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篇）2026年4月调研报告汇编

目录

 

一、写作技巧

1．周长明：

“五个统筹工作法”的基层调研报告撰写思路以四川省广安市为例………12．陈志威：

我在调研部门十六年的三个感悟6

3.长江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谭明交：

以大兴调查研究为抓手树牢经得起检验的正确政绩观…9

4.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新生：

长征时期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与实践…12

二、党政机关

5.李娟：北京市超大城市治理的实践探索与路径创新关于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指示精神的认识与思考27

6.中共滨州市委党校（滨州行政学院）侯峰：

滨州市智慧社区建设的实践探索以博兴县为例33

7.覃娟：广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理论逻辑、实践探索

与经验启示…41

8.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总工会罗思华：

规范工会经费管理夯实基层工作基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总

工会基层经费收缴方式的调研报告…57

9.滕伟轩：

海外华文新媒体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的问题及对策…62

10.河北省耕地质量监测保护中心孙育强：

河北省南部平原高标准农田建设调研报告67

11.薄舜予：

 

红色资源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宁波的实践探索与发展路径研究……7112．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

户外运动，渐成大众体育新风尚我国户外运动发展现状调研与思考…7613．青岛市城阳区应急管理局郑玉波：

基层应急管理队伍能力建设的调研分析与优化建议…82

14.汝州市农业农村局陈彦格：

汝州市乡村治理的实践探索与成效87

15.三门峡市陕州区及农业农村局唐建保华：

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存在问题对策建议91

16.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杨卫敏：新时代统一战线助力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实践图景与机制跃升基于浙江省实践探索的思考…93

17.仇白云：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实践模式研究基于长沙县湘丰村的调研105

18.国家税务总局人事司公务员管理处课题组：

延迟退休政策背景下加强税务系统基层干部监督管理的对策建议……11219．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中国旅游研究院联合课题组：

游出经济新活力：2026年春节旅游市场调查…117

三、高校

 

20．广西科技师范学院丘小玲：

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现状调查报告以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学生为例………12421．龚锋：

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实践探索与治理路径…128

22.武汉纺织大学李靓：

高校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143

23.兴义民族师范学院赵红丽：

贵州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现实基础、问题及对策建议…148

 

24.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刘中美：湖湘文化融入高校“大思政课”建设的逻辑理路与推进举措以对湖南十所高校的调研为例156

25.青海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孙晖：

基层政府应急管理能力建设问题及对策分析…162

26.侯成义：

坚守教育初心勇担强国使命西安工业大学教育强国建设的实践探索…16727．宿迁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王经政：农村生源商科大学生返乡创业能力培养

路径研究基于苏北10所本科高校的调研…171

28.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苏州工业园区分院张虹：

吴地工匠智造匠心职业院校文化育人的实践探索179

29.北京联合大学王艺：新时代高校学生党建的范式重构与路径创新基于“135N”党建工作模式的实践探索186

30.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段文君：

中国传统村落调研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红崖村（一组）……19431．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课题组：

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基于现代中央银行制度视角197

四、企业

32.中国工商银行远程银行中心课题组责任编辑曲玲玓：

创新打造“一核五翼”新媒体生态探索银行智慧金融服务新体验215

33.中国工商银行养老金融优秀案例课题组责任编辑曲玲玓：

工商银行养老金融示范创建实践：北京宣武打造首都新标杆…219

34.天津泰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陈洁萌：

浅谈党建品牌赋能国企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223

35.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李阳：

数字时代企业党建工作中网络宣传问题及对策…227

五、医院

 

36.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南充医院·南充市中心医院雷乔妍：

公立医院文书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233

37.李泯霖：

潍坊市公立医院编制人事薪酬制度一体化改革实践探索…238

38.刘畅：

重庆市公立医院法治建设现状调查研究…245

六、其他

39.中国科普研究所胡俊平：“十四五”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结构特征及

发展趋势第十五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报告249

40.上海投资咨询集团有限公司金敏琴：

党（总）支部建制企业“三重一大”决策机制的实践探索与完善对策…25841．魏冰心：

分类施策靶向发力关于赵县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调研263

42.福建省农业科学院仇秀丽：

科技特派员档案赋能乡村振兴发展的实践探索…267

43.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农业绿色转型助力美丽中国建设基于我国现代

农业绿色发展现状的调研与思考…273

44.上海市农业机械研究所王海波：

上海地区智慧农业发展现状调研与思考…280

45.延安大学陈冉阳：

数字化红色文化资源共享存在的问题及对策…284

46.天津农科院城乡要素流通课题组：

推动天津城乡深度融合的路径探索：基于资源互动视角…287

47.联合调研组：

以行政监督更好破解执法突出问题…294

 

“五个统筹工作法”的基层调研报告撰写思路以四川省广安市为例

周长明

 

调研报告是调查研究成果的重要载体，其撰写质量直接关系到调研价值的实现。四川省广安市县两级党委办公室在调研报告撰写过程中，创新运用“五个统筹工作法”，即统筹服务组织与服务人民、统筹吃透上情与摸清下情、统筹老办法与新手段、统筹理论性与实践性、统筹问题导向与解决之道，从撰写前的选题谋划、撰写中的内容构建、撰写后的成果转化三个维度，系统梳理调研报告的撰写逻辑与实操路径，大幅提升调研报告的专业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撰写前——以“统筹”为指引，夯实报告写作基础

调研报告的撰写并非始于动笔，而是贯穿于调研全流程。“五个统筹工作法”中“服务组织与服务人民”“吃透上情与摸清下情”的统筹理念，为报告撰写前的选题、资料准备提供了核心遵循，是确保报告“立得住、有价值”的前提。

（一）锚定国计民生，确保报告“靶向精准”

选题是调研报告的“灵魂”，直接决定报告的立意高度与应用价值。需紧扣“服务组织”的党性要求与“服务人民”的民生导向，这里的“统筹”是指实现“国之大者”与“群众小事”的有机统一。一方面，立足“以国计为重”的站位选题。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重大战略部署及地方发展重点任务，明确调研方向。如广安市在撰写《川渝高竹新区产业发展专题调研报告》前，锚定“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国家战略，结合广安“重庆都市圈北部副中心”的定位，将选题聚焦于“川渝共建经济新区产业协同与备份”，确保报告能为国家战略落地提供基层实践参考。另一方面，紧扣“以民生为要”的需求选题。以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切入点，围绕民生福祉确定调研课题。在撰写涉及民生领域的报告时，需提前梳理群众信访诉求、网络民意反馈等信息，将“群众呼声”转化为“调研题目”，使报告能切实回应“为了谁、依靠谁、造福谁”的根本问题。同时，兼顾“以发展为基”的目标，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产业、新问题，如大数据开发利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等，让选题既具现实意义，又有前瞻性。

（二）整合全面情况，确保报告“言之有物”

“吃透上情”与“摸清下情”的统筹，是为报告积累“素材库”的关键环

 

节。这里的“统筹”是指全面掌握政策依据、基层实情与先进经验，只有这样才能让报告内容充实、论据充分。其一，系统梳理“上情”，筑牢政策根基。在撰写报告前，需深入研究党和国家相关政策文件、法律法规，明确调研课题的政策导向与制度边界。如广安市在撰写《川渝毗邻地区报警处置一体化专项调研报告》时，先梳理公安部、四川省公安厅、重庆市公安局关于跨区域警务协作的政策要求，明确“报警处置一体化”的政策依据与目标方向，确保报告提出的对策符合政策框架。其二，全面汇集“下情”，夯实实践基础。通过座谈访谈、问卷调查、实地走访等多种方式，收集基层一线的一手资料，包括数据、案例、群众意见等。在撰写报告前，需对这些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如将川渝毗邻30个区县的调研数据按“报警响应时间”“处置协同效率”“群众满意度”等维度归类，为报告分析现状、发现问题提供支撑。其三，借鉴“外部经验”，拓宽写作视野。在撰写报告前，需梳理国内外相关领域的先进做法，如撰写大数据开发利用专题报告时，参考京津冀、长三角地区的数据共享机制，提出有效对策，避免“闭门造车”。

