围。

2.优化协同高效的监督约束机制

一是打造“四维监督网络”。构建纪检监察、审计核查、群众监查、舆论监督的全过程四维监督网络体系。同时，通过与供应商、客户签订《廉洁共建协议》，开展季度廉洁回访。设立线上廉洁反馈端口，鼓励客户、职工积极反映违规违纪行为，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格局。

二是实施“嵌入型”风险防控。在采购、销售等关键岗位设置廉洁风险警示牌，明确风险等级与防控措施。

2025年一季度风险点整改率达100%，有效降低了廉政风险。同时，将廉洁要求嵌入业务流程，利用“智慧运销”平台，对客户入市资格审核、购销合同执行等关键环节进行审批管控，减少人为干预，确保权力运行透明化。

三是完善监督体系。持续推进风险防控机制建设，通过按季度对客户进行廉洁回访、定期自查廉洁风险点、及时采取应对措施等，实现了廉政风险防控与廉政共建工作的闭环管理。制定巡视整改措施，逐项明确牵头领导、责任部门和完成时限，以扎实作风、有力举措抓好巡视整改工作，廉政监督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显著提高。

3.推进廉政建设与业务发展深度融合

一是机制融合。将廉洁要求深度嵌入业务流程，实现“公开竞投、应拍皆拍”的阳光营销模式。建立集合竞价、多元销售等市场化机制，确保业务活动的公平、公正、透明。严格执行《党总支委员会议事规则》和“三重一大”制度，提升党总支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确保廉政要求在决策过程中得到

 

充分体现。

二是技术融合。构建“制度+科技”双驱动体系，通过智慧运销平台实现业务全流程线上操作。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业务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和分析，及时发现潜在的廉政风险。推行电子化办公和审批流程，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也增强了廉政建设的可控性。

三是效果融合。将廉洁文化建设成效与企业发展成果相结合，通过规范管理促进业务发展。在能源保供和经济稳定运行中，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展现国有企业的责任担当。截至目前，公司煤炭总销量达5438.4万吨，成功实现了煤炭销量逆势增长，充分彰显了廉政建设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效。

4.强化组织保障与制度建设

一是健全组织体系。制定《党支部党建共建活动实施方案》，构建各党支部“组织共建、党员共管、阵地共用、活动共办”的工作格局。通过加强党组织建设，为廉政建设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同时，积极发挥党组织在企业重大决策中的把关定向作用，提升企业治理的政治性、科学性和有效性。

二是完善内控制度。建立涵盖人事管理、财务管理、业务管理等各个领域的内控制度，形成权责清晰、流程规范、监督有效的治理结构。加强制度宣传和培训，提高员工对制度的认知度和执行力。建立健全制度执行监督机制，对制度执行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和考核，确保制度的有效执行。

三是深化考核驱动。将廉洁文化建设纳入绩效考核体系，制定《业务手册》

《员工手册》等行为规范。通过形成责任明确、奖惩分明的考核机制，激发员工参与廉政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将考核结果与薪酬挂钩，确保廉政建设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三、廉政建设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效

1.经济效益攀新高，发展动力更强劲

一是成本得到有效控制。通过加强廉政建设，规范企业的采购、销售等经营活动，减少了不必要的开支和浪费。严格内部监督和审计制度，防止了采购环节的违规行为发生，降低了采购成本。推行多种竞拍模式的合理组合及透明的销售流程，提高了销售效率和客户满意度。

二是资源得到优化配置。通过廉政建设，促进了企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使管理运营更加规范，避免了资源的盲目投入和闲置浪费，有效降低了经营风险。此外，廉政文化与业务发展深度融合，促使职工主动担当、积极

 

作为，形成了强大的工作合力。

2.管理水平有提升，运营效率再提速

一是决策更加科学民主。廉政建设要求企业建立健全科学的决策机制，增强决策的民主化和规范化，确保了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同时，通过加强对决策过程的监督，有效杜绝了个人专断和违规决策。

二是制度执行更加有力。完善的廉政制度体系为企业管理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通过不断完善内控体系，建立涵盖各个领域的内控制度，形成了权责清晰、流程规范、监督有效的治理结构。同时，通过加强制度宣传和培训，提高了员工对制度的认知度和执行力。

3.企业形象展新姿，社会声誉美名扬

一是树立了诚信经营形象。通过廉政建设，促使企业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商业道德，坚持诚信经营，在市场竞争中以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赢得了客户的信任和认可，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二是推动了社会责任积极履行。通过廉政建设，使企业更加注重社会效益，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例如，公司积极帮扶榆林市清涧县开展乡村振兴工作，通过走访慰问、项目支持、消费帮扶等多种方式开展帮扶活动，为改善村民生活条件、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贡献了力量。

 

以党建引领企业品牌建设 内蒙古大唐国际锡林浩特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实践探索

内蒙古大唐国际锡林浩特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许海兵

 

在推进中国特色国有企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企业品牌建设作为展现核心竞争力、传递价值理念的重要载体，其战略地位日益凸显。而党建工作作为国有企业的“根”与“魂”，如何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品牌建设，将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品牌发展的竞争优势，成为新时代国企改革发展的重要课题。内蒙古大唐国际锡林浩特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锡林浩特发电公司）以集团公司REDT（REDT是四个英文单词首字母组合：R即Responsibility 责任担当、E即Eco-environment生态友好、D即Digitalization数字赋能、T即Technology科技创新）品牌战略和“4+5+1”卓越文化为内核，创新构建“卓越五彩·匠心不凡”自主检修党建品牌“五色”模型及“53431”工作路径，深度融合党建与生产经营，为国有火力发电企业以党建引领品牌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式。

党建引领国企品牌建设的时代背景与战略意义

品牌是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象征，也是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核心资产。从行业实践来看，国内外优秀企业已形成各具特色的品牌建设路径：跨国企业如飞利浦以“客户中心+尖端科技”为核心，苹果以创新设计驱动高端品牌定位； 中国民营企业如华为通过芯片技术突破、鸿蒙生态构建抢占全球科技品牌高地； 国有企业则以国家战略为引领，如国家电网将特高压技术打造成“中国名片”， 华润集团构建多元产业品牌生态。这些实践表明，品牌建设已由“规模扩张” 转向“价值创造”，而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党建作为独特的政治优势，正是推动品牌价值升级的核心引擎。

党建品牌作为国企品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价值在于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品牌发展优势——通过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将国家战略、企业使命、员工价值融入品牌理念，破解党建与业务“两张皮”难题，实现“党建强、品牌兴、企业旺”的良性循环。

当前，部分国有企业在党建引领品牌建设中仍存在短板：一是党建“红色引擎”作用不突出，党组织在业务攻坚中缺乏有效抓手；二是安全管理、质量管控等核心业务与党建融合不深，组织生活未能转化为品牌建设动能；三是青

 

年人才培育、技术创新等品牌发展关键环节缺乏党建赋能载体。锡林浩特发电公司作为国有火力发电企业，直面行业痛点，以自主检修为切入点，将党建工作与品牌建设深度绑定，探索出一条具有火电行业特色的党建品牌建设之路。

党建品牌建设的核心架构：“卓越五彩·匠心不凡”模型

锡林浩特发电公司作为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基层企业，始终以集团REDT品牌战略和“4+5+1”卓越文化为指引。其中，“4”即企业使命、愿景、价值观、精神四大核心理念，“5”即经营、管理、人才、安全、廉洁五大专项文化，“1”即员工行为准则。在此基础上，公司结合火力发电企业“自主检修是保障机组稳定运行、降低成本关键”的实际，提出“卓越五彩·匠心不凡”自主检修党建品牌，将党建工作与自主检修业务紧密结合，构建“五色”

（红、金、蓝、绿、紫）模型，形成“53431”工作路径，实现“党建引领检修、检修塑造品牌、品牌赋能发展”的闭环。

“卓越五彩”并非简单的颜色象征，而是党建引领品牌建设的五大功能模块，每个模块均以党组织为核心、业务攻坚为载体、品牌价值提升为目标，形成可落地、可量化的工作体系。

一是卓越“红”：先锋引领，激活品牌“红色基因”。红色象征党的领导与先锋模范作用，是党建品牌的“根”与“魂”。锡林浩特发电公司党支部以“同心聚力、追求卓越”为精神内核，通过“5个党建+”模式（党建+重点项目、党建+现场管理、党建+安全监督、党建+典型选树、党建+志愿服务），将党组织优势转化为自主检修的“红色动力”。

二是卓越“金”：精益管理，筑牢品牌“质量基石”。金色象征高标准、高质量，是品牌赢得市场信任的核心。党支部以“严细实精准全”为准则，牵头建立检修工艺、过程管控、工匠精神三大“金色标准”，将党建要求融入质量管控全流程。

在检修工艺标准上，针对锅炉、汽轮机等核心设备，编制覆盖受热面检修、轴系找中、绝缘测试等关键环节的作业指导书，配套“三措两案”（安全、技术、组织措施及事故预案、应急方案），明确H点（停工待检点）、W点（见证点）管控要求，确保每一道工序都符合DL/T行业标准。在过程管控标准上，落实“四不开工”（安全措施未落实不开工、技术交底不清不开工、工器具不合格不开工、人员资质不符不开工），重大项目前开展不少于5次的桌面推演，检修后执行“三级验收”（班组自检、车间复检、厂级专检），杜绝“带病”投

 

产。工匠精神标准聚焦“凝心聚力、精益求精”，通过党员技术骨干带头攻克焊接探伤、紧固力矩校验等技术难点，将“毫米级精度”理念融入检修实践。2023年1号机B修后，机组各项运行参数均达优良标准，高质量检修成为公司品牌的“金字招牌”。

三是卓越“蓝”：安全管控，守住品牌“生命线”。蓝色象征稳定与安全， 是火电企业品牌建设的底线要求。党支部践行“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 通过“4个实施”构建全员安全防护网，将党建与安全生产深度融合。

实施锡电特色“三讲一落实”：围绕“人不伤、电不停、机不跳”，要求作业前党员带头复述风险点及防控措施，建立“三讲效果追溯”台账，每周复盘整改。实施日常巡检全覆盖：编制《超超临界空冷机组巡检图解》，推出“巡检能手”评比，利用飞书系统实现设备健康度量化评分，形成“智能+人工”双重监督。实施全员反违章管理：开发“争做违章吹哨人”小程序，将罚款金额的50%奖励举报人；开设“反违章小课堂”，2024年13个班组连续6个月获“零违章班组”，发放奖励9.93万元。实施两票动静态检查：动态检查采用“随机抽查+交叉互查”，静态检查建立“两票错题本”，确保安全管理无死角。自投产以来，公司保持“零事故”纪录，2023年至今未发生“四管”泄漏事件，“蓝色平安”成为品牌安全形象的核心标签。四是卓越“绿”：人才培育，注入品牌“青春活力”。绿色象征青年与成长，是品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党支部、团支部围绕“以奋斗者为本，让奋斗者出彩”的人才理念，通过“3个组织”

（组织培训、组织比武、组织演练）打造高素质检修人才队伍，为品牌建设储备力量。

在组织培训上，以检修实操中心为依托，开展“技术技能双体系”培训， 编制《设备检修图解》《检修工艺规程》等教材，累计完成核心技术培训87项、实操培训56项；在组织比武上，围绕对轮找中心、阀门研磨等专业开展技术竞赛，新增“机炉电协同消缺”“应急检修”等综合性课题，建立“师带徒”重点培养名单，将“绝活”录制成微课；在组织演练上，模拟暴雨、高温等极端工况，加入“人员受伤”“工具短缺”等意外环节，演练后形成评估报告并优化规程。

