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民主生活会对照检查材料（五个带头）：检视差距转作风，实干笃行开新局

按照此次民主生活会要求，本人紧扣主题，在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基础上，通过基层调研、谈心谈话广泛征求意见，现聚焦“五个带头”进行深刻查摆。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在带头强化政治忠诚、提高政治能力方面

总体上看，本人能够始终旗帜鲜明讲政治，但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将其转化为治理医院的政治自觉上还存在“温差”。一是政治敏锐性的“感应度”不够敏捷。在统筹分管的医疗质量与科研教学工作时，更多地是从技术业务层面去思考落实，未能完全从政治大局的高度去审视“健康中国”战略在基层医院落地的深度与广度，对医改深水区中可能出现的意识形态风险预判不足。二是理论武装的“转化率”存在落差。虽然坚持读原著、学原文，但在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破解医院“高质量发展与公益性平衡”这一课题时，存在学用脱节现象，面对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与医院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矛盾，破题思路还不够开阔。三是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时存在“中梗阻”。对于上级关于推进紧密型医联体建设的要求，在实际执行中往往侧重于行政层面的挂牌，而在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实质性下沉、实现“大病不出县”的目标上，还缺乏久久为功的政治定力。

（二）在带头固本培元、增强党性方面

本人始终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但在复杂环境下的党性淬炼还不够经常，存在思想上的“软肋”。首先是党性锻炼的“纯度”有所弱化。随着任职时间的增长，潜意识里产生了以业务工作代替党性修养的倾向，参加双重组织生活会时，自我批评有时以工作建议代替思想交锋，辣味不足，触及灵魂深处不够，在保持艰苦奋斗、永葆政治本色上产生了自我满足心理。其次是斗争精神的“锋芒”不够锐利。面对分管领域内个别科室存在的“唯技术论”、轻视党建工作的现象，虽然给予了提醒，但缺乏推倒重来的勇气和一抓到底的狠劲，存在“老好人”思想，对一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没有做到露头就打。再次是先锋模范的“标杆”效应不够凸显。在处理医院历史遗留的基建项目结项等“烫手山芋”时，往往产生等靠要思想，缺乏那种“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政治担当，导致部分重点工程进度未达预期，影响了医院整体运行效率。

（三）在带头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方面

本人深知公权力来源于人民，但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与群众期待相比仍有“位差”。一是宗旨意识的“地气”接得不牢。在优化就医流程、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方面，虽然取消了一部分冗余的APP打卡，但在解决老年患者“数字鸿沟”及门诊排队时间长等“急难愁盼”问题上，蹲点调研不够深入，闭门造车多，一线问需少，导致部分惠民政策与患者实际感受之间存在“最后一百米”的隔阂。二是组织观念的“红线”绷得不紧。在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执行上，虽能做到大节不亏，但在一些具体业务决策的预沟通上做得不够精细，有时觉得是分管范畴内的专业问题，先行研究后再汇报，程序衔接不够严密。三是法治思维的“底线”守得不够严。对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在分管的高值耗材采购、药事管理等高风险领域，虽然制定了制度，但在制度执行的闭环监管上存在漏洞，对供应商的“围猎”手段警惕性不高。

（四）在带头干事创业、担当作为方面

在面临“十四五”收官与“十五五”前瞻的关口，本人在创新发展的“驱动力”上显现出疲态。首先是攻坚克难的“锐气”有所减损。面对医院DGP支付方式改革、绩效考核“公立医院考评”等硬任务，存在畏难情绪，面对改革中的利益纠葛和阻力，缺乏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导致部分学科建设改革停留在方案层面，落地见效慢。其次是前瞻谋划的“远见”存在短板。在筹备“十五五”规划建议时，对智慧医疗、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等前沿领域的布局眼光不够长远，未能充分结合医院特色优势进行差异化竞争，导致医院在区域医疗竞争中的核心竞争力提升不快。再次是作风建设的“常态”抓得不实。在推进为基层减负工作中，存在“文件减了会没减、会短了群多了”的变种形式主义，对临床医护人员反映强烈的重复录入数据、无效检查多等问题，协调解决的力度不够，未能真正把时间还给医生，把医生还给病人。

（五）在带头坚决扛起管党治党责任方面

作为党委委员，履行“一岗双责”时存在“冷热不均”现象。一是责任传导的“末梢”存在阻滞。对分管科室负责人的廉政谈话往往点到为止，缺乏针对不同岗位风险点的个性化警示，导致党风廉政建设压力传导逐级递减，个别医生对“红包”、回扣的危害性认识仍存侥幸心理。二是监督管理的“死角”依然存在。在对分管领域“关键少数”的监督上，习惯于听汇报、看账本，深入科室一线开展穿透式、随机式巡查较少，对医务人员在工作时间之外的“八小时外”生活圈、社交圈缺乏有效监督手段，存在管理盲区。三是制度建设的“补丁”打得不快。针对医疗领域出现的新型隐性腐败问题，未能及时更新完善相关管理办法，制度制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有待提高，尤其是在科研经费使用、多中心临床研究合作等方面，风险防控机制建设滞后于业务发展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