二、撰写中——以“统筹”定框架，构建报告核心内容

调研报告的核心在于“摆事实、析问题、提对策”，“五个统筹工作法”中“老办法与新手段”“理论性与实践性”“问题导向与解决之道”的统筹理念，为报告的内容构建提供了方法论支撑，确保报告“逻辑清、分析透、对策实”。

（一）运用“老新结合”手段，提升数据与分析的科学性

数据是报告的“血肉”，科学的数据分析是提升报告说服力的关键。这里的“统筹”是指综合应用传统分析方法与现代技术手段，实现“质性分析”与“量化分析”的有机融合。一方面，用“老办法”提炼核心观点。通过归纳演绎、逻辑推理等传统方法，对访谈记录、座谈纪要等质性资料进行梳理，提炼关键信息。如在撰写川渝高竹新区社会治理创新报告时，通过归纳“两地三方”干部的访谈内容，总结出“治理权责交叉”“协同机制缺失”等核心问题，为报告分析奠定基础。另一方面，用“新手段”深化数据支撑。运用Python、Spss、Nvivo等软件，对海量数据进行量化分析。在撰写大数据开发利用报告时，通过网络爬虫获取128个相关问题数据，用Nvivo对非格式化的声音、文档资料进行编码分析，以“数据图表+文字解读”的形式呈现“数据共享率低”“安全保障不足”等现状，让报告分析更直观、更精准。同时，可借助CiteSpace等工具梳

 

理相关领域研究热点，为报告的理论分析提供参考，增强报告的学术性。

（二）兼顾“理论实践”融合，提升报告的学理与实践价值

调研报告需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温度”，避免“空泛议论”或“就事论事”。这里的“统筹”是指以理论为支撑，以实践为依据，实现“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的闭环。首先，确立理论视角，强化报告学理性。针对具体调研课题，选择合适的理论框架作为分析工具。如广安市在撰写《川渝高竹新区社会治理创新专题调研报告》时，以“政府协同治理理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理论”为指导，从理论层面分析“两地三方”治理联盟的构建逻辑，使报告的观点更具深度与说服力，而非单纯罗列实践做法。其次，结合法理支撑，确保报告合规性。在分析问题、提出对策时，需对照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文件，避免提出违背制度要求的建议。如在撰写报警处置一体化报告时，需依据《人民警察法》《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等法律规定，分析现有处置流程的合规性，确保提出的“跨区域警情移交机制”符合法律要求。最后，立足实践需求，增强报告针对性。报告内容需紧密结合基层实际，避免“纸上谈兵”。在撰写对策部分时，需“带着问题下去、带着答案回来”，如针对川渝高竹新区产业发展中的“产业链断层”问题，结合调研中企业反馈的“原材料供应不足”“物流成本高”等实际情况，提出“共建产业供应链平台”“开通跨区域物流专线”等具体举措，让理论分析落地为可操作的实践方案。

（三）坚持“问题对策”统一，突出报告解决问题的导向性

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解决问题”，这里的“统筹”是指报告撰写需以“问题为切入口、以对策为落脚点”，构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闭环。其一，精准剖析问题，做到“见人见事见本质”。在报告的“现状与问题”部分，需敢于正视问题、善于聚焦关键。可从历史维度（问题的演变）、空间维度（与其他地区对比）、学理维度（相关理论）展开分析，避免“泛泛而谈”。如在撰写《广安加快融入重庆都市圈调研报告》时，通过对比广安与重庆周边区县的“产业匹配度”“交通联通率”“公共服务共享水平”，精准指出“产业协同不足”“基础设施衔接不畅”等核心问题，并分析其背后的“行政壁垒”“规划不同步”等深层原因。其二，提出务实对策，做到“可行有效合理”。对策部分是报告的“核心价值所在”，需兼顾实效性、可行性与合理性。实效性方面，避免提出“空洞抽象”的建议，如针对“数据共享难”问题，提出“建立川渝数据共享白名单制度”“明确数据共享责任主体与时限”

 

等具体举措；可行性方面，需考虑地方财政、技术能力等实际条件，如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调研时，避免提出“大规模投入高端技术设备”的建议；合理性方面，需符合法律法规与自然规律，如在生态保护相关调研中，对策需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安全。其三，构建闭环机制，做到“调研—决策—反馈”联动。在报告中可增设“成果转化建议”部分，提出调研成果的落地路径与跟踪评估方案。如广安市在报告中建议“建立调研成果转化台账，明确责任单位与完成时限，每季度开展一次跟踪评估，根据实施情况调整对策”，这一做法既体现了报告的系统性，也为后续成果落地提供了保障，避免调研报告“写在纸上、挂在墙上”。

三、撰写后——以“统筹”为标准，推动报告成果转化

调研报告的撰写并非“一写了之”，需以“统筹”的系统思维，做好报告的论证、修改与转化工作，确保调研价值最大化。

（一）多方论证，提升报告的严谨性

在报告初稿完成后，需统筹“内部研讨”与“外部咨询”，广泛征求意见。一方面，邀请调研团队内部成员、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开展内部论证，聚焦“问题分析是否准确”“对策是否可行”等核心问题；另一方面，可聘请高校专家、行业学者等外部力量，从理论层面、政策层面提出修改建议。如广安市在完成“广安加快融入重庆都市圈”调研初稿后，召开小型论证会，邀请重庆社科院、四川大学的专家及两地发展改革委、交通部门负责人提意见，对报告中的“产业协同方案”“交通衔接规划”进行完善，确保报告内容严谨可靠。

（二）动态优化，增强报告的适应性

调研成果落地过程中，可能面临新情况、新问题，需统筹“固定成果”与“动态调整”，建立报告的更新机制。可定期对调研成果的实施情况进行回访，收集新的问题与数据，对报告内容进行细化调整。如广安市在“川渝毗邻地区报警处置一体化”报告转化为政策后，通过回访30个区县公安机关，发现“跨区域警情移交流程仍有延迟”的问题，随即在报告修订版中补充“建立警情移交‘超时预警’机制”的对策，使报告始终适应实践需求。

（三）多元转化，拓展报告的价值边界

需统筹“决策参考”与“实践指导”，推动报告成果多形式转化。除了形成正式的调研报告供党委政府决策参考外，还可将报告中的核心观点转化为政策文件、工作方案、新闻通讯等。如将川渝高竹新区产业发展报告中的对策转

 

化为《广安市支持川渝高竹新区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将社会治理创新报告中的案例整理为新闻稿在主流媒体刊发，既扩大了调研成果的影响力，也让报告的价值在更多领域落地。

综上所述，调研报告的撰写是一项系统性工作，需以“五个统筹工作法”为贯穿始终的指导理念——撰写前锚定“国计民生”选题、积累“上下内外”资料；撰写中运用“老新结合”分析、融合“理论实践”内容、构建“问题对策”闭环；撰写后推动“多方论证”“动态优化”“多元转化”。唯有如此，才能写出“有高度、有深度、有温度、有力度”的调研报告，让调研成果真正成为推动工作、服务决策、惠及民生的有力工具，为公文写作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我在调研部门十六年的三个感悟

陈志威

 

2011年1月，我从基层法院遴选进入民进浙江省委会调研部门工作，时光匆匆，不觉已迈入第十六个年头。在这段历练期间，我沉淀出三个关于建言资政的感悟尤为深刻。

“先当学生，再当先生”调查研究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本功

16年来，我深感，“说得对”要求远高于“说了算”。要做到“说得对”，需要靠扎实的调查与研究，全面掌握情况，找准事物规律。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曾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调查研究不仅是获取信息的手段，更是解决问题的起点，下结论、提建议之前一定要深入调研，先当“学生”，再当“先生”。

初到调研部门时，我看到一篇材料，反映杭州市有不少公厕环卫工人住在公厕，住宿条件恶劣问题亟待解决，建议大幅提高其待遇。初觉合理，实际走访调研后发现，需要重新审视。首先，不是说环卫工人的住宿条件不用改善，但对其住宿条件的描述要准确，环卫工人并非直接住公厕，而是住在公厕的独立房间，一般还装有空调。其次，要综合考虑给环卫工人“大幅提高待遇”的现实可能性。最后，这篇材料没有找准最关键问题所在。与住宿条件的改善相比，当时环卫工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户口落户问题及相伴的子女入托入学问题。此事让我深刻认识到，调查是研究的基础，研究是调查的升华，二者紧密结合，才能找到关键问题及问题关键，为问题的解决提供有力支撑。