通过系统培育，公司打造出一支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青年检修团队，3人获“上级公司技能竞赛技术能手”，2人获“集团公司技能选手”称号，“绿色青春”成为公司品牌吸引人才、培育人才的重要标识。

 

五是卓越“紫”：创新创效，提升品牌“核心竞争力”。紫色象征创新与效能，是品牌实现价值突破的关键。党支部以石明然创新工作室为核心载体， 通过“金点子”征集、“小创新小发明”等活动，推动技术创新与品牌价值升级。

石明然创新工作室聚焦火电数智化转型，利用AI技术开发智能违章识别平台和无人巡检机器人，降低人力成本30%；应用3D打印碳纤维材料修复设备，缩短检修周期40%；牵头搭建智能网源协调系统，2024年助力“两个细则”盈利突破1506万元，累计盈利超4000万元。工作室还联合11家周边企业成立创新联盟， 攻克AGC调节、褐煤协调优化等行业难题，累计获专利20项、成果43项，创造利润近3000万元，连续3年获评市级优秀创新团队。“紫色创新”不仅提升了公司自主检修技术水平，还让“技术领先”成为品牌核心竞争力。

为确保“五色”模型有效落地，锡林浩特发电公司设计“53431”工作路径： “5”即5个“党建+”模式（对应卓越“红”），“3”即3个“金色标准”（对应卓越“金”），“4”即4个安全实施举措（对应卓越“蓝”），“3”即3个人才培育组织方式（对应卓越“绿”），“1”即1个创新创效发起点（石明然创新工作室，对应卓越“紫”）。这一路径将党建品牌建设分解为具体任务、责任主体和考核指标，实现“目标同向、责任同担、成果同享”。

党建引领品牌建设的实践成效与经验启示

锡林浩特发电公司通过“卓越五彩·匠心不凡”党建品牌建设，实现了党建与品牌建设的深度融合，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公司自主检修能力大幅提升，品牌形象持续优化，创新创效成果丰硕。

党建引领国企品牌建设应该做到“三个必须”。一是必须锚定“国之大者”， 将品牌建设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国有企业的品牌建设，本质上是践行国家战略的过程。锡林浩特发电公司将自主检修品牌建设与“能源安全”“新质生产力发展”等国家战略紧密结合，通过党建引领确保品牌发展方向不偏、力度不减。这启示我们，国企党建品牌建设必须立足行业实际，将国家需求转化为品牌发展目标，才能彰显国企担当。

二是必须破解“两张皮”难题，实现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党建品牌不是“空中楼阁”，必须扎根业务土壤。锡林浩特发电公司以“自主检修”为切入点，将“五色”模型与检修全流程结合，让党组织在重点项目攻坚、安全质量管控、人才培育中发挥实质作用。这表明，只有找到党建与业务的“结合点”，

 

设计可操作、可量化的融合路径，才能让党建真正成为品牌建设的“红色引擎”。

三是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让品牌建设惠及职工与社会。品牌的核心是价值认同，既包括客户对产品服务的认同，也包括职工对企业理念的认同。锡林浩特发电公司通过“典型选树”“师带徒”“创新奖励”等举措，让职工在品牌建设中成长成才、获得实惠；通过安全供电、绿色发展，为社会提供可靠能源保障。这启示我们，国企品牌建设必须兼顾“效率”与“温度”，才能实现品牌价值的可持续提升。

结语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国企品牌是中国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锡林浩特发电公司的实践表明，党建不仅是国企的“根” 与“魂”，还是品牌建设的“红色动力源”。面对新时代新征程，国有企业需进一步强化党建引领，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品牌发展优势，打造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品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国企力量。

 

公立医院行政部门绩效考核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张小丽

 

随着《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政策文件的深入实施，新医改已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在新医改背景下，公立医院行政部门的绩效考核机制改革既是挑战，更是机遇。新医改不仅关注临床医疗服务的提质增效， 更强调公立医院整体管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作为公立医院运行的中枢，行政部门是医院决策、组织、管理、协调的执行者和推动者，是促进临床医技科室正常运行的保障者［1］，承担着资源协调、流程优化、政策落实等关键职能， 其管理效能直接影响医院的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近年来，公立医院的绩效考核研究多聚焦于临床医技护理等业务科室或医院整体，对行政部门的关注相对不足，而行政部门绩效分配的科学性、合理性对管理效能的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行政部门绩效考核体系，成为公立医院管理创新的重要课题。

1.新医改背景下公立医院行政部门绩效考核现状

新医改政策实施以来，公立医院行政部门的绩效考核逐步被纳入医院治理体系改革的重点范畴。然而，受制于传统管理模式惯性、政策衔接不足及技术条件限制，当前行政部门绩效考核整体呈现“框架初建但精细化不足、覆盖面广但实效性弱”的特点。新医改强调公立医院需回归公益性，并通过ＤＲＧ／ ＤＩＰ支付改革、智慧医院建设等政策推动医院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效益”。行政部门作为医院战略落地的核心枢纽，其考核指标本应与政策导向紧密结合，但现实中考核体系仍以传统的“事务性工作完成度”为主，如文件处理效率、会议组织次数等，缺乏对运营效率、管理效能及满意度等核心指标的关注。

另外，公立医院行政部门绩效考核的推进面临多重结构性挑战。随着改革的深入，由于行政管理人员工作内容具有各不相同且种类繁杂的特点，其绩效考核工作往往难度较大，无法落实。行政部门兼具服务、协调与监管职能，但现行考核体系中服务性指标占比较高，而战略支撑类指标覆盖率不足。因此， 通过完善绩效考核方式来提升行政管理人员的效能，对现代医院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2］。

2.新医改背景下公立医院行政部门绩效考核存在的问题

 

2.1绩效考核机制不完善，管理基础薄弱

公立医院行政部门绩效考核存在考核机制不完善、管理基础薄弱的问题。从考核机制设计层面来看，当前公立医院行政部门绩效考核普遍存在战略性导向缺失的问题。许多医院的考核指标仍停留在简单的事务性工作层面，如文件处理时效、会议组织次数等基础性指标，未能充分体现新医改背景下对医院管理的战略要求，考核导向与医改强调的公益性、精细化管理等核心目标严重脱节，导致行政部门工作重点与医院整体发展战略出现偏差；其次，考核标准体系不统一的问题突出。大多数公立医院尚未建立系统化的行政部门绩效考核框架，不同职能科室的考核标准存在显著差异。例如，财务部门可能侧重预算执行率等量化指标，人事部门则偏重招聘完成率等过程性指标，而后勤部门又可能以设备完好率等结果性指标为主。这种碎片化的考核体系不仅难以进行横向比较，也无法客观反映各部门对医院整体运营的实际贡献。

2.2绩效认知存在偏差，考核导向不明确

医院管理层通常将行政部门定位为“辅助性部门”，在考核设计上更强调“合规性”和“事务性”指标，如文件处理及时率、会议记录完整性等，而忽视了对管理创新、流程优化等战略性贡献的考核。这种认知偏差导致行政部门的考核指标与医院整体发展目标脱节。与此同时，大多数行政人员认为绩效考核流于形式，缺乏实质激励作用。例如，在推进智慧医院建设过程中，信息部门的核心任务应是系统优化和流程再造，但考核仍以“故障修复率”“系统稳定性”等传统运维指标为主，未能充分体现其对医院数字化转型的贡献；其次， 公立医院行政部门的考核结果应用存在明显的“重惩罚、轻激励”倾向。许多医院直接将考核结果与绩效奖金扣减挂钩，但极少设立“管理创新奖励基金” 或提供职业发展激励。例如，某三甲医院行政部门的考核制度规定，若某项工作未达标，则扣减相应绩效，但对于提出优化建议或推动管理创新的员工，却缺乏正向激励措施。这种失衡的考核导向导致员工倾向于规避风险、维持现状， 而非主动寻求管理改进，最终制约了医院整体运营效率的提升。

2.3部门协作机制缺失，考核执行阻力大

行政部门绩效考核需要依赖临床、医技、财务等多部门的数据支持，如管理费用分摊比例、跨部门协作响应时效等。然而，目前大多数公立医院的信息系统仍存在“数据孤岛”现象，各业务系统之间缺乏有效的数据交互接口，往往只能依靠人工统计，导致数据滞后、准确性存疑，直接影响考核结果的客观

 

性；其次，行政部门普遍存在职能重叠现象，例如出现医疗投诉处理不及时的问题时，由于涉及行风办、医患沟通办、门诊办／患者服务中心等多个部门， 最终考核时只能象征性地对各相关部门均扣减少量分数，未能真实反映管理责任，削弱了考核的警示作用。此外，行政部门工作实效需要通过服务对象的满意度来体现，因此临床科室的评价理应成为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实际操作中存在两大问题：一是临床医务人员工作繁忙，参与评价的积极性不高；二是评价指标设计过于笼统，如“对行政部门的总体满意度”这类主观性较强的指标，难以真实反映行政工作的质量。

2.4动态考核能力不足，信息化支撑薄弱

公立医院行政部门绩效考核存在动态考核能力不足、信息化支撑薄弱的问题。行政部门考核依赖的ＨＲＰ、ＯＡ等系统互不兼容，数据孤岛问题突出， 导致财务部门仍沿用传统指标，无法反映真实管理效能。同时，多数医院行政部门考核指标年度更新率不足，难以适应政策快速变化。自我国开始推进ＤＲ Ｇ支付试点工作［2］，虽然有一些医院及时调整行政部门相关考核权重，部分医院仍沿用已废止的考核指标，导致考核导向错误。此外，尽管部分医院引入大数据技术，但行政部门考核数据分析仍以手工统计为主，降低了工作效率和准确度。

3.新医改背景下公立医院行政部门绩效考核机制优化对策

3.1完善绩效考核制度，构建科学考核体系

完善公立医院行政部门绩效考核制度，构建科学合理的考核体系，是推动医院管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这一系统性工程需要在指标设计、机制创新和评估完善三个维度协同推进，形成闭环管理，从而全面提升行政管理效能和服务质量。在指标设计方面，应当以关键绩效指标法为基础，主要依据有关的专业理论和实践经验筛选各级评价指标［3］，立足新医改核心目标，建立分层分类的考核指标体系，同时要注重职能差异化设计，针对财务、人事、后勤等不同行政部门的工作特点制定专项考核标准，如财务部门重点考核预算执行率误差和成本核算准确率，后勤部门侧重设备维修及时率和能耗控制等指标。在机制创新方面，需要建立考核指标与医院战略、岗位职责和个人发展相挂钩的联动机制，将行政部门考核纳入医院年度目标责任体系，通过岗位说明书明确量化任务要求，并将考核结果与职称晋升、岗位竞聘等个人发展通道紧密衔接。在评估完善方面，为保障考核的客观公正，应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委托专业机

 