“龟兔赛跑，胜负未分”建言资政要兼具敏锐性和历史耐心

龟兔赛跑的故事，相信大家耳熟能详。这些年，我还有一个深刻感受，提出政策性建议不仅需要敏锐洞察力，也需保持足够的历史耐心。一方面要有“兔子”的敏感性，把握时机，通过各种途径和努力，将所思所想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政策性建议，另一方面也得有“乌龟”的耐心，坚持不懈，“守得云开见月明”。

历史的敏感性，体现在对中共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的精准理解上，体现在对人民群众需求的深切体察上，体现在对建言献策关键时机的准确把握上。回想多年前，民进曾多次提出预防城市病、缓解交通拥堵的建议。2012年12月26日，在中国民营企业峰会上，浙商马云因交通堵塞而迟到，与当时的浙江省委

 

书记互致歉意。省委书记当场承诺，将在五年内致力于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我们意识到，这是再次提出治堵建议的良机，迅速组织专家学者开展深入调研、撰写报告。2013年1月，浙江省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民进提案《关于治理我省交通拥堵问题的建议》备受关注，并被列为重点提案。浙江省政协网络直播提案办理过程，2小时内点击量突破8万次。

足够的历史耐心，则主要体现在对社会问题解决的坚持不懈上。许多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不抛弃、不放弃，持续关注并长期努力，民进参政议政代表性人士叶青教授十年一“谏”、持续助推公车改革就是鲜活实例。哲学上有一个思想实验叫特修斯之船，描述的是一艘可以在海上航行百年的船，归功于不间断的维修和替换部件，直到所有的功能部件都不是最开始的那些，这对参政议政工作很有启发意义。民主党派建言资政，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有关问题的解决。如果把一个大的社会问题看成一艘大船，一上来就主张全面修理，往往牵涉过广、环节过多、难度过大，层层受阻，实际解决不了问题。许多时候，要保持足够的历史耐心，善于抓住工作中心切换、时政热点、公共事件等时机，在全局性视野下选准小的切入口，先建议更换大船上的“一块木板”、拆除其中的“一扇窗户”，循序渐进，“春风化雨，润物无声”，通过点滴成就的积累，最终推动整个问题的解决。

“巨匠身旁，用心拾穗”服务专家的同时慢慢成长为小专家

作为一名民主党派机关干部，做好党派成员服务工作是最基本的要求。民主党派成员多为中高级知识分子，这些年来，我参与许多调研活动，经常与专家学者打交道，并与不少专家学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服务专家的过程如同参加永不散场的学术沙龙，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丰富的专业知识，在服务他们的过程中，也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努力方向，那就是虚心求教、深学细悟，在实践中不断成长，力争成长为某领域的小专家。尽管目前离“小专家”目标有较大差距，但是我始终在努力，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可以为专家学者提供一些合理化建议，有些观点得到了专家们的高度评价。16年来，我已为浙江民进会员进行了几十场参政议政专题辅导，并多次受邀前往其他省市的民进组织进行经验交流。这些经历促进了我的成长，使我更加自信地投身于民主党派的建言资政工作之中。

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从不来自纸面，而是来自调查与研究交织反复、不断辩证的过程中。今后，我将致力于培养敏锐的洞察力和保持必要的耐心，继续

 

在调查与研究的深入实践中探寻建言资政的最优解，为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事业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以大兴调查研究为抓手树牢经得起检验的正确政绩观

长江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谭明交

 

政绩观是党员干部从政、谋事、创业的“总开关”，直接反映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全党开展，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明确提出，“要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将其贯穿学习教育全过程各方面”。

调查研究作为我们党的传家宝和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是校准政绩导向、破解发展偏差、压实责任担当的关键抓手。唯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握显绩和潜绩、统筹当前和长远，才能推动正确政绩观落地生根，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溯源传家宝：调查研究是正确政绩观的历史根基与理论源头

正确政绩观的形成，植根于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与实事求是、为民造福的核心要求同频共振。从毛泽东同志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深刻论断，到习近平总书记作出“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的重要论述，百余年来，我们党始终以调查研究践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真抓实干回应人民期盼，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奠定了坚实基础。

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调查研究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更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源头活水。唯有通过调查研究摸清实际，以实事求是为准则、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才能回答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根本问题，始终保持政绩观的正确方向。

践行方法论：调查研究是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路径与纠偏利器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是要把调查研究的方法论贯穿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直奔解决问题去，在真抓实干中把握显绩与潜绩、统筹当前与长远，以实干实绩破解政绩观偏差。正确政绩观的核心是为民造福，唯有通过调查研究找准群众需求，才能让政绩真正造福于民。

要放下架子、扑下身子，主动坐到群众板凳上、走进企业车间、深入田间地头，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调查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聚焦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急难愁盼，既听顺耳话也听逆耳言，既看“门面”也看“后院”，既问获得感也问烦心事，

 

让决策部署更贴合实际、更顺应民心。政绩不是喊出来的，实绩不是“造”出来的，而是通过调查研究摸清群众急难愁盼，并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真抓实干干出来的。只有这样，才能把群众的呼声变成掌声、把期盼变成现实。

调查研究的目的是把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准确，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研究透彻，而真抓实干则是把调研成果转化为实绩的关键环节。要健全调研成果转化机制，推动调研发现的问题转化为清晰的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确保有人管、有人抓、有实效。实干实绩最终要体现在解决问题的成效和为民造福的实效上，唯有以“钉钉子”精神把调研成果转化为具体行动，才能让正确政绩观在实践中落地生根。

筑牢保障线：调查研究是正确政绩观的作风支撑与制度保障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而调查研究的深度直接反映党性修养的纯度和实干担当的力度。当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仍是影响正确政绩观树立的大敌，一些地方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背后都与调研缺位、作风漂浮、脱离实际紧密相关。要实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就必须以调查研究为抓手，整治作风顽疾、健全制度机制。

调查研究是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有效抓手，也是锤炼务实作风的重要途径。要坚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坚决摒弃“走马观花式”“蜻蜓点水式”调研，大力倡导“沉浸式”“蹲点式”调研，在与群众面对面的交流中强化“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

同时，调查研究是健全政绩考核体系、树立“以实干论英雄”导向的关键依据。科学的考核评价是树立正确政绩观的“指挥棒”，要通过常态化调研，全面掌握干部干事创业的实际表现，既看短期内可见效的显绩，也看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既看当前发展的“硬指标”，也看群众口碑的“软实绩”；既听上级评价，也听群众、企业的真实反馈。要坚持开门搞评估，让群众参与调研过程、监督整改落实、评判工作成效，把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衡量政绩的重要标准，确保政绩观始终不偏离为民造福的初心。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唯有牢牢把握调查研究这一传家宝和基本功，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为民造福的价值导向，深刻把握显绩与潜绩、当前与长远的辩证关系，真抓实干，才能不断夯实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和实践基础。广大党员干部要把调查研究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在调研中明方向、找路径、转作风、出实绩，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

 

检验的实绩，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长征时期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与实践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新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1]这一重要论断在党的历史实践中得到反复验证。长征是一次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的伟大远征，同时也是党在艰苦实践中深化对中国国情认识的关键历程。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当时临时中央领导人在军事上犯了教条主义错误，具体表现为忽视调查研究的重要作用，对不断变化的敌情与战场环境缺乏基本认知，使得红军陷入被动局面。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扭转危局、纠正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根本在于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周密系统的调查形成科学决策。长征的胜利不仅是军事和政治上的胜利，而且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伟大胜利。对毛泽东而言，长征是其领导思想在斗争中形成、深化、发展并得到实践验证的关键历程[2]。在新征程上，回顾长征中调查研究的宝贵经验，对于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奋力开拓各项事业新局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长征时期毛泽东调查研究的历史实践

在长征途中，党和红军以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为指导，在紧张残酷的战争环境下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为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后勤保障、思想动员与战略决策提供了关键依据。调查研究成为行军打仗之外党的又一项重要工作，为长征的胜利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决策依据。