构对考核体系进行独立评估，采用“盲评”等方式收集临床科室对行政服务的真实评价，及时发现并整改考核中存在的问题，持续优化考核方案，为提升行政管理效能提供制度保障。

3.2强化绩效理念宣导，明确考核导向作用

深化绩效理念的宣传教育，明确考核的导向作用，必须构建系统化的培训体系和激励机制，通过理念的深入人心和行为的正确引导，实现考核目标的有效传导。在培训体系建设方面，针对行政人员开展季度性绩效管理实务培训， 覆盖指标解读、数据填报和改进方法等实操内容。在激励机制设计上，坚持公益性与效率性双导向，一方面设立专项奖励基金，对提出创新举措的行政团队给予物质激励；另一方面推行“增量奖励”模式，将管理费用节约部分按比例奖励行政团队，形成良性循环。领导示范作用同样关键，院长办公会应定期听取考核专题汇报并纳入督办事项，同时通过文化建设营造氛围，形成示范效应。这种多维度的理念宣导体系，既能提升全员对绩效考核的认知认同，又能通过激励约束机制将考核导向转化为具体行动，最终实现行政管理效能的持续提升。

3.3健全部门协作机制，优化考核执行流程

完善部门间协作机制，优化考核执行流程，关键在于破除数据“孤岛”现象、重构责任体系并加强临床参与度。在数据整合方面，可以整合人力资源系统、ＨＩＳ、财务系统相关数据，实现联动，同时明确临床科室的数据共享责任，如要求医务部实时提供ＤＲＧ运行数据以确保考核的时效性。流程优化上可通过数字化平台让临床科室在线提交服务需求，系统自动记录行政部门的响应时效并转化为考核依据，同时建立跨部门协作工单系统，对任务流转的各环节设置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实现全流程可追溯。在责任机制方面，需建立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双考核模式，纵向考核各部门常规履职情况，横向则对跨部门协作实行“首接负责制”，避免推诿扯皮。临床参与机制的深化同样重要，一方面赋予临床科室负责人对行政部门考核的实质性评价权，如设定“临床满意度低于80％则取消评优资格”的红线标准；另一方面可抽调临床骨干参与考核小组，重点审核涉及多部门协作的指标，确保考核标准符合临床实际需求。

3.4提升动态考核能力，加强信息化建设

为了进一步增强动态考核的能力，必须着力强化信息化建设，构建智能化的技术支撑体系，以此来提升工作效率和质量。在平台建设方面，可搭建集数据采集、动态预警和可视化分析于一体的智能考核系统，通过对接ＨＩＳ、财

 

务等核心业务系统实现运营数据的实时抓取，当关键指标超标时自动触发预警机制，向相关负责人推送提醒，同时生成多维度考核仪表盘辅助管理决策。为确保数据真实性，可运用分布式记账技术实现考核数据的不可篡改。动态调整机制的建立同样重要，医院绩效管理委员会需在医改政策发布后及时对行政部门考核指标的评估和调整，做到实时联动。技术应用能力的提升是保障系统效用的基础，需要定期组织行政人员参加智慧管理技能认证考核，将认证结果与岗位晋升挂钩，同时编制详实的操作系统手册并配备全天候技术支持团队，确保各级行政人员能够熟练运用智能考核平台开展日常工作，实现管理效能的持续改进。

3.5建立反馈改进机制，促进考核持续优化

构建完善的反馈改进机制，推动考核工作的持续优化，必须建立全流程、多层次的闭环管理体系。在管理流程方面，应实施完整的ＰＤＣＡ循环，从医院绩效管理委员会、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年度考核方案开始，通过月度进展通报和问题部门整改承诺书确保执行落地，每季度召开复盘会分析指标偏差原因， 年末根据实施效果修订考核方案，如部分医院已将“纸质文件归档率”这类传统指标优化为“无纸化办公覆盖率”等更具实效性的考核维度。反馈渠道的多元化建设同样关键，既要在院内网开通匿名提报的考核意见直通车，也要定期举办由院领导参与的考核吐槽大会现场回应诉求，同时引入第三方观察小组， 对考核过程的公平性进行独立监督。在组织管理上，将行政部门考核结果纳入领导班子考评体系，对未达标部门采取预算增幅冻结等约束措施直至完成整改， 持续提升行政部门的服务效能和管理水平。在结果兑现上，将考核结果直接与行政部门的绩效挂钩，同时对目标完成优异的科室进行年终专项奖励，作为年度医院评优评先、科室负责人任免等的重要依据［4］。

4.总结

公立医院行政部门绩效考核机制的改革，不仅是提升管理效能的必然要求， 更是实现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考核体系还应客观评价、有效引导、监督管理、正确使用，与时俱进，持续不断地完善［5］。本研究对公立医院行政部门绩效考核现状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公立医院行政部门绩效考核已初步形成政策驱动、分级推进的格局，但与临床科室相比，其成熟度存在显著差异。针对公立医院行政部门绩效考核中存在的问题，如考核机制不完善、管理基础薄弱、绩效认知偏差、考核导向不明确、部门协作机制缺失、考核执行阻力大、

 

动态考核能力不足以及信息化支撑不足等，本研究提出了完善绩效考核制度、构建科学的考核体系、强化绩效理念的宣导、明确考核导向作用、完善部门协作机制、优化考核执行流程、提升动态考核能力、加强信息化建设以及建立反馈改进机制等优化策略。这些策略将为公立医院行政部门绩效考核提供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解决方案，为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

 

“过客”变“归人” 关于广西旅居经济发展情况的调研

广西云-广西日报调研组

（2025年11月25日）

 

近年来，中国旅游市场呈现出总量扩张与结构变革并行的双重特征，旅游大盘突破5万亿元级，“住一阵子”的旅居需求逐渐取代传统旅游模式。据测算， 即使仅5%的人群转向旅居模式，也可形成2500亿元的增量市场。

在消费升级与人口老龄化的双重驱动下，旅居养老上升为国家战略，202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发展康养、旅游等服务业；同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首次明确“开发旅居养老市场，发展康养旅居新业态”；2025年国务院办公厅及商务部等9部门文件分别要求推广旅居产品、强化住宿业对旅居经济的支撑作用，推动业态高质量发展。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2025年报告显示，全国旅居养老市场规模三年增长217%， 但真正实现盈利的项目不足30%。坐拥巴马长寿生态、涠洲岛海岛风情等独特禀赋，广西在开辟旅居经济赛道的同时，也与全国市场一样，面临着从“流量红利”到“可持续发展”的转型难题。为探寻破局路径，调研组深入北海等地开展实地调研，为全国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可借鉴的“广西方案”。

先行探索，暴露了什么问题？

当初冬的晨光穿透雨雾，北海嘉和冠山海小区里“候鸟”老人的晨练身影， 在勾勒出滨海旅居惬意图景的同时，揭开了旅居经济的新命题。这座城市以18℃ 冬日暖阳、亲民房价与平价海鲜为引力，每年吸引40万北方旅居人群，成为广西以旅居业态推动文旅产业转型的生动样本。

作为我国旅居经济赛道的先行者，北海荣登2023年度全国康养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二十强市榜单并位列全国第二，但在发展旅居经济的探索过程中，一些深层次产业发展问题也陆续显现。

一、交通、人才、产品等短板和文化隔阂影响旅居幸福感

北海嘉和冠山海小区因依山瞰海、引海入城，从2014年竣工后，就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老年旅居者在此购房，七八千户业主有八成来自外地。

环境虽美，但一些公共设施的缺失、医保衔接不畅、文化隔阂等问题，曾困扰着在此居住的旅居者。

 

“我们大多不会开小车和骑两轮电动车，日常出行全靠公交车。”小区居民王力兵是来自新疆的旅居者，2022年退休后便在冠山海小区买了一套二手房， 从此开启旅居生活，每年10月到次年4月，他和老伴便会如同候鸟般飞到北海过冬，“小区原先每天只有一趟专线车，出行非常不方便，去市中心和景区只能打的”。

从河北保定退休的媒体人刘信通，已在冠山海居住13年，从最初当“候鸟”， 到如今一家三代都定居在北海，“小区里的居民来自天南海北，不同民族不同地域，隔阂感比较强，刚开始几年有些‘独在异乡为异客’的窘迫，邻里发生摩擦也缺乏有效调解渠道，因此住了一段时间还是会想着回老家”。

广西其他区域也同样存在各种困难和问题，目前巴马、金秀等康养旅居目的地尚无高铁直达，就近机场航班数量有限且距目的地车程较远；桂西、桂北山区通往景区、民宿的低等级公路路况欠佳；冬季康养仍以温泉住宿、山水观光等常规产品为主，特色鲜明的民族医药和大众化的运动康养等产品缺乏体系化设计和深度体验场景；中高端智慧康养服务体系尚未形成，康养服务人才短缺  这一系列短板不仅影响着旅居的幸福感，更制约着广西旅居经济从规模扩张向品质提升的转型步伐。

二、管理权责划分不清导致行业服务质量参差不齐

2024年，北海接待游客达6120.6万人次，较2023年的5250.45万人次同比增长16.6%，为当地旅游业注入了强劲活力。同时，一个更值得关注的现象正在这座滨海城市悄然演变——旅居群体在旅游淡季的“补位”作用愈发凸显。这些带着“居住+体验”需求的人群，不仅撑起了淡季酒店、民宿的入住率，更激活了房地产租赁市场，让旅居经济逐渐成为推动北海经济转型的重要力量。然而， 作为横跨养老、旅游、房地产等领域的新兴业态，旅居经济的跨界特性正不断冲击着传统行业管理模式。

1.概念界定空白。国家标准早已明确“游客”是离开惯常环境不超过一年的人群，可“旅居”作为更强调长期属性、深度融入本地生活的概念，却始终缺乏清晰界定，“究竟居住一周、一个月还是半年以上才算旅居者？是冬季停留3个月的‘候鸟老人’，还是度假20天的家庭群体？”北海市相关部门表示， 旅居经济基础性概念界定与标准体系建设的不足，成为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这种界定空白直接造成产业统计的盲区。 例如2024年到北海旅游的6120万人次游客中，旅居群体的具体数量、消费规模、需求特征等都无从精准

 

掌握，以至于难以制定出贴合实际的产业规划。

2.监管边界混沌。旅居机构与养老机构的属性划分始终模糊不清，养老机构从入院评估到出院管理有着完善的流程与标准，可旅居机构却处于“两不管” 的尴尬境地——若归为养老范畴，应由民政部门监管；若算作旅游领域，则需文旅部门负责。但目前既无明确的审批主体，也无清晰的监管责任划分，这种监管真空让旅居机构的运营缺乏规范约束，可能引发服务质量与安全风险；经营者也表示不知该听谁的，导致难以形成稳定的运营模式。

据自治区民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旅居养老产业涉及的部门多，但部门间的数据与资源未能实现共享，信息沟通对接机制不健全，合作机制尚未建立。在一次旅居场所评选活动中，曾出现同一家单位被文旅、林业和民政等多部门同时列入评选计划的情况。

3.服务标准不一。旅居服务因概念界定模糊，其服务边界长期处于模糊状态，涵盖住宿、餐饮、康养、医疗、社区服务等多元业态的复合属性，使得行业服务标准的制定难度陡增。当前市场上，各类机构纷纷推出旅居套餐抢占市场，但普遍存在服务内容不明确、服务时长界定模糊、专业人员资质审核缺失等问题，导致旅居服务质量参差不齐。

在标准建设层面，广西虽已出台《旅居养老服务规范》这一地方标准，但针对“旅居”这一更宽泛领域的统一服务规范仍不健全。而放眼全国，不同区域的标准缺乏统一性与互认性。例如2024年广西发布的地方标准，与长三角旅居养老联盟制定的旅居养老基地标准、服务标准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区域标准的割裂不仅阻碍了跨区域旅居服务的流通与合作，更让行业失去了统一的发展标尺。

标准缺失的连锁反应已深度传导至服务执行环节，一方面让消费者在选择旅居服务时缺乏清晰的判断依据，难以甄别服务质量优劣，“货不对板”的消费纠纷频发；另一方面则加剧了行业恶性竞争，部分机构以模糊化服务承诺压低价格，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另外，从业人员专业能力不足的问题进一步放大了标准缺失的负面影响。在对“世界长寿之乡”巴马瑶族自治县旅居养老产业服务人员的抽样调查中，高达70.86%的从业人员未接受过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培训，专业知识匮乏、服务技能不足的现状，使得行业难以满足旅居人群日益增长的多样化、个性化服务需求。

破局实践，有何发展启示？

 

“迷着那道岭，恋着那片海，美丽的北部湾，青青冠山海”近日，刘信通与王力兵在冠山海小区的文体活动室，共同为记者唱响《青青冠山海》。这首由西安旅居者吴培斌于2022年创作的小区“区歌”，不仅串联起来自天南海北的乡音，更消散了众多旅居者心中的“漂泊感”。作为广西旅居经济的标杆城市，北海以全国首个旅居者联合会为支点，用“党建引领+文化赋能”的创新实践，将旅居群体的“异乡”变为“第二故乡”，为新时代旅居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深刻启示。

一、组织创新引领社群治理生态重构

北海的破局之道，始于对社会组织功能的创新性激活。

2017年12月29日成立的北海市旅居者联合会，以“破解漂泊感，共建第二故乡”为使命，迅速成为连接旅居者与城市的桥梁。2019年10月，联合会党委成立，更为这份使命注入了组织力量，推动治理模式从“外来者管理”向“共同体共建”转变。

据介绍，联合会党委下辖7个支部委员会，将200余名流动党员纳入统一管理，曾经离乡离党的党员们，通过云端党课、线下组织生活等形式重新找到了归属感。如刘信通作为联合会第三党支部书记，领着党员们常态化开展组织活动，13年的旅居时光里，他不仅实现了自身从“漂泊者”到“扎根者”的转变， 更为北海旅居经济的蝶变发挥了余热。

针对旅居者的实际需求，联合会搭建起高效的诉求反馈机制，通过召开座谈会、递交调研报告等形式，累计推动解决了30余项民生问题。其中，刘信通为解决冠山海小区的出行难题，多次主动与北海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沟通协调， 经过不懈努力，该小区从2024年10月起正式开通平均20分钟一趟的公交车。

此外，联合会组建的300余人志愿服务队，累计捐款28万元，开展助学助老、抗疫援助等公益行动，惠及群众230人；联合多方力量成立的“银发科创基地”， 为健康养生、医疗旅游等旅居相关产业注入新动能，实现了公益服务与产业升级的双向赋能。

最让老人们竖起大拇指的是联合会成立的樊国仁调解工作室。北海市旅居者联合会第三支部的办公室位于冠山海小区，部分业主要求把办公室的卫生间对外开放。今年6月，樊国仁调解工作室介入协调，最终促成物业出资改造，既便利了群众，又赢得了业主对党支部的广泛赞誉。据了解，该工作室成立以来成功化解30多起旅居矛盾，化解率达75%，彰显了基层治理在旅居社区的强大效

 

能。

二、文化融合筑牢“第二故乡”认同感

文化融合的深度实践，让旅居社区真正成为温暖的共同体。

联合会组建的100多个文体团队，每天组织跳舞、唱歌、打太极拳、打乒乓球等活动，为旅居者搭建起拓展社交圈的平台。满族老人“那爷”的故事在小区内广为流传，这位被称为“万能陪练”的旅居者，七年如一日义务指导各族旅居老人练习乒乓球。更令人动容的是，他的妻子20多年前因车祸高位截瘫， 退休后他每年都会推着轮椅带着妻子往返黑龙江与北海两地疗养。这份不离不弃的爱与善，被黑龙江旅居者赵占华写进《爱的迁徙》一文，文中那句“他们推着轮椅慢行在绿植间小径的身影，已成为小区最温暖的风景”，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兴海·龙福苑小区壮族物业员张忠既是“山歌大王”，又是万能维修工。他带着机油帮东北旅居者打开生锈的房门，还连续半年义务照料邻居家无人看管的绿萝。这份善意催生了小区的周末多民族联欢会，维吾尔族居民跳起新疆舞，蒙古族居民表演安代舞，壮族居民唱响《敬茶歌》，连围观的小孩都跟着蹦跳，不同民族的文化在欢声笑语中实现深度交融。

鄂温克族作家、中国作协会员敖蓉的经历，更是文化融合与人文关怀的生动写照。在北海市文联主席董晓燕的全程帮扶下，她不仅解决了家人腰椎疾病的理疗问题，还顺利完成了房屋装修、子女就业等难题。北海优越的自然环境更让她受益匪浅，“北海的负氧离子含量是内陆城市20倍，红树林释放的单宁酸使我的慢性咽炎不治而愈，肺结节与乳腺结节也奇迹般消失”。如今的她， 每周都会在北部湾广场的百年榕树下参与多民族歌舞活动。从用鄂温克语写作的“候鸟作家”，到感慨“是榕树的一片叶子，与五十六个民族兄弟姊妹根脉相连”的社区一员，七年旅居生活让她彻底将北海视为治愈身心的第二故乡。

北海的实践充分证明，旅居者的幸福感源于“自然馈赠+社群联结”的双重赋能。这种将组织优势、文化力量与民生需求精准对接的发展模式，不仅破解了旅居经济的传统困境，更重构了旅居社区的治理逻辑。它给我们启示，旅居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优美的自然环境作为基础，更需要通过党建引领筑牢治理根基，以文化融合激活社群活力，用人文关怀温暖每一位旅居者的心灵。

三、政策发力破解行业发展梗阻

 

北海市旅游文体局市场管理科科长梁鑫在接受采访时说，北海市委、市政府于今年5月印发《北海市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三年行动计划（2025— 2028年）》，首次将旅居经济纳入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重点方向，明确提出打造“康养旅居游北海”品牌。今年7月出台《北海市探索推进“候鸟”人群集聚社区治理试点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计划通过“北海旅居码”加强旅居者信息采集管理，“若顺利实施，将有效解决此前产业统计盲区问题，为精准规划提供数据支撑，让旅居经济管理从模糊走向清晰”。

在养老服务与旅居经济融合发展方面，北海的探索同样具有借鉴意义。北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不少旅居者住进北海的养老服务机构，他们认为从性价比、设施条件来说，养老服务机构比酒店更适合自己。每年10月，北海市民政局老龄慈善和养老服务科都会接到来自北方各省区消费者咨询北海养老机构情况的电话。

面对越来越多旅居者选择入住养老服务机构的趋势，北海市民政局计划组织景区周边养老机构，打造“旅居服务链”。这一举措既充分利用了养老机构在设施、性价比上的优势，又能为旅居老人提供更便捷的景区游览服务，实现了养老资源与旅游资源的有效整合，让旅居养老业态更加完善。

而2021年北海康养职业学院的揭牌，以及老年保健与管理等16个高职专业的开设，更是从人才层面为旅居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专业人才的定向培养， 能够有效弥补旅居服务领域专业人员短缺的问题，提升服务质量，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人才基础。

北海以组织之力凝聚人心，以文化之暖消融隔阂，以政策之实破解梗阻， 逐渐让“候鸟”的羽翼从掠过变为栖居。但即便如此，这片旅居经济的深耕试验田仍受制于跨界融合的多重瓶颈。放眼八桂大地，旅居经济的发展画卷尚未全面铺展开来：巴马的长寿生态亟待嫁接专业医疗康养资源，实现价值升级； 桂林的山水禀赋亟需突破季节限制，转化为全季适配的旅居产品广西旅居经济的崛起，绝非一城一地的单点微光所能支撑，更需点燃全域协同的燎原星火。

全域协同，突破路径在何方？

八桂大地的山海，不仅迎接着八方来客，更见证着旅居经济的蓬勃增长。数据为证：2024年，广西接待停留一周以上的旅居养老老年人达380.24万人次， 同比增长19.29%，带动综合消费760亿元；2025年1—8月，这一群体约330万人次，同比增长29.92%，带动综合消费近600亿元。然而亮眼数据的背后，基础设

 

施滞后、产品供给单一、盈利模式薄弱三大暗礁，仍需政府与市场主体协同发力，精准拆解。

一、破解供给错位与变现困境

面朝大海的旅居小区，勾勒出银发经济的“新蓝海”，“但这片‘蓝海’ 还可以更大。”北海市旅居者联合会会长樊国仁乐观预测，通过10年努力，到广西旅居的人次有望增至2000万。

广西吸引旅居人群的核心竞争力，是其温暖湿润的气候与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但当前，这些天然优势尚未完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优势。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直言，解决好基础设施供应不足、康养旅游产品开发滞后、专业服务水平偏低等问题，产业才能向前迈进。不仅如此，从客源结构来看，短板同样突出，广西旅居养老人群高度集中于东北三省及华北地区，其中黑吉辽三省客源占比超35%，客源辐射面狭窄的现状，让整个产业的抗风险能力显得薄弱。供需失衡的矛盾，更是当前需要着重解决的关键。业内人士分析，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旅居人群的需求已经从最初简单的“看风景”， 转向高品质的“享服务”，他们对医疗资源、专业康养、个性化体验的要求正日益提高。然而，广西的旅居产品仍停留在农家乐、采摘园等传统模式，既缺乏差异化特色，也跟不上高端化趋势，甚至在全域范围内都没建成一座符合CCRC 国际标准的中高端康养综合体。这样的供给现状，难以匹配高消费能力银发群体的需求。

产业要想长效发展，还必须增强盈利模式，为发展注入持久后劲。自治区民政厅相关负责人指出，旅居养老人群流动性大、季节波动明显的特点，直接导致了服务收益不稳定、投资回收期长的问题。尽管近两年广西较大规模的旅居养老服务机构盈利比例稳定在87%以上，但盈利模式单一、回报周期长的痛点始终没有解决。这一现状使得民间资本对中高端康养项目普遍持观望态度，进而制约了整个产业的升级步伐。

二、发力政策赋能与制度创新

除了气候、美景等自然资源，一个地方的旅居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政策环境。但目前一些政策的缺位，曾多次卡住市场活力的释放。

2023年，广西老龄产业协会会长谢惠波计划在北海投资创办老年大学，却遭遇“多头管理、无人主管”的窘境。直到2024年7月，他才通过与广西老年开放大学合作，采取“公建民营+社区支持+企业投资”模式，建成首个校外教学

 

点。

2025年7月28日，自治区民政厅等21部门联合印发《广西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若干措施》，其中尽管提出“支持在城乡养老服务机构设置老年大学（老年开放大学）教育点”，但仍未解决社会办老年大学审批主体模糊、配套细则缺失的问题，导致全区至今没有一所纯社会力量创办的老年大学，多元化服务供给依旧不足。

政策短板的影响远不止于此。记者从民政部门了解到，在用地保障上，部分旅居养老项目受国土空间规划、用地指标、生态红线等限制，用地供应难以落实，如贵港市港南区无新增旅居养老用地，桂平市只能沿用原有孤儿院场地。在政策落地中，税费减免、水电气优惠等政策执行不畅，医养结合企业因划归医院类别，无法享受养老院相关优惠，旅居老人也未能同步享受当地老年人福利待遇。