（一）通过调查研究调整军事策略

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调查研究是准确把握战争规律、制定灵活战术的重要基础。因而，作为克敌制胜的重要前提，调查研究敌情是军事活动的重要内容。长征首先是一次突围转移的军事活动，“战略转移的最初计划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到湘鄂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3]44，然后实施反攻，打破国民党军“围剿”，恢复中央苏区。之后，随着战争形势的不断变化，党和红军领导人不断调整行动路线和方针策略，灵活应对复杂的形势，及时调整行军路线和部署。

在长征途中，军事调查的主要目的是了解敌人各方面的信息，掌握途经地区的地形地貌、天气，以及敌军的军事部署、军事实力等基本情况。正如毛泽

 

东分析指出的：“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

长征途中军事调查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向群众调研。在四渡赤水战役期间，红四团贯彻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从一位老猎人那里得知，从板桥到娄山关，除了一条公路外还有一条鲜为人知的羊肠小道[5]。根据此情报，四军团抄小道配合正面进攻，先后歼灭或击溃黔敌4个团，攻下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取得了红一方面军长征以来最大胜利”[6]37，让作战形势开始朝着有利于红军的方向转变。另一种是实地勘察。这种方式要求深入敌方控制区域开展情报搜集工作，有时还需采取伪装等手段获取关键信息。比如，在强渡嘉陵江时，组织干部分批到江岸反复侦察，边看边记录勾画地形草图，熟悉敌我双方的地形，江水的流速变化，敌人的工事构筑、兵力部署、火力配备、行动规律等情况，还多次派侦察人员过江侦察敌人纵深情况[7]25-26。正是凭借这种强大的调查研究能力，红军在长征途中多次精准找到敌军兵力薄弱或防御空虚的环节，成功突出重围，打开了北上的通道。

（二）通过调查研究保障后勤供给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保障是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长途作战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而要解决好后勤保障问题，就必须通过调查摸清沿途地区的经济状况，进而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在准备战略转移时，后勤保障工作随即陷入困境，其中粮食问题尤为突出。随着根据地范围不断缩小，秋粮尚未收获，中央红军几乎是在粮草匮乏、无后方依托的情况下开始突围转移的。面对粮食紧缺、军需物资匮乏的艰苦环境，红军充分利用征购、没收、缴获以及就地取材等多种方式保障了军队的战备物资供应，为长征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这一切保障措施的有效实施，都离不开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在开展征购、没收等工作时，红军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准确区分敌我、明确工作对象，确保相关举措既符合斗争需要，又有利于团结争取群众、保障后勤供应。红一方面军进入遵义之前，就明确规定“在城市中打土豪时须经过详细的调查，经过政治机关的复调查，并且批准后才许可没收与提人”[8]232，要求通过调查来摸清地主富农的土地、人口、家产情况。1935年，总政治部在《关于保障红军给养克服战费困难的训令》中明确指出，打土豪前应在群众中开展详细调查，摸清该土豪的家产情况[8]275。通过调查精准确定征

 

购对象，既避免误伤普通群众，又为红军物资供应提供了重要保障。同年7月中旬，红一方面军一部抵达毛儿盖附近的沙窝时，总政治部进一步强调：“要通过调查，首先割当地土司头人的麦子。”

就地取材是在资源极端匮乏、物资极其紧缺的情况下，红军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衣食问题的最后办法。在长征过草地时，红军曾面临断粮的严峻考验。据红军战士回忆，在这种艰难处境下大家只能自己动手，四处寻找野菜充饥[10]。调查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草地上有些野菜食用后会导致中毒，前敌总指挥部对各部队下令，严禁在草地中随意挖采和食用不认识的野菜[9]2781。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以及去哪里能找到可食用的野菜，都需要通过调查研究来精准甄别。为此，朱德组织成立了“野菜调查小组”，其中包括当地的老农和医护人员，他们在漫山遍野的野草中筛选出二十余种可食用野菜，并编写了《吃野菜须知》小册子下发至各连队，为部队在极端困难条件下解决生存问题提供了关键指引[11]。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率部最后过草地时，“要求组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干部成立野菜检验组”，这些指战员“带头冒着生命危险去尝各种野菜，将确认能吃的品种通报全军”[12]。长征的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奇迹，更是一次通过调查研究成功解决后勤保障问题的伟大实践。

（三）通过调查研究加强思想统一

长征不仅是地理上的转移和军事上的突围，更是一个深刻的思想教育和精神淬炼过程。调查研究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基础，为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与清晰的思路。调查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收集信息、掌握实际情况，更在于凝聚全军的思想共识、强化全军的思想统一。

对外调查是了解群众思想情况、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途径。毛泽东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并认为只有摸清楚人民群众的具体情况和真实需求，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有的放矢，才能实事求是地进行宣传教育。他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4]137在四渡赤水期间，虽然战事紧张、时间短暂，但是中央红军每到一处都抽空去了解群众的实际情况，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各部队还派干部战士到矿井、工地和车间访贫问苦，做社会调查[7]214。参加长征的老战士回忆，红军进入贵州之初，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性宣传，一开始群众对红军不了解，不敢接近我们红军。“我们政工干部到群众中搞调查，了解人民的生活疾苦，从老乡家有几口人、几亩地，一直问

 

到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保安团’对老百姓有哪些压迫，同时向他们讲解革命道理，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红军的政策、纪律”[13]，最终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拥护。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地区同样离不开调查研究。中央红军先遣队在刘伯承、聂荣臻的带领下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广泛调查了彝族民众的风俗习惯[6]76。先遣队根据此前调查掌握的彝族地区不同家支的具体情况，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逐步消除并打破了彝族民众对红军的误解与隔阂，增强了群众对党和红军的认同感，有效凝聚了思想共识。

从党内来看，调查研究是洞察军心、提振士气的重要途径。面对恶劣的环境和连续作战的疲惫，部分红军战士产生了悲观和困惑情绪。对此，杨尚昆回忆道：“很多指战员不理解，思想问题很多。”[14]为了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迫切需要通过调查全面掌握中央红军将士的思想、政治状况，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以坚定其革命信念、增强其必胜信心。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毛泽东立刻对“部队的情况，从军队的建制，干部的成分、思想状况，战士们的生活、训练、学习……党组织的建设，部队的战斗力，军民关系等等”[3]183进行了广泛的调查。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红军领导人认为，广大红军的抱怨情绪如果得不到及时排解，下一步战略意图就很难实现。为此，党和红军领导人决定，从实际出发开展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比如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登在《红星报》《战士报》上，在广大红军将士中进行广泛宣传。由于及时开展了思想政治工作，红军队伍进一步凝聚了力量，提高了士气、斗志，奠定了最终胜利的思想基础。

（四）通过调查研究选择落脚点

在长征途中，面对不断变化的战争形势与地理环境，中共中央审时度势，灵活调整战略方向，从最初的湘西到川黔边、川西或川西北、川滇黔、川陕甘，最终确定落脚到陕北。可见，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选择绝非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根据敌情变化作出的战略调整。

1933年11月，毛泽东就通过调查提出了向苏浙皖赣地区突围、创建根据地的建议，但被当时把持军事指挥权的博古等人拒绝，错失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机会。长征开始后，毛泽东依据沿途调研的敌情、地形信息，多次提出改变进军方向。比如，反对盲目前往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推动通道转兵，为后续战略调整奠定基础。红一方面军经过浴血奋战，损失惨重，渡过第四道

 

封锁线湘江之后，博古、李德等人仍坚持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此时国民党军已在红军计划的路线上部署了重兵，企图一举围歼中央红军。在这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毛泽东基于对客观形势的分析研究，决定扰乱敌军“围剿”计划，建议中央改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且内部矛盾较大的贵州进军。

北上战略方针的确定和中央红军先行北上重要转向的成功都归因于调查研究。在哈达铺，毛泽东等人正是通过分析研究收集的《晋阳日报》《大公报》等报纸，了解到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会合的消息，了解到陕北有一个大的苏区根据地，并且有游击队和很好的群众基础。根据这些调查资料，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作出北上陕甘的决定。在此后的榜罗镇会议上，中央政治局认真分析了全国革命面临的新形势和陕甘根据地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情况，再次认为在陕北落脚可以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有利于开创革命新局面，并作出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英明决策。