破解这些梗阻，亟需一套精准有力的政策组合拳。业内人士针对性提出三大建议：一是创新政策工具，依据《广西养老服务条例》，对康养综合体项目给予30%—50%的土地出让金减免，降低高端项目建设成本；二是激活存量资源，  如将北海12个小区闲置幼儿园变更用途，改造为社区康养设施，兼顾养老配套与资产利用；三是盘活闲置土地，借鉴海南经验处置停工楼盘土地，培育对标三亚高端项目的康养业态，填补广西中高端市场空白。

政策发力的同时，产业端也要加速行动。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透露，广西正通过规范康养旅居配套设施、推广服务标准、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等举措，加快搭建中高端智慧康养服务体系，巴马赐福湖国际长寿养生度假区等一批自治区级重大文旅项目的推进，将为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三、迈向“融百业超万亿”旅居新生态

2025年广西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实施文旅经济“融百业超万亿”行动， 通过200个以上投资超亿元的文旅重大项目，构建“旅居+康养+文化”的全产业链生态。这一目标的落地，正依托政策协同、资源整合、市场导向三大维度有序推进。政策层面，32.29亿元专项财政资金与“广西旅游年”活动联动，形成“土地优惠—项目落地—服务配套”的全链条支持体系；资源层面，闲置幼儿园、烂尾楼盘等存量资产将被盘活为高端康养综合体，有望破解“有流量无留量”的难题；市场层面，明确政企分工边界，以土地出让金减免等政策激发社会资本活力，让市场在产业发展中充分发挥作用。

 

社会组织的发力，也为全域协同增添了新动能。今年广西两会，自治区人大代表覃娟提出了关于建立广西旅居者联合会的建议：“以北海市旅居者联合会的成功经验为示范，组织成立自治区级的广西旅居者联合会，鼓励各设区市成立旅居分会促进广西各地旅居服务的联动，增强旅居地旅游吸引力，助力万亿文旅产业发展。”

如今，提案正在转化为现实，以拥有2万多各族会员、年办300场文化活动的北海市旅居者联合会为蓝本，广西旅居者联合会这一社会团体名称已获自治区民政厅审批通过，目前正在加速筹备，未来将联动巴马、桂林等分会，精准破解“旺季过旺、淡季过淡”的产业失衡难题。

当公交专线开进旅居小区，当异地医保实现直接结算，当各族老人在榕树下共跳竹竿舞旅居早已超越了短暂停留的旅程意义。面朝大海、风光旖旎的广西，要让更多慕名而来的“过客”化作扎根于此的“归人”，撑起文旅“融百业超万亿”的梦想，既需要依托自然的馈赠，更要培育制度的沃土、滋养文化的养分、引入市场的活水。唯有如此，广西旅居经济才能真正从“星火初燃” 迈向“燎原之势”，绘就万亿级产业发展的壮阔蓝图。

 

构建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 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研究（摘要）

中国就业促进会课题组

 

一、我国就业服务发展现状

（一）我国公共就业服务取得长足进展覆盖全民的公共就业服务范围不断扩大；贯穿全程的公共就业服务功能逐步健全；辐射全域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基本构建；就业服务的方式效率得到明显提升；公共就业服务制度机制保障不断加强。市场化、社会化就业和人力资源服务取得积极进展。

（二）我国推进就业服务发展的基本经验坚持围绕就业中心工作做好服务； 坚持推进就业政策落实做实服务；坚持按照全方位服务方向发展服务；坚持加强工作队伍建设提升服务；坚持完善制度机制保障服务。

二、就业服务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要求

（一）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来支撑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激发企业扩大就业动能需要高质量就业服务提供有力支撑；人口结构的新变化、科技革命的新发展对构建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提出新需求；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需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来助力。

（二）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需要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来保障构建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有利于挖掘就业需求和更好应对风险、稳定就业基本盘；有利于缓解结构性矛盾，促进供求对接精准匹配；有利于及时响应市场变化，推进就业政策落实见效；有利于促进就业相关领域工作互联互通，共同营造公平就业环境。

（三）就业服务工作的难点痛点迫切需要创新服务体系来化解推进就业服务更加均衡可及，要研究分析存在短板弱项及其原因，采取新措施；构建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是推进就业服务更加精准高效的必要手段；促进就业服务更加普惠便捷，要研究分析重点难点问题，探索新路径；构建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是促进就业服务更加规范多元的必然选择。

三、构建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的基本思路、目标任务、实施步骤

（一）构建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的基本思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为城乡劳动者“好就业”和“就好业”提供高质量就业服务，不断增强广大劳动者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要坚持推进全方位就业公共服务不停步，继续在覆盖全民、贯穿全程、辐射全域和便捷高效上补短板、强建设。

 

同时通过加强普惠、夯实基础、精准匹配、数智赋能建设，实现就业服务质量新提升；构建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要整体设计协同推进。

（二）构建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的目标任务体系概述：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要素主要包括“一个宗旨目标、六个具备”。“一个宗旨目标”，即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和助力高质量发展为宗旨，以实现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供需精准高效匹配为目标；“六个具备”，即：完善的服务制度，健全的服务系统，便捷的基层服务网络，高素质专业化的工作队伍，优质高效的服务能力，政府主导、多元的服务供给机制。

目标任务：覆盖全民的就业公共服务制度更加完善。基层导向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明显加强。专业化的就业公共服务队伍素质显著提升。数字赋能的就业公共服务模式精准高效。政府主导的多元就业服务供给机制协调运行。

（三）阶段性目标和实施步骤阶段性目标：用3年时间，先行试点并逐步推  广，使一批城市率先建成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再用3年时间，实现全国城市和县区基本达标。

实施步骤：政策文件出台阶段（2025—2026）；试点先行和总体推进阶段

（2026—2028）；全面推广阶段（2028—2030）。

实施要求：建立和完善规范的服务制度；建立和健全服务标准体系；大幅提高普惠化程度；显著提升服务精准性；实现精细化服务模式；明显提升服务队伍专业化水平和能力；广泛应用智能化服务平台；逐步提升服务满意度；基本形成多元参与的服务供给新格局。

四、构建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的推进举措和实施保障

建议实施六大举措：两项计划，两项工程，两项行动。

（一）实施全方位就业服务提升行动目的：对照全方位就业服务落实中的短板和问题，着力健全就业服务制度，完善服务链条，强化全域可及，为构建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夯实基础。

内容：着力推进就业公共服务普惠全民进程；继续深化就业公共服务功能贯穿全程；继续扩展就业公共服务体系辐射全域。

（二）实施就业服务数智化推进工程目的：按照全面提升就业服务质量效能的要求，对照就业公共服务领域应用场景数智化应用不足问题，强化数字赋能和系统集成，构建以智慧化、标准化、便捷化服务和数据高效共享协同新格局。

 

内容：持续推进全国就业数据“一库管理”；推进全国就业服务平台建设； 实施数智化赋能就业服务提升计划；推进数据协同共享新格局。

（三）实施下沉基层优化重点群体就业服务计划目的：服务下沉基层，加强分类指导，因人施策，在服务效能精准性和服务模式精细化上下功夫，实现基层重点群体就业服务优质长效化。

内容：持续提高重点群体服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全面加强基层公共就业服务能力建设；持续推进基层就业服务优质化。

（四）实施创业就业服务协同推进工程目的：深入实施创业带动就业示范行动，延伸和扩展就业服务功能，提升就业服务的综合效果。

内容：加强对创业的综合性服务；延伸就业服务功能，引导提升就业能力； 扩展服务范围，优化就业保障服务；统筹开展好专项就业服务。

（五）实施就业服务队伍专业化能力提升计划目的：确定能力建设目标， 明确能力提升内容和措施，着力提升服务人员专业化水平和促进工作队伍稳定发展，为构建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提供人才人力支撑。

内容：提升就业服务工作者专业素质和能力；稳定扩大就业公共服务人员队伍；加强基层公共就业服务队伍建设。

（六）实施扩展就业服务多元供给合作共建行动目的：发展多元化就业服务合作，解决存在的短板问题，明确参与各方职责与分工，加快形成“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共建、合作共赢”的新格局。

内容：发挥政府在就业服务中的主导引领作用；充分发挥市场主体服务效能；强化就业服务社会组织培训。

（七）全面加强体制政策保障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协同工作机制；强化资金保障，支持就业服务的软件硬件建设；在推行标准化规范化的同时鼓励支持创新；完善评估考核机制，科学规范监管；打造友好服务模式，营造良好氛围。

 

关于促进银龄再就业的专项研究报告

中国就业促进会课题组

 

一、银龄再就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一）银龄人口的数量和结构

2024年，我国60—69岁年龄组人口为1.75亿，约占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53%。

2035年，这一年龄组人口将增至2.3亿人，占老年人口的41%以上。从城乡看， 乡村60岁、65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别为23.8%、17.7%，比城镇分别高出8.0、6.6个百分点。农村低龄老人主要从事农业或非标准化就业，而城市低龄老人经济活动能力较强，具备较高的就业能力和潜力。

（二）银龄再就业的现状和特点

欧盟统计局官网显示，2023年欧盟27个成员国60—69岁人口整体就业率为50.9%。2023年经济合作与65—69岁人口就业率为29.8%。根据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2020年我国60—69岁人口再就业率为34.6 %。对比发达国家， 我国这一群体再就业水平明显偏低。前程无忧《2022老龄群体退休再就业调研报告》显示，中国有68%的老年人退休后再就业意愿较强，低龄老人是其中的主要群体。

当前，银龄再就业主要体现在两类群体：一类是高学历、高职称或较强专业技术水平的人群，另一类是学历较低、专业能力有限的人群。新时期银龄群体再就业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二是健康状况明显改善；三是就业领域较为集中。

（三）银龄再就业的发展趋势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调查显示，我国60—64岁人群中，有73.4%的人认为自己“还不老”，有继续工作能力和意愿的占比高达65.8%。随着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和银龄群体健康状况的改善，在政策支持和技能培训推动下，银龄群体的再就业潜力将进一步被激发，进而拓展更为广阔的就业领域、更为多元的就业类型。

二、促进银龄再就业的重大意义及面临的挑战

（一）银龄再就业的重大意义

1.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人力资源红利一是可缓解劳动年龄人口持续收缩状况。银龄再就业每年上千万的人力资源，可持续延展30年，是中国劳动人

 

口的重大红利。二是可为行业创新赋能。银龄人员凭借专业经验和技术技能， 在制造业、服务业、智慧健康养老、文化创意、数字经济等领域，助力企业创新与产业升级。三是可为经济发展助力。银龄群体既是推动银发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又是促进消费拉动经济的重要力量。

2.为银龄人员提供工作和增加收入的机会一是缓解经济压力。部分老人养老金有限，赡养父母、扶持子女经济负担较重，继续就业可为他们改善生活条件。二是增加社会参与。再就业可帮助他们保持社交互动，建立新的人际关系。三是延续个人价值。老年人凭借经验与技能在职场继续发挥作用，增强获得感， 提升社会认可度。

3.为技术技能传承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新支撑一是经验传承促进青年技能提升。银龄人员的丰富经验通过再就业将知识技术和技能传递给年轻一代，实现跨代经验共享，促进职业发展。二是实现文化与技艺创新传承。银龄人员在传统文化和手工技艺传承中推动传统技艺与现代市场融合，促进产业发展。三是高端技术指导推动创新。银龄人员在高端技术领域的经验成为创新资源，指导年轻员工解决技术问题，为社会培养高素质人才。

（二）银龄再就业面临的挑战

1.认识不一致一是社会对银龄再就业存在认知偏差。将老年人视为“低端劳动力”，忽视其经验、技能和社会价值。二是工作属性受限。过度关注“有偿工作”，忽略志愿服务、社区参与等非传统劳动形式的社会贡献。三是代际冲突误解。误以为银龄再就业挤占青年就业岗位，导致对银龄再就业不支持， 对使其与青年就业互补共进缺乏研究。

2.制度没安排一是法律保障方面。现行法律法规未覆盖灵活就业的老年人。法定劳动年龄上限和退休起始年龄成为银龄人员就业难以逾越的门坎。二是政策协同方面。相关部门出台的政策有原则性提法，但操作性不强，缺乏政策联动，落实成效不够。三是地方实践方面。地方试点经验未形成全国性推广机制。四是公共服务方面。就业服务平台未开设银龄专区，银龄人员大多是通过熟人介绍求职。职业技能认证体系也没有包括银龄人员。

3.权益难保障一是劳动权益与安全保障方面。就业歧视普遍存在，企业招聘隐性设置年龄上限，年轻人与老年人同工不同酬问题严重。二是社会保障覆盖方面。灵活就业人员中退休老年人不在工伤保险覆盖范围内，异地就医社保转移衔接及跨省结算存在困难。三是职业健康方面。风险高、体力型岗位缺乏

 

适老化劳动保护标准，老年人职业病风险增加。四是维权保障方面。渠道不畅， 缺少针对银龄人员的权益保障机制。

三、促进银龄再就业的对策措施建议

（一）知识技术型模式的再就业保障措施

1.目标群体高学历/高职称的专业技术人才（如教授、工程师、设计师）。

2.核心策略激活经验价值，搭建高端平台。

3.具体措施一是设立国家级银龄智库。在高校、科研院所开设返聘岗位， 推动知识技术型银龄人员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二是推行“银龄导师计划”。企业聘用银龄顾问由财政给予适当补贴；对银龄专家带徒3人以上追加奖励。三是开展技术更新研修。联合头部企业、研究院所，支持银龄人员为用人单位提供人工智能、健康大数据等前沿领域培训。四是建立职称延续机制，退休后可继续参与职称评定，享受同等经费支持。

（二）技能熟练型模式的再就业保障措施

1.目标群体手工艺者、专项技能人员等。

2.核心策略强化技艺传承，打通市场通道。

3.具体措施一是建设社区技能工坊。鼓励社区设立银龄技艺传习所，由政府提供场地+三年免税，并承接公共设施维护订单。二是开发“银龄匠人”电商专区。平台开设认证店铺，流量扶持+免佣金。三是实施“技能护照”制度。对银龄人员持技能等级证书上岗的，财政给予适当补贴。

（三）传统体力型模式的再就业保障措施

1.目标群体农业、建筑业、物流业体力劳动者。

2.核心策略降低健康风险，提升收入尊严。

3.具体措施一是推行“适老化工时”。配备智能监测手环实时预警健康风险。二是开发轻体力岗位。物流企业增设快递调度员，建筑工地设置转岗安全监督员。三是开展针对性培训。对银龄务农人员开展“农机+无人机”培训，农业部门补贴培训费。四是强化制度保障。制定《银龄体力劳动者保护标准》， 降低伤害风险；设立银龄再就业人员意外伤害保险基金，财政给予补贴。

（四）社会服务型模式的再就业保障措施

1.目标群体社区服务人员。

2.核心策略就地就近就业，强化社区支撑。

3.具体措施一是实施“银龄服务圈”。开发社区管理、邻里调解员等适合

 

银龄人员就业的岗位。二是推广“以老助老”积分制。对照料高龄老人的银龄人员按照工作时长计算积分，可兑换商品或养老储蓄。三是拓展技能认证。相关部门认证“社区服务师”职称，持证者优先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四是健全工伤保险。社区服务机构强制参保，财政给予适当补贴。

（五）公益服务型模式的再就业保障措施

1.目标群体志愿者、文化活动组织者等。

2.核心策略量化社会价值，打通转换通道。

3.具体措施一是建立“公益服务银行”。志愿服务时长可兑换医保自付额度或养老床位优先权。二是开发专属岗位。设红色传统和优质文旅项目讲解岗， 在革命老区和优质文化区专设银龄讲解员。三是开设公益服务训练营。选择有意愿、有条件、有基础的高校提供非营利组织管理课程（线上免费开放）。四是设立志愿服务意外险。覆盖活动期间人身伤害。

（六）数字轻创业型模式的再就业保障措施

1.目标群体电商、直播等数字服务者等。

2.核心策略降低技术门槛，防范网络风险。

3.具体措施一是开设“银龄创客通道”。平台企业为银龄人员提供“零保证金”开店等优惠政策。二是开发适老数字工具包。开展老年人免费数字技术培训，内容为短视频制作、电子支付、防诈骗等。三是重视权益保障。建立银龄电商维权中心，工商部门及时处理投诉。

（七）过渡性模式的再就业保障措施

1.目标群体季节性务工、短期项目参与者。

2.核心策略支持灵活用工，鼓励多元参与。

3.具体措施一是设立“灵活就业保障卡”。银龄人员累计工作达到一定时限，自动激活保障卡领取补贴。二是开设跨区域岗位对接平台。人社部门小程序实时推送银龄岗位需求。三是建立银龄推进组。成立七类银龄再就业推进组， 定期发布《银龄再就业适配指数》。四是加大财政补贴。各级财政设立银龄补贴专项基金，按地方银龄再就业率提升幅度实行阶梯式奖励。

（八）促进银龄再就业的保障条件

1.以建章立制为引领，冲破制度性障碍一是建立适应银龄再就业的法律法规体系。修订现行法律法规，明确银龄再就业的相关政策。二是构建政策协同机制。建立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整合税收、社保等政策，避免政策碎片化。三

 

是推行“银龄再就业白名单”制度。对落实银龄人员权益保障的企业，给予信贷利率下浮、优先政府采购等激励政策。四是破除认证壁垒。修订职业技能认证标准，取消年龄限制，设立“银龄技能绿色通道”（凭工龄证明替代部分考试科目）。

2.以项目实施为抓手，推进银龄再就业落实见效一是实施“银龄再就业拓展计划”。实施部门联动政策，促进银龄人员再就业政策落实见效。二是设立银龄智库基金。支持银龄专家参与国家重大项目的研究实施。三是推进产业融合项目。实施“银龄数字创业孵化工程”。平台提供零保证金开店、流量扶持。农业部门实施“智慧新农人”计划，培训银龄人员掌握无人机植保、电商销售技能。

3.以搭建银龄再就业服务平台为支撑，形成政府指导市场化运行机制一是推进全国一体化信息平台。人社部门建设“银龄再就业云”平台，整合岗位智能匹配、在线培训、权益投诉响应功能。二是推动建立市场化运作机制。成立银龄人才智库，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三是打造高效服务载体。建立银龄人力资源数智化服务平台，或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开设专门窗口，提供银龄再就业供需信息，快速实现人岗匹配。

4.以提升职业技能为推力，开发银龄人力资源一是在全国开展的“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中，增加对银龄再就业专项培训。针对七类银龄群体各自需求，开展多层次技能培训。二是建立银龄人才技能评估与认证体系。开发银龄群体职业技能标准和评价方法，形成个人“技能画像”或“能力证书”，增强市场认可度。三是搭建经验传承与价值转化平台。建立“银龄专家工作站（室）”， 鼓励银龄人才通过担任顾问、导师、项目负责人等形式，参与技术攻关、技能传承、标准制定、咨询评审等工作。

5.以强化权益保障为重心，维护银龄再就业人员的切身利益一是畅通维权专属通道。设立银龄再就业人员权益保障专门机构和平台，降低维权成本。二是强化专业法律支持。为银龄人员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和援助服务，健全风险防控网络，推行专项风险防范与保障机制。三是开展普法宣传。建立银龄友好企业信用评价与联合惩戒机制，从源头预防劳动争议。

6.以加强舆论宣传为导向，统一社会认知一是凝聚“老有所为”价值共识。使全社会充分认识银龄再就业的重大意义。二是破除“代际冲突”认知误区。说明银龄再就业与青年就业并无矛盾，使全社会主动支持银龄再就业。三是树

 

立典型广为宣传。运用媒介宣传银龄再就业典型案例，营造支持银龄再就业的社会环境。四是深化研究扩大就业。适时发布《银龄再就业观察研究报告》， 扩大银龄再就业影响力。

 

我国推进就业服务发展的基本经验和国际就业服务发展最新趋势及启示

中国就业促进会课题组

 

一、我国推进就业服务发展的基本经验

（一）坚持围绕就业中心工作做好服务围绕就业中心工作做好服务是公共就业服务的宗旨所在。公共就业服务始终坚持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促进就业工作的主线，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为主要目标，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公共就业服务通过贯彻落实稳就业保民生各项举措，特别着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困难群体等重点群体就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10+N”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落实助企纾困政策，在援企稳岗、抗击疫情等方面，发挥了稳就业、兜底线、保民生的重要作用。今后，围绕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容量、努力提升就业质量的中心工作，仍要牢牢把握这一宗旨做好服务。

（二）坚持推进就业政策落实做实服务坚持落实就业政策做实服务是公共就业服务的职责所在。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为适应就业形势变化、满足企业用工需求和劳动者就业需要，各项就业政策不断出台并逐步完善。近年来，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一直紧跟政策出台的步伐，在下沉基层、建设零工市场、保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等方面着力推进政策落实取得实效。实践证明，公共就业服务是贯彻落实就业促进政策的中坚力量。今后，仍要坚持落实和宣传各项政策举措，并将助企惠民政策送到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手上，使他们切实享受到政策的温暖。

（三）坚持按照全方位服务方向发展服务2017年，党中央提出“提供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要求，2018年人社部等三部门印发指导文件，为公共就业服务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工作遵循。近年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从中央到基层的六级管理、五级服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提供覆盖全民、贯穿全程、辐射全域、便捷高效的公共就业服务已初步实现。随着人民群众对就业服务质量和要求不断提高，今后还要继续沿着深化优化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的方向，持续提升服务质量，充分发挥公共就业服务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和公益性作用， 构建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

（四）坚持加强工作队伍建设提升服务专业化的队伍建设是提升就业服务质量的关键环节。近些年，各地在加强公共就业服务专业化建设方面下了较大

 

功夫，开展持续的专业培训和素质教育，以及竞赛交流等活动，促进工作队伍更新知识、提高技能，有效提升公共就业服务水平，以确保满足企业和劳动者的多样化需求，提升了就业和用工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今后，应进一步注重提升工作人员的素质，做好专业技能培训工作，完善就业服务工作队伍的薪酬保障和激励机制，激发其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并增强队伍的稳定性，大力提升服务的质量效率。

（五）坚持完善制度机制保障服务制度机制建设是公共就业服务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近年，通过强化公共就业服务制度保障，完善服务清单，以制度化标准化促进服务方式规范化、服务流程科学化，在增强服务精准高效上取得积极进展。同时，在完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管理制度、健全公共就业服务经费保障、推动公共就业服务覆盖城乡全体劳动者、惠及各类用人主体上取得明显成效。今后，要进一步推动机制创新，破除阻碍就业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形成上下贯通、业务联通、数据融通的就业服务格局，确保公共就业服务持续健康的运行和发展。