1935年10月18日，也就是在到达吴起镇的前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常委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时着重强调，必须尽快摸清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的具体状况，并对陕北苏区的现实情形进行全面了解。他尤为关切的是如何将长征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在陕甘根据地扎下根来、发展壮大并开花结果，这是当时最紧要的任务。为此，毛泽东通过深入调查，系统把握了陕甘根据地的社会民情、地理条件与周边环境，继而推行一系列举措巩固并拓展了陕甘根据地，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全国革命形势进一步向前发展。

正是依靠调查研究，党和红军才能摆脱濒临绝境的局面，并成功找到了领导中国革命的战略新支点。最终，陕北根据地不仅成为长征的落脚点，更成为全民族抗战的出发点，为中国革命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长征中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理论特征

长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15]。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人的调查研究工作是在毛泽东的指导下进行的，是后来形成的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实践运用和理论检验。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结晶，始终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的基本前提，灵活运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自觉贯彻密切联系群众的立场原则，彰显出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的理论品格。这一思想经过长征的淬炼更加鲜明。

（一）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的基本前提

开展调查研究，才能获得对现实世界状况的真实把握，而不是从先入为主

 

的主观主义、本本主义出发，脱离实际、凭主观臆断开展工作。要克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就要以客观的调查研究为基本出发点。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强调，认识现实世界必须摒弃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幻想，严格遵循事物本身的客观联系与事实逻辑。

调查研究是连接主观与客观、克服片面性认识的根本桥梁。实践是认识的起点，调查研究则是将实践中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关键环节。系统周密的调查是获取第一手资料的前提。正如毛泽东所言：“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16]这不仅是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批判，更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在长征途中，党和红军必须对途经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民生、地理、气候、交通、文化、风俗等情况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重点摸清行军路线的交通情况、气候水源、敌军军力部署等关键信息，为党和红军的工作开展准备真实材料。

调查研究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全面、真实、丰富、生动地掌握第一手材料，才能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进而找出既解决问题、又符合群众要求的办法。为此，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从方法上要靠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并不能完全排除“本本”，而是不能只看“本本”；同样，反对经验主义也不是完全否认经验，而是反对主观主义。“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17]791在长征途中，红军面临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不能仅仅依靠以往的经验或现成的理论来解决新问题。在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时，不能照搬以往的作战经验，而是要根据当时的敌我态势、地形条件等实际情况来制定适合的作战计划。

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这是一条被实践证明的真理。毛泽东后续的一系列重要著作，正是其调查研究思想与实事求是原则在理论上的系统阐发。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他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说明了新的革命形势下争取民众、团结各阶级参与斗争的策略，批判了党内错误思想，要求根据中国战争实际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确定革命策略。为了从哲学根源上清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危害，

 

毛泽东于1937年创作了《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光辉著作，从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高度为全党提供了调查研究的方法论。

（二）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

调查研究作为把握实际情况的科学方法，其本质是辩证思维在实践领域的具体展开。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法则是最根本的法则，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且在不同阶段呈现出特殊性。长征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深入实际的调查，准确把握矛盾发展变化，灵活制定调整策略。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体现为在复杂局面中精准捕捉并着力解决主要矛盾。在复杂事物中，主要矛盾决定发展方向，因此找准主要矛盾是调查研究的首要任务。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假若丢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细微末节，犹如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仍是无发言权的。”[18]382长征途中党和红军的主要矛盾是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实现战略生存与转移，这是一切策略制定的总枢纽。能否顺利通过少数民族聚居区直接决定战略转移的成败，若因民族矛盾滞留，红军就要面对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绝境。所以，顺利通过少数民族聚居区本是一个局部问题，但因为它是实现战略转移这一主要矛盾的关键环节，才上升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洞察矛盾在不同条件下的特殊表现，并随着事物的发展动态调整认知与策略。在长征途中，党对少数民族统战政策的调整，正是这一辩证过程的典型表现。长征前，党中央主张与少数民族贫苦群众建立统一战线。但在长征途中，通过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结构的深入了解和调查，党中央开始认识到“在有些民族中，在斗争开始的阶段上，除少数上层分子外，还有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19]。这一认识上的变化，反映出党和红军对少数民族地区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这一特殊性的深刻洞察。据此，党和红军对既往政策进行了调整，在坚守原则性与灵活性辩证统一的前提下，施以斗争与分化并用的策略，将民族问题的处理同团结宗教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予以有机结合，对依附反动势力的宗教人士坚决打击，对同情革命的宗教人士则以团结争取为主。

比如，在筹粮政策上，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调查发现当地长期受国民党民族压迫政策的影响，对外来人员存在天然警惕，再加上大部分地区以游牧或小农耕作为主，无典型土豪劣绅，粮食多为家庭自用或部落共有。若采取没收

 

政策，则会被误解为外来势力掠夺，从而激化民族矛盾、威胁行军安全，因此红军用购买的方式筹措给养。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大凉山彝族聚居地区前，红军总政治部出台了《关于注意争取夷（彝）民的工作》，对阶级斗争思想做出调整，并明确无土豪可打时，以购买、鼓励捐赠或打借据借用的方式筹粮。这种筹粮策略体现了为了实现战略生存这一更高目标所展现的灵活性。

（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立场原则

长征是群众路线的一次生动实践。长征之前，毛泽东就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4]136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1、2、3次反‘围剿’，是中国很好的革命战争经验。主要一点是在于依靠群众。3次反‘围剿’，我们都是为了群众，又很好地依靠了群众。”

长征路途遥远，涉及多个省份，几万红军将士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发达地方到最落后地方，走过了大半个中国。红军不可能对各个地区的情况全部了如指掌，最了解情况的还是当地群众。因此，要制定行军路线、部署战斗，就必须向群众虚心请教。即使在紧张的行军和作战间隙，毛泽东也非常注重利用宿营、休息等机会与当地老百姓、基层指战员、向导等广泛交谈，询问当地的社会状况、阶级关系、民情风俗、地理环境、物资供应等，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与红军将士、沿途群众同吃同住，在共同的艰苦生活中倾听他们的心声和诉求，这使他能够深刻体察民情，了解群众的真实困难和期望。

毛泽东强调，调查研究要坚持群众路线，“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18]383，要虚心向群众请教，自觉问计于民、问需于民。相反，“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17]790。在长征途中，战士们深刻领会并践行这一原则，在开展调查工作的同时，重视做好群众工作，坚信只要赢得群众的支持与理解，就一定能够找到应对各种困难的有效办法。

发动和依靠群众完成调查任务，群众是调查研究的主体。毛泽东将调查研究视为一项群众性工作，注重发动广大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共同参与。他身体力行并号召和带动各级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都来做调查研究工作，形成了一种重视调查、深入实际的浓厚氛围。在可能的条件下，红军通过地方党组织以及发动起来的群众更广泛地收集信息、验证情况，使调查结论更加全面客观。

红军始终把群众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毛泽东强调：“红军决不是

 

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4]86在长征途中，党领导红军紧紧依靠群众，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帮助建立群众革命组织，严惩土豪、贪官污吏并取消洋人在中国的一切特权，驱逐帝国主义，维护中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比如，在镇宁的江龙，红军把财主们隐藏在有特权保护的天主教堂地窖里的财物和仓库里的粮食分配给贫苦群众。此外，也正是由于党领导红军在长征途中充分依靠群众，各民族群众才踊跃参军，使红军队伍不断壮大。

（四）坚持以解决问题为最终目的

解决问题是调查研究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调查研究的目的是把粗浅的认识深刻化，找到事物的本质规律，从而在实践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毛泽东始终着眼于现实问题，要求树立问题意识，以实际问题为导向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调查就是解决问题”[4]110。

长征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战略大转移，历时两年，四路红军总行程约六万五千里，途经中国十四个省份，是党和红军历史上开展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地域跨度最大的一次战略转移。如何摆脱国民党军队及各地方武装的封锁与追击？怎样同沿途少数民族群众建立良好的关系？在脱离原有根据地的情况下，如何保障部队的物资供给？如何应对国民党方面的反动宣传？如何争取广大民众的信任与支持？这些都是当时面临的重要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长征队伍途中始终处于流动状态，党所处的具体环境、所面对的工作对象在持续变化，这使得军事行动、党组织建设、根据地开辟、群众工作等各项任务不断遇到新的情况、新的困难与新的挑战。为了应对长征途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党和红军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工作。