二、国际就业服务最新发展趋势及启示

（一）在面向全民服务的同时，更加注重为企业用人服务在国际上特别是发达国家，就业服务机构在为求职者提供较为精细的就业服务的同时，越来越注重为企业提供用人服务。就业服务机构通过深入了解企业的业务范围、文化特色和人才需求，提供定制化的招聘方案

和培训计划，并开展需求动态跟踪，根据企业的战略规划、业务发展需求， 为其提供从招聘到人才培养等多方面服务。同时，建立企业服务评价体系，通过定期发放调查问卷和面对面访谈，收集企业意见，及时调整服务策略，提高服务质量。这种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的服务模式，不仅提高了企业的招聘效率和员工留存率，也有效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和就业市场的稳定。

（二）在提供便捷服务的同时，更加注重运用数字技术从国际发展趋势看， 就业服务强调更加便捷高效和反官僚化。发达国家开发和应用数字技术，如让求职者通过智能语音交互方式进行求职咨询；通过虚拟现实职业体验项目让求职者体验不同职业的工作场景；通过网络技术进行远程面试，突破地域限制， 节省供求双方的时间和交通成本；通过在线职业技能测评系统快速了解求职者的技能水平，测评劳动者的技能状况；通过大数据分析使就业服务机构能够准确把握就业趋势，为求职者和企业提供更准确的职业咨询和招聘建议等等。数

 

字技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就业服务效率，也为求职者和企业提供了更加个性化和便捷的服务。

（三）在放开多元化服务的同时，更加注重公私合作

（PPP）模式国际劳工组织经历了对私营职业中介机构从限制到放开的过程。近年更是大力推行公私合作模式。在就业服务和就业培训项目中，政府部门与私营企业或社会组织合作，充分利用政府的政策优势和监管能力，通过购买服务和培训成果，充分发挥私营企业或社会组织的资源优势和市场运作能力， 由其承包运营就业和培训公共服务项目，不仅提高了就业服务和培训的成效， 还可为劳动者提供优质的就业服务和培训服务。为了确保公私合作模式的有效应用，还建立了包括项目准入、政府采购、绩效评估等机制。国际劳工组织通过分享各国成功案例，积极推动公私合作（PPP）模式在国际领域发展并取得成效。

（四）在推动就业服务发展中，更加注重政策的支持保障作用国际实践表明，政策在引导就业服务创新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激励就业服务机构采用新技术、新方法提供服务，推动就业服务向更高质量、更便捷高效的方向发展。同时，通过建立政策与服务联动机制和政策评估与调整体系，确保政策制定部门与就业服务机构、服务对象之间顺畅的信息流通和反馈，进而对政策进行及时且有针对性地调整优化，使就业政策能够始终适应不断变化的就业市场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最大限度地发挥政策对就业服务和就业促进的积极作用。

 

乡村振兴专题调研：因地制宜，旅游富农 浙江下岩贝村振兴的实践与启示

梁佳颖

 

摘要：文章以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下岩贝村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考察、露营体验、村干部访谈、从业人员收入数据分析和文献查找等研究方法，旨在分析下岩贝村如何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实现经济转型和乡村振兴。文章深入探讨了“因地制宜，旅游富农”，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展示了下岩贝村如何依托其独特的自然资源，成功打造特色露营观景、特色千亩茶园体验和特色农家乐等主题旅游项目，实现从贫困村到3A级景区的华丽转身。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不仅显著提升了村民的收入水平，还促进了农村产业的多元化发展。文章详细分析了下岩贝村在资源整合、配套设施建设、生态保护及农产品销售等方面的具体做法、取得成效和需完善的地方。下岩贝村的成功发展经验为浙江乃至全国乡村提供了可借鉴的振兴路径，提供了典范，有助于实现经济共同富裕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乡村振兴；乡村旅游；旅游富农；下岩贝村；露营观景；民宿农家乐；千亩茶园

一、研究背景

（一）乡村旅游已成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之一

乡村振兴是中国政府实施的一项重要战略。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国家大力推行乡村振兴战略，许多小山村在振兴建设中逐渐发展蜕变，摆脱了落后与贫穷，逐渐变得美丽富裕，小朋友上学不再困难，父母可就近创业或就业，留守儿童变少，老有所养。乡村振兴全面提升了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建设水平，加快了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全面小康的进程。在众多振兴路径中，旅游业因其独特的资源优势和文化价值，成为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特别是对于资源丰富但未充分开发的地区，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同时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发展，可以有效激活地方经济，改善民生，同时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发展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中国已是时代主旋律。

（二）下岩贝村的发展实践具有鲜明的典型性

下岩贝村曾是浙江一个贫穷的小山村，但村庄风光秀丽，茶园旖旎，多有云雾缭绕，可鸟瞰峡谷，远眺穿岩十九峰，是“百里丹霞观光道”的重要节点、

 

茗香风情的典范，观看拍摄云海的绝佳之处。近年来，下岩贝村依托旅游资源，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取得了显著成效，它的案例具有极强的典型性。

二、研究目的

本报告旨在挖掘分析下岩贝村因地制宜，利用当地资源发展产业，实现经济转型，旅游富农的发展内涵，总结下岩贝村旅游振兴乡村的经验，为更多具有旅游资源的乡村找出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子，振兴经济，实现富农富村，减少贫困家庭、减少留守儿童，提供参考价值和借鉴依据。

三、研究思路

本次调研以下岩贝村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特色产业和民宿餐厅等旅游配套投资为重点，采用了实地考察、访谈交流、数据分析和文献查找等多种方法，结合政府公开数据和媒体报道等多渠道资料，确保了信息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一）实地考察

去下岩贝村实地考察，了解其地理位置、特色产业等；在村庄露营体验， 在平台上欣赏云海美景；走茶园樱花小道、参观民宿、进咖啡屋休息，上农家乐吃饭，了解旅游配套设施建设的基本情况。

（二）访谈交流

访谈村干部，获取一手资料；与村民交流，听取他们的发展建议；与游客随意交谈，了解他们来村庄旅游的体验感及宝贵意见。

（三）数据分析

从村干部那里收集了村子人员情况、集体收入、村民收入等数据，对数据进行分析，了解下岩贝村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

（四）文献查找

图书馆查阅乡村振兴的著作；网上查阅国家乡村振兴的最新政策；并了解中日韩乡村振兴的研究现状、发展水平、振兴措施及存在的问题。

四、下岩贝村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原因分析

（一）地理位置与自然资源

下岩贝村位于绍兴市新昌县东茗乡，交通方便，到高铁站38分钟车程。村子不大，312户人家，676人，土地2658亩，民宿27家，咖啡馆6家。因“村下是岩石，村居山背（贝）上”得名“下岩贝村”。与村隔谷相望就是著名的穿岩

 

十九峰，全景近在眼前。如果天气凑巧，云海翻腾，整个村子被环绕在云雾中， 远山如黛，十九峰若隐若现，如临仙境，江南水墨画，如在画中游，这便是下岩贝村最美的时候。

2017年下岩贝村成功创建省3A级旅游景区，获有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浙江省美丽乡村特色精品村、省50个A级景区样板村、省卫生村、我最喜爱的长三角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景点等荣誉称号。下岩贝村已成为知名的“网红”打卡点， 吸引了周边市、县等游客前来打卡。

（二）旅游资源整合

下岩贝村依托山水资源，大力投资配套设施，引导村民发展露营经济、农家乐、精品民宿、观光茶园和绿色农产品销售等旅游业态，吸引当地国资企业建设悬崖餐厅、游步道和咖啡馆等，提升时尚元素。众多旅游业态的培育，带动了村民的就业和创业，带动了当地茶叶、迷你番薯等农副产品的销售和发展， 也带来了农村人居环境的提升和乡村的和谐稳定，为浙江乃至全国乡村振兴提供典范。

1.特色旅游项目：露营观景

露营观景，是下岩贝村的旅游特色。村里设有多处可供游客露营的场所， 帐篷可以自带，也可租赁。既缓解了民宿床位旺季紧张的痛点，同时也给予游客充分亲近大自然的机会。在傍晚时分，我们在露营基地休息，烧烤或煮茶等； 次日清晨，就可以欣赏萦绕的云雾，看着太阳慢慢升起，非常浪漫享受。当然也可前往观景平台，一览十九峰与波涛云海的美丽……

2.特色配套设施：观景平台

穿岩十九峰是绍兴市著名的景点之一，而十九峰的最佳观景和摄影点却在下岩贝村。为此，村里专门修建了观景平台，在平台上远眺，视野顿阔，光景震撼，同时也是观云海的好位置。站在这俯瞰远处，云雾缭绕，彩云升腾，还能依稀看到远处朝阳的微光，仿佛来到仙境一般，云雾散去，还能看见远处丹霞地貌的奇异景象。

3.特色产业：千亩茶园

下岩贝村打造了采茶、炒茶研学和“茶乡体验游”项目，景点设施与茶园紧密结合，将千亩茶园的活力充分释放，展现出茶园的独特之美。远远望去， 青翠的茶树生长在绵延的山脊之上，云雾缭绕在山间宛如天仙的飘带，刺目的阳光在这样的山间都显得格外温柔。茶园每日在云雾缭绕下，成就了名副其实

 

的“高山云雾茶”。为了让茶园焕发出新的生机，村民在茶园间修筑了骑行车道，两边种上樱花，打造了“樱花小径”。樱花绯云盛开，我们的脚步渐渐慢下来，心也会随之慢下来，一起享受慢节奏和大自然的美好。

4.特色餐饮：民宿农家乐27家，咖啡馆6家

兴旺发展的旅游业，必定伴随住宿条件的不断完善。现村有民宿27家，给来欣赏云海的游客提供除了帐篷以外更多的住宿选择。下岩贝村充分发挥乡贤力量，引进资金，投资民宿农家乐、咖啡馆。下岩贝村也鼓励村民自己筹措资金，利用闲置民房开农家餐饮，民宿中21家是本地村民经营，有的农家乐烹饪方式以柴生火，原汁原味，这样有特色的乡下菜备受游客喜爱，解决了外来游客的就餐问题，也增加了本地村民的收入。

5.绿色农产品销售

下岩贝村高山云雾茶和迷你番薯等绿色农产品品牌，游客来了都会品尝一下，并把特产带回去赠送给亲朋好友。村里鼓励村民各显神通，线下线上同时进行，个别村民还通过开办茶语云墅民宿，带动茶叶销售年超200万元。旅游带动了绿色农产品销售，也增加了村民的收入。

（三）村民和村集体收入

近年来，在政府的正确引导下，下岩贝村依托山水资源禀赋，持续深挖乡村旅游发展动力，走出了一条农商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不断拓宽老百姓增收渠道。据测算，2022年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5万元，比2018年的2.85万元增加了1.65万元，年均增幅达11.8%。

2022年村游客达11.6万人次，收入突破3200万元，村集体总收入由2018年的35万元增至2022年143.5万元（增长3倍），其中村经营收入由2018年20.3万元增至124万元（增长5倍）。据统计，目前村常住居民主要收入来源为民宿农家乐经营及帮工、茶叶采收、工程劳务等①。

五、研究结论：“因地制宜，旅游富农”的可复制经验

下岩贝村挖掘当地有利资源，因地制宜，引进资金和人才，建设配套设施， 发展本地产业，旅游富农的有益经验和模式，助力推进乡村振兴，真正实现产业优化升级、人居环境优化，村风文明向上，乡村和谐稳定，村民安居乐业， 为浙江乃至全国乡村振兴提供典范。