通过调查研究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才能把思路厘清、把办法找到。了解情况是做好工作的第一步，毛泽东指出：“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4]110毛泽东一直强调不做调查研究，在那里无中生有地“想办法”“打主意”，这样是想不出好办法、打不出好主意的，只能产生错误办法和错误主意。长征途中一切调查都围绕着如何摆脱敌人、如何生存下去、如何走向胜利这些具体问题展开。调查研究的成果直接转化为行军路线、作战命令等具

 

体策略，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并不断完善。

将解决问题作为根本目的是长征中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最鲜明的特征，它确保了党的认识活动始终紧扣当时党和红军最紧迫的问题，使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书本上的理论，而是攻坚克难、克敌制胜的实践智慧。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在绝境中开辟新道路的根本方法。

三、长征时期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历史意义

长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15]。长征检验了毛泽东思想，进而确立并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调查研究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其科学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经过长征，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上升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方法论，成为党认识中国国情、把握革命规律的根本遵循。这一过程为党摆脱对共产国际指示的教条依赖、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奠定了思想基础，进一步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的前进方向与实践路径。

（一）确立并巩固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他多次提出的军事主张，以及为红军制定的一系列战略战术，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为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的确立创造了条件。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党内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但博古、李德等人并没有吸取教训，甚至在制定战略时不顾形势变化。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损失重大，面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接连失利几乎濒临绝境的状况，广大干部逐渐认识到这是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贯彻错误路线的结果。广大党员和红军将士对改变错误领导的强烈诉求在湘江战役之后达到顶峰，要求更换中央领导的呼声不断出现。

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他的意见得到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主要领导人的支持。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决定转兵贵州，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黎平会议上毛泽东的军事主张得到了中央政治局的认可。周恩来后来回忆道：“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21]68黎平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思想开始被党中央接受。猴场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战略战术思想，同时作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

 

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22]的要求，从组织程序上限制了个人专断，为毛泽东走上领导岗位创造了条件。当时，“中央的很多同志都站在毛主席方面”[21]137，红军战略转移的行动路线大体是按照毛泽东的建议确定的，这标志着毛泽东在党中央的影响力逐步提升。

遵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主张，并增选他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标志着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的确立。此后，毛泽东的红军游击战、运动战原则在军事斗争中被重新运用。之后经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红军成功跳出包围圈，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得到全党认可。在会理会议上，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得到充分肯定，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与张国焘分裂行为的斗争中，毛泽东坚持原则，维护了党中央的团结与权威，进一步巩固了其领导核心地位。

（二）丰富毛泽东思想的内容

一个科学理论的形成需要丰富的实践支撑。只有经过实践不断验证的理论，才能真正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长征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实践经验，使其在军事、党建、统战和群众路线等多个维度得到深化。

长征使党的军事路线和军事思想得到发展和完善。毛泽东在同“左”倾教条主义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对此前战争中积累的军事思想和经验进行了梳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实际上是总结失败教训、对中国革命战争特殊规律进行的一次系统阐述，成为后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雏形。红军在长征中经历了复杂地形下的运动作战，以及无后方、无补给的艰苦作战。这些丰富的经验是过去在根据地时期难以获得的，极大地拓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广度和深度，为其日后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军事理论提供了扎实的资料和经验基础。

长征使党的建设得到恢复和发展。首先，在长征过程中共产党人科学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

瓦窑堡会议进一步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进行了概括，“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23]549。这是自党的一大以来首次对党的性质进行科学、准确的概括。其次，长征的过程中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得到贯彻，组织路线重回正轨。在遵义会议期间，各位参会人员畅所欲言，充分反映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必须同党内发展组织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做斗争，明确了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

 

是能够为党的纲领和主张而坚决奋斗，社会成分固然需要予以注意，但并非决定性标准。这也说明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党的组织路线也开始走上正确的轨道。

长征使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内容得到拓展。长征经过的我国西南、西北地区，大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地区。中国共产党围绕革命的中心任务并结合各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提出了实行民族自治的思想，开展了尊重与团结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实践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此外，在长征途中，党还进行了国际统一战线的尝试，扩大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国内和世界上的影响，建立起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人民的沟通和联系，为建立更加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积累了宝贵经验。

长征使党的群众路线得到完善，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深化和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红军纪律严明，买卖公平，打土豪、分田地、解放贫苦农民，这与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军阀形成了鲜明对比。人民群众更加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更加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正如毛泽东所说：

“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

（三）推动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

经过长征，调查研究从毛泽东个人的工作习惯上升为全党的工作方法，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原则和工作方法上的转变，意味着党基本上摆脱了共产国际指示的限制，在政治上走向了成熟，开启了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新阶段。

长征使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得到恢复和发展，为科学决策奠定了组织基础。长征前和长征初期，红军损失严重，充分暴露了当时党的最高领导层破坏民主集中制、实行个人专断的严重危害性。博古和中共临时中央到达中央苏区后，对重大问题很少集体研究决定。周恩来后来回忆道，

“这个三人团主要从事转移的军事方面的准备，只开过两次会”[24]。如此重大的行动，最高“三人团”只开过两次会，可见当时党内民主集中制遭受了严重破坏。通道会议以多数人同意的结果，改变了原来“三人团”的独断专

 

行，否定了博古、李德继续北上湘西的错误主张，接受了毛泽东关于转战贵州的建议。随后的猴场会议进一步强化了集体领导原则，作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22]的决定。这实际上取消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是对个人包办的否定和批判。

遵义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党摆脱了共产国际对中共领导人任免的干预和影响，开始通过自己的方式选举和任命领导者。遵义会议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中央领导和各军团主要负责人畅所欲言，批评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军事路线，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此后的沙窝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每周至少召开一次常委会，必要时可召开临时常委会。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吸取教训，对民主集中制高度重视，充分体现了党在领导方式和组织原则上的成熟与进步。民主集中制的实行，不仅保证了党的科学决策，而且为党中央提供了与张国焘错误路线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

调查研究工作方法是毛泽东在解决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问题中逐渐形成的。自投身于革命开始，为更好地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去了很多地方进行调查，也正是这些经历使他练就了扎实的调查研究本领，养成了做事必调查的优良工作方法。这一方法在长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检验和发展，并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基本方法。长征中，重大战役的胜利、重要转向的提出，无不基于对敌情、地形、民情的及时掌握与精准判断。党和红军在正反两方面的鲜明对比中逐渐认识到调查研究这一方法的重要性：一切正确的决策都源于对客观实际的周密调查，而不是一味遵循书本或上级指示，必须深入一线、实事求是。这也说明中国共产党开始真正摆脱对共产国际指示的盲从和对马列主义的教条式理解，走上了一条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独立自主的道路。

（四）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自觉

长征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原则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长征期间，毛泽东经过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指出理解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必须立足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与实践需求，使其真正转化为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思想武器，进一步明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方向与实践路径。

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革命道路的早期，因受历史条件与认知水平的影响，未能对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开展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导致党内长期存在将马

 

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由于对中国基本国情未能予以充分科学的认识“，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马列主义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实践，并指导这种实践，就觉得特别困难些”，最终无法避免地导致了革命遭遇重大挫折。实际上，针对当时党内日益严重的本本主义倾向，毛泽东早在1930年5月就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并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这一论断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方向。然而，他所提出的正确方向不仅没有为当时党的领导人所重视，相反却使他受到了排挤，党和红军也因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红军被迫长征实际上已经证明了教条主义的错误，经过湘江战役的惨败，两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观之间的较量随之再度展开。从表面上看，初期长征是红军军事失利后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实质上其是一场关于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大实践考验，其核心问题在于能否打破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不解决这一核心问题，中国革命便有夭折之虞。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使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被大多数党和红军的高级领导人所支持和认同，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因而，遵义会议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在长征途中，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表现为对调查研究的广泛运用和深入推进。正是通过长征这段特殊的革命实践，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指导党在理论维度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维度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战略战术。这也恰好在行动层面指明了理论创新的现实指向，即理论必须服务于实践，并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根本目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6]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实践哲学。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能够领导革命的政党，不仅要懂得客观事物的本质，也要能依据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去改造世界。通过长征，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真正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现实力量，开始能够依据对中国客观规律的认识，独立自主地制定路线、方针、政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作出大量原创性贡献。

四、结语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中国共产党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纵观党的百余年历史，我们党若重视并坚持调查研究，则党和人民事业便会推

 

进发展；若忽视调查研究或调查研究不深入，则会导致事业受损。

始终坚持和不断加强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国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必由之路。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改革发展稳定面临诸多深层次矛盾与挑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继承和发扬长征途中开展调查研究的宝贵经验，对于我们辨明方向、克服新长征路上的艰难险阻、保持战略定力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一是有利于践行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确保各项工作立足于客观实际；二是有利于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升运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是有利于推进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注入源头活水；四是有利于弘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起攻坚克难的磅礴力量。

 

北京市超大城市治理的实践探索与路径创新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指示精神的认识与思考

李娟

 

2026年2月9日，“十五五”规划开局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到北京考察调研，发表重要讲话并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北京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必须以首善标准推进城市治理，坚持人民城市理念，用好“接诉即办”等机制，扎实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这一重要讲话，立足首都功能定位，着眼城市发展规律，为北京在新起点上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

1.深刻领会核心要义，把握超大城市治理的根本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城市发展规律，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对城市工作作出系统谋划，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超大城市治理，在考察北京、上海、重庆等地时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推动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

1.1坚持人民至上是城市治理的价值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的核心是人”，强调“要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把让群众生活更舒适这一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建设、发展、治理全过程”。北京作为常住人口超2000万的超大城市，民生需求呈现多样化、多层次特点；必须始终把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扣“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这12个字，充分利用好“接诉即办”，将其作为践行人民至上理念的生动实践。不仅要快速响应、高效办理市民的急难愁盼问题，更要从具体诉求中提炼共性问题，推动“接诉即办”向“未诉先办”深化，实现解决“一件事”带动解决“一类事”。

1.2坚持首善标准是城市治理的标杆定位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北京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必须以首善标准推进城市治理”。这就要求在谋划工作时要有全球视野，对标国际一流，在精治、共治、法治上下足“绣花功夫”。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市治理要下“绣花功夫”，为做好首都工作指明了实践路径。要把精细化治理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无论是核心区控规降密、背街小巷整治，还是城市副中心

 

建设，都要体现“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要敢于动真碰硬，在疏解非首都功能、治理“大城市病”等难点上持续攻坚，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的治理水平。

1.3坚持内涵式发展是城市治理的转型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创新城市治理，加强韧性安全城市建设，积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增强发展潜力、优化发展空间，推动城市业态、功能、品质不断提升”。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要“推动城市发展由外延扩张式向内涵提升式转变”，提出“五个转变”的重要原则。北京城市发展已进入减量提质新阶段，传统粗放式增长难以为继。必须牢牢把握内涵式发展主线，推动治理从外延扩张向内部挖潜转变。以城市更新为抓手，通过存量迭代优化空间布局、补齐民生短板、激发街区活力；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与文化赋能，提升城市品质，通过精细化治理让首都焕发持久生机。

1.4坚持系统观念是城市治理的方法论

超大城市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要敬畏城市、善待城市，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强调“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系统谋划”。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指出，城市工作“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涵盖区域、城市、社区等各个层次”，必须“加强各领域、各环节、各主体统筹，打破条块分割和部门壁垒”。必须坚持党建引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构建市、区、街、乡、社区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的治理格局。

1.5坚持韧性安全是城市治理的底线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韧性安全城市建设”“把安全发展贯穿城市各领域全过程”。城市安全不仅是发展的前提，更是治理的底线。必须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发展和安全，筑牢首都安全稳定的坚固屏障。构建全周期风险防控体系，将安全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建设、运行、应急各环节，聚焦供水、供电、燃气、供热等“城市生命线”，持续提升基础设施韧性。同时，强化科技赋能，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打通信息壁垒，依托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平台，健全统一指挥、反应灵敏的应急管理体系，推动风险预警、应急调度、抢险救援智能化升级。

2.“十四五”以来北京超大城市治理的做法与经验

 

近年来，北京市以新时代首都发展为统领，推动城市发展和治理方式实现深刻变革，治理体系、方式手段实现整体重塑，治理能力和治理成效显著提升，形成了丰富而生动的超大城市治理实践。

2.1协同治理格局持续健全，权责明晰、重心下移的治理体系加快构建

调整“首都城市环境建设管理委员会”及办公室设置，由市长任主任，成员单位涵盖了中央国家机关相关部门、中央军委相关部门、中央企业相关单位，市属相关部门、相关企事业单位和各区政府，实施央地协同、共建共治。调整设立市区两级城市管理委员会，推动城管执法局归口转隶，成立街乡镇综合执法队，推动综合管理、综合执法、重心下移、执法下沉取得重要成效，市、区、街三级城市管理体系更加清晰明确，以“党建引领、服务为先、综专结合、协同共治”为特点的超大城市治理新格局初步形成。

2.2重大活动服务保障优质高效，整洁有序、和谐宜居的首都形象充分

彰显

对标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统筹落实重大活动城市运行及环境服务保障，以“绣花功夫”打造干净整洁、文明有序、和谐宜居的城市环境。紧扣北京“四个中心”战略定位，践行“四个服务”，以重大项目为牵引，精心筹划首都环境品质提升。围绕长安街、中轴线、七站五场、冬奥场馆周边、世园会周边、回天地区等重点区域开展环境整治，平安大街、东四南北大街、西单北大街、朝阳门南北小街、朝阜路、德内大街等重点大街环境提升取得可视化成果，彩虹门、钟鼓楼、永定门城楼、大运河两岸等地标建筑亮丽呈现，489个重点区域和33条重要通道和20条重要铁路沿线环境实现常态化整治提升。

2.3供电保障能源协同能力持续增强，接诉即办与网格治理带动民生服务稳步提高

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三管三必须”，聚焦燃气、地下管线、电动自行车管控、建筑垃圾处置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治理，筑牢安全防线。燃气事故、电动自行车亡人火灾事故、外力破坏管线事故等均实现显著下降。坚持全生命周期管理，推动实时感知、安全防护、更新改造“三位一体”，统筹提升城市生命线本质安全。完成核心区、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地下管线运行安全感知建设，布设电力、燃气、供热等9大类感知设备1.8万处，实现地下管网安全运行“观、管、防”一体化，动、静态感知“一张图”。

2.4背街小巷精细化整治纵深推进，垃圾分类引领的宜居品质持续改善

 

着眼群众生活环境改善，“一街一策”开展背街小巷环境精细化提升行动，治理脏乱、增补功能、优化空间，通过协同共治推动5000余条背街小巷面貌焕然一新，雨儿胡同、草厂四条、杨梅竹斜街、烂缦胡同等一批精品街巷深受群众好评，20条“漫步北京”最美胡同街巷探访路线成为网红打卡地。围绕垃圾分类“关键小事”打造城市文明新标志，建立以党建引领、服务为先、文明低碳、精细智慧为特点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体系，推动全市1.3万余个小区（村）全面实施生活垃圾分类，扎实推进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全面实施厨余垃圾“不破袋”投放、大件垃圾预约上门回收、资源回收进社区等便民措施，群众垃圾分类意识显著提升。市统计局调查显示，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率98.3%，满意率94.1%。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42%，日均回收量从3000t增长至7450余t。

2.5燃气、管线、消防等重点领域治理夯实，城市运行安全韧性水平显著提升

提升电、气、热等公共服务水平，保障首都能源运行平稳可靠。加快推进科学城、亦庄500kV输变电工程，绿电交易量逐年增长，2026年外调绿电规模力争达到400亿kW·h以上，城市供电可靠性达99.995%。深化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能源合作，圆满完成电力迎峰度夏、冬季保暖保供目标任务。天津南港LNG应急储备项目二期、三期建成投产，燃气保障能力、供热服务品质持续优化。强化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管理，累计建成新能源汽车充电桩42.5万个，超级充电站665座、换电站311座，电动自行车充电接口136万个，为市民室外安全便捷充电提供有力保障。