下岩贝村以发展乡村旅游，建设美丽乡村为切入点，推动乡村振兴是一条比较好的途径，事实证明这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成功转化通道。下

 

岩贝村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实现了旅游富农富村，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乡村旅游振兴要加强规划，立足本村资源、挖掘特色，避免“千村一面” 的现象，造成体验单调，视觉疲劳，尽可能保留住村庄的原生态，文旅融合， 做到各有特色。

（一）乡村振兴首先需要进一步组织振兴和人才振兴

下岩贝村已建立了一套领导好班子，但尚需进一步激发干部活力和村民的主观能动性，鼓励本土人才建设家乡，引进民宿、餐饮、旅游和电商等专业技能人才，服务乡村产业发展。出台相关人才政策，解决人才的后顾之忧。并进一步发挥乡贤力量，带回资金和资源等投资民宿农家乐、咖啡馆等，巩固已取得的成果。

（二）乡村振兴其次需要政策和资金支持

在调研中了解到，下岩贝村旅游高峰期仍存在堵车、停车位不足等问题， 尚需进一步投入完善交通和住宿等配套设施，提高整体接待能力。目前国家出台了实施美好生活度假休闲工程和乡村旅游提质增效行动的政策，近日央行等五部门印发《关于开展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强金融支持乡村全面振兴专项行动的通知》，推动金融资源向“三农”领域倾斜，解决了乡村振兴资金来源的重大难题，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机。要引导金融和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加强产业规划和培育，形成自我造血功能，良性循环。

（三）乡村振兴要深入发展本地产业，打造特色品牌，走出“脱土”焕新之路

村民主要收入来源是茶叶，产品相对单一。建议可学习“红唇之吻牌樱桃” 和“彩妆品牌玛丽黛佳”的案例，以茶叶为原料，推出美妆品牌，跨界营销。如茶香四溢的护手霜、唇膏系列、茶香奶茶系列等潮流产品，迎合广大年轻消费群体，激发游客的购买欲望，从而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打造特色品牌，使土特产走出一条“脱土”焕新之路。

（四）乡村振兴需要融通资源，防止淡季出现资源浪费，建议推行“认养” 模式

在考察中得知，下岩贝及周边村都会出现旅游淡季资源闲置现象。为提高资源利用率，建议结合村里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发展共享型农业，带动新经济的发展。目前互联网平台可以实现共享经济模式，利用闲置资源，可让消费者认养一块土地，自主选择农作物、水果或蔬菜种植，身临其境感受农耕生活。

 

消费者通过远程监控实时观察所认养的土地生长状况。当农作物成熟时，认养人可以带着家人或朋友来分享农家丰收的快乐。

（五）乡村振兴需要科创助力，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提高农产品收入

茶叶是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通过整治，1300亩茶园进一步提质，淘汰老品种，引进龙井43、白茶等新品种，引进21台小风车，用于智能防霜，现每亩收益至少能提高60%，净收入提高到150多万元。引进5G技术，实时监测天气变化对茶叶等农作物的影响，对“靠天吃饭”说“NO”。建议进一步加强互联网宣传力度，提高乡村知名度，同时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与乡村商业发展相融合，利用线上线下扩大销售；未来可通过无人机实现高效播种、智能农机高效精准施肥、打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缓解劳动力不足的情况。

（六）乡村振兴需要可持续发展，投入旅游创新项目，进一步吸引游客

下岩贝村需要不断做大乡村旅游蛋糕，吸引新老游客，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2022年村里闲置旅游资源搭上国企平台，投入8000多万元打造悬崖餐厅、咖啡馆、游步道等各配套项目。通往另一景点重阳宫的游步道，吸引了2万多名游客，创造了1500万元的旅游收入。悬崖餐厅已开始营业，民宿环境佳，餐厅中西俱全，价格适中，一个将美食与美景完美结合的地方，相信可以进一步增加村集体收入，为村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六、结语

下岩贝村依托优异的观光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实现了经济转型和乡村振兴。它的发展，为周边村庄提供了示范，并带动了周边村的共同发展。在政府引领下，整合资源、聚拢人才，逐步形成片区项目共建、村庄共治、资源共享、发展共赢的乡村区域新格局。目前形成了一条“下岩贝村看雾、白岩看星、后岱山看戏、金山看花、东丰坑看桥、石下坑看水”的旅游产业带，做到各有特色， 美美与共。下岩贝村旅游乡村振兴案例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可复制性，在未来的乡村振兴实践中，抓住国家鼓励政策出台的良机，引进资金和人才，坚持“因地制宜，旅游富农”的原则，可以推动更多乡村实现乡风文明、村庄美丽、经济繁荣和可持续发展。当然，下岩贝村的发展模式仍有待不断拓展、创新、完善和总结，为其他同类型乡村振兴提供更多可借鉴的元素，为浙江乃至全国乡村振兴贡献示范力量。

 

中国传统村落调研 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福林村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信息中心高级工程师 李佳俊

 

1.村落概况

福林村位于福建省晋江市龙湖镇，地处丘陵地带，辖檀林村、

粘厝埔2个自然村，因村中福林寺得名“福林村”（见图1）。福林村村域面积2.3km2，村庄占地面积1538亩，户籍人口2556人，常住人口4400余人。

檀林自然村始建于宋末，由陈氏先祖开基，元末，陈氏迁居他处。明初， 瑶林许氏十三世祖帝谟公由石龟迁入，繁衍至今，为村中大姓。粘厝埔自然村始建于元末，女真族因躲避战乱来此定居，开基始祖为粘姓八世祖博温察儿的两子。

福林寺为村中标志性建筑，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又于清同治年间由村中华侨先驱许逊沁捐资重建。福林村的华侨达万人以上，分布于菲律宾及港澳台地区，他们身在他乡，但是心系故土，积极参与村内公共事务——许经撇及其子孙三代接力式修建、维护孝端桥，以抵御阳溪水患；许友超在抗战时期积极组织捐款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及国防建设。因而，福林村又被誉为“侨乡中的侨乡”。

2016年，福林村入选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2.聚落特征

福林村坐落于开阔盆地之中，北靠灵秀山，阳溪自西北向东南绕村而过， 东西两翼山丘拱卫如青龙白虎，形成“背山面水、左右围护”的传统格局。

自明代起，福林村逐步发展成为以宗族血缘为纽带、中西建筑交融的聚落， 其建设过程大致分为3个阶段（见图2）。

1）明清时期，奠定了宗族聚居的村庄建设格局。明初，荣斋公择址阳溪边开村，开启了村落规模发展的历程。许氏宗祠作为全村共祭始祖的场所，许氏族人围绕许氏宗祠呈放射状营建民居，形成以宗祠为核心的单一组团。至清乾隆年间，随着许氏繁衍至二十五世，各房族则以“公妈厅”为中心形成次级居住组团。“宗祠—公妈厅”祭祀空间体系逐渐成为村落的空间骨架。

2）19世纪，华侨出资在村中空地上建起多座官式大厝，村内呈现出以宗祠为主节点，公妈厅为次节点，官式大厝呈片状分布的聚落特征。许逊沁在一夜之间同时动土十八座大厝就是这一时期建设的代表。

 

3）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华侨回乡后沿宗祠南北轴线，在东西两侧建造中西合璧的番仔楼和西式洋楼。1927年，乡贤许经果倡议华侨在村西南建造成“回”字形骑楼街，成为早期商贸集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交通不便，村民多在村落边缘就地取材建造石头厝，该建筑形态延续至今。

3.村落活力

村集体年收入6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2万元。

村中主要产业为胡萝卜种植、服装加工及文旅研学。胡萝卜种植依托2个私人农场开展集约化、规模化运营，面向出口。村内的服装加工业因靠近石狮灵秀镇服装贸易城而发展，聚集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在村内居住。文化研学则入选了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后村落重点发展的产业类型。

福林村文化特色鲜明，不仅拥有福林寺传统的民间信俗，还兼具深厚的侨乡文化底蕴，各类活动丰富多彩，具有显著的地域代表性。例如，依托侨乡文化举办“艺·福之林”民俗文化旅游节，有效增近了与东南亚国家及港澳台地区侨胞的联结；

2024年农历三月十七日，借福林寺十二年一度的观音信俗民俗活动之机， 组织超过300名海外乡亲赴南海进香，并吸引800名海内外乡亲回村观看英歌舞展演和踩街活动。2023至2024年间，福林村共举办近20场传统文化研学类活动、3场侨乡人文记忆活动及4场艺术展览，传统文化在多元活动的推动中焕发出蓬勃生机（见图3、图4）。

4.保护活化行动

4.1规划引领村落人居环境改善提升

福林村以规划编制作为行动纲领，凝聚村民共识，引导村落保护发展。福林村于2018年编制完成《龙湖镇福林村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方案》，2021年编制完成《晋江市龙湖镇福林村村庄规划》，2023年制定了《晋江市龙湖镇福林村历史文化名村改善提升三年行动方案》。

根据规划，2019年分两期实施家修大道东西两段的景观提升配套工程，包括路面维护、沿溪步道和夜间照明等公共设施修建，养兰山馆、春晖楼、书投楼等建筑周边微景观改造，为菜市场檀林农贸市场提升改造等，便利村民生活

（见图5）。

2021年，龙湖镇持续开展阳溪福林段和西吴支流河道整治工程，河道防洪能力及水环境显著提升，村民的休闲空间品质得到进一步提升。

 

4.2围绕乡情纽带，动员海外侨胞

福林村鼓励村民积极参与乡村保护利用工作的同时，积极与海外宗亲保持联系，广泛听取村民与海外华侨宗亲的意见建议，共建家园。在渡槽微景观建设、古厝修缮、资金筹措等方面获得了海内外乡亲的理解、支持与参与。近年来，福林村筹集侨胞反哺资金超两千万元，积极与厦门大学开展“高校—乡村” 共建陪伴式乡村振兴的合作模式，推动10栋建筑完成修缮，

6栋建筑完成活化利用。未来，福林村将继续保持与华侨宗亲的紧密联系， 通过多种方式鼓励村民参与村庄建设，积极建构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海内外共同缔造”模式（见图6）。

4.3撬动社会力量，利用传统建筑弘扬传统文化

近两年，福林村陆续将养兰山馆、聊蔽风雨庐、中区109号、慈恩楼清源别院、慈恩楼、金星楼、西区97号等多栋建筑，进行使用权流转，引入社会力量发展创客中心、研学基地、村史馆、民宿、华侨生活体验馆、乡村振兴展示馆、非遗文化馆等功能业态，进一步促进传统村落的活化利用。

东区198号“斗室山庄”原为华侨老宅，闲置后邻里用作家禽养殖场地。村委通过与屋主沟通，将该建筑进行清理、修整。2024年8月，福林村联合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师生组成“艺心筑梦”团队，在“斗室山庄”设立公益课。开设了画福林、夯土技艺、蓝染体验、红砖拓印、陶泥雕塑等10个艺术课程，近200名青少年儿童参加学习。2023年9月至10月中秋节前后，在此举办了“阅·福之林” 系列文旅活动，包括侨乡旧物展、“清穿剧”满服换装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唐调吟诵教学、重温红色经典连环画等活动（见图7）。其中，侨乡旧物展通过展示百余件华侨生活旧物，充分挖掘和保护侨乡人文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