3.深化改革创新，在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中构建治理新体系

“十五五”开局起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紧扣“内涵式发展”主线，在补短板、强弱项上持续发力，不断提升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

3.1聚焦规划引领，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实现新提升

健全“一委一办一平台”工作机制，强化首都城市环境建设管理委员会高位调度、首都城市环境建设管理办综合协调职能作用，依托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城市运行调度指挥平台），加强对城市治理工作的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高质量编制实施城市管理发展规划及各专项规划。锚定规划编制方向，全面推动落实重点任务。系统性完善供热、电动汽车换电站运营、通信架空线入地、井盖设施安全技术等标准体系。

3.2聚焦城市更新，在推动内涵式发展上实现新突破

 

聚焦核心区建设，突出抓好环境品质提升三年行动。对标首都首善，完成南河沿大街沿线、西单—开阳桥街区等4个环境品质提升项目，东城区、西城区片区化推进实施两广路、南礼士路周边、车公庄大街等10个环境品质提升项目，为中央政务功能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保障。坚持重点区域与背街小巷一起抓，构建长效管理体系，充分发挥城市家具设置联席会议机制作用，持续推动“栏、杆、箱、桩、线”等城市家具规范、减量、提质。持续推广户外广告设施、牌匾标识和标语宣传品综合服务系统，加大对违规户外广告设施、牌匾标识和标语宣传品巡查检查力度，发现问题动态清零，着力打造视觉清朗的市容环境。

3.3聚焦数智赋能，在提升精细化治理效能上实现新跨越

深化完善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功能，强化城市治理调度指挥、协同研判、态势统揽能力，加强数据分析、运行监测、预测预警、调度指挥、应急处置等功能建设，打造三级联动、四级响应的调度指挥体系。在完成电、气、热地下管线感知体系建设的基础上，将感知范围扩展至环卫、照明等其他领域，实现城市运行“一网感知”。充分发挥市、区、街镇网格服务管理前哨作用，强化重点地区、重点时段网格巡查上报，提升主动治理效能。完善网格事项闭环处理机制，推进城市管理网格信息化平台向网格治理平台拓展，形成日常巡查、问题上报、任务分办、协同处置、评价反馈的工作流程。深化一体化综合监管，持续提升城管综合执法质效。严格规范现场执法检查，深入推进“扫码检查”“照单检查”，严控对“无事不扰”企业的检查。大力推进非现场监管，拓展非现场监管方式方法，进一步推动执法方式转型升级。

3.4聚焦多元共治，在构建基层治理共同体上实现新拓展

开展“城市管理进社区”行动，围绕宣传进社区、执法进社区、管理进社区、服务进社区等重点内容，推动资源和服务下沉。优化针对性措施，实施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三年行动。以干净、实用、便民、美观为导向，优化市民分类投放环境，“一小区一方案”完成2000个小区投放品质提升试点，将垃圾桶改造提升为箱房等封闭式垃圾分类投放点。构建便民可回收物体系，完成不少于5000个小区（村）智能回收机铺设，搭建便捷回收服务平台。加强生活垃圾收运环节监管，严厉打击混装混运现象。建立餐厨废弃油脂“产、收、运、处、利”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构建覆盖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废弃油脂等全品类、全链条的数字化管理平台。

3.5聚焦安全运行，在建设韧性城市上实现新加强

 

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推进安全韧性城市建设。以“降概率、控损失”为原则，聚焦燃气安全、电气热地下管线、电动自行车全链条管控等重点领域强化专项治理，发现隐患动态清零，严防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强化常态化老化评估及更新改造。加强“北京市地下管线防护系统”宣传推广，开展地下管线安全防护专项检查和执法，严防施工破坏地下管线事故。坚守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不上楼、不入户”管控底线，严防室内火灾事故。持续推进燃气安全“大起底、大整治”行动，将燃气安全监管延伸至用户终端，重点消除用户端燃气用具、液化石油气罐及“黑气”等突出风险隐患。坚持以汛为令，统筹做好行业领域防汛工作。深刻汲取暴雨灾害应对处置经验教训，提升极端天气防范应对能力。

 

滨州市智慧社区建设的实践探索以博兴县为例

中共滨州市委党校（滨州行政学院）侯峰

 

智慧社区建设作为一种引入信息技术的社区治理模式，通过提供便捷高效的在线服务、优化资源配置、加强信息共享等，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和服务水平[1]。近年来，山东省滨州市相继出台滨州市数字强市建设规划、滨州市加快推进智慧社区建设实施方案，对智慧社区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智慧社区发展已成为大势所趋。通过探讨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的智慧社区建设，以期为探索县域内新的社区管理和服务模式，提高管理效率，满足社区居民不断增长的服务需求提供借鉴。

1.博兴县智慧社区建设的实践

山东省滨州市辖29个街道，58个镇，4个乡，总面积9665km2。近年来，滨州市坚持党建引领，以大数据赋能基层治理为依托，推进智慧社区建设，以推进试点建设、打造“智者智城智慧滨州”品牌为目标，聚焦“优政、惠民、兴业、强基”四个领域，培育出博兴等县区智慧社区建设典型，加快线上线下融合，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数字化、智能化水平。2024年底，滨州市大数据局对全市智慧社区建设情况开展了县区初评、市级复核工作，复核通过100个基础型智慧社区、4个标杆型智慧社区。

博兴县隶属山东省滨州市，位于滨州市东南部，总面积900.7km2。博兴县辖9个镇，3个街道，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共429个行政村，常住总人口50.67万人。博兴县经济基础较好，文化底蕴深厚，自然资源丰富，有着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2024年博兴县位列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第78位。近年来，博兴县按照上级部署要求，不断推进智慧社区建设发展。2022年，智慧社区建设工作列为博兴县政府工作报告目标任务；2023年，智慧社区建设工作列入全县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博兴县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要点等。博兴县委、县政府高规格组织成立“智慧博兴”建设领导小组，实体化专班运行，先后制定出台博兴县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顶层设计、“智慧博兴”建设意见和“智慧博兴”建设三年行动方案，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不断深化合作，助力社区发展数字化、协同化、智慧化升级。

1.1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2021—2023年，博兴县以新型智慧城市试点为契机，完成智慧城市项目24

 

个，三年来累计信息化投入超5亿元。其中，累计获省级智慧社区奖补资金60万元，全部用于社区智慧化、信息化建设，助力打造精准服务、精细治理、精巧管理的智慧社区，实现管理服务“三统一”。实施开发建设了全县统一的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纵向贯通县、街道、社区三级，横向联通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建成了领导驾驶舱、智慧党建、网格化管理、居民议事厅等功能模块，开通了居民小程序、物业APP等移动访问入口，紧盯水电气暖缴费、社区党建、报修服务、“三务”公开等智慧民生高频应用事项，并将平台在全县各镇（街道）全面推广应用。高标准建设博兴县新型智慧城市数据中心，共为29个部门43个系统提供稳定云服务。持续开展网络安全等级测评，新增部署EDR杀毒软件

2套；依托网络安全态势感知平台，检测到158个国家和地区的813万余次攻击，均第一时间处置完成；同时，聘请专业公司成立安全运营中心，对政务云网开展7×24h安全值守工作。2023年3月，博兴县新型智慧城市数据中心和邦维云计算数据中心，获评AAAA级省级新型数据中心。

1.2智能化水平显著提高

为提升社区智能化水平，开发完成具备报修服务、投诉建议、积分商城、线上购药、空置房申请、水电气暖费用缴纳等24种线上便民功能的智慧社区“智兴万家”居民小程序，深入社区开展宣传推广体验活动，让居民切身感受到方便、快捷、周到的“指尖”服务。搭建统一的物业端，主要功能有小区管理、空置房管理、装修管理、居民服务、投诉建议、广告管理、信息发布、收费中心、物业管理、巡检管理等，分为电脑端和手机端2个访问入口，方便物业工作人员拍照上传和信息维护，增强与小区业主的沟通互动便利度，提升物业基础服务质量。全县共分级分类打造智慧社区试点12个。2023年12月15日，省大数据局公布2023年标杆性智慧社区名单，博兴县顺利通过省级验收，其中，锦秋街道听湖社区获评省级标杆性智慧社区。博兴县新型网络安全案例入选2023年度山东省新型智慧城市暨数字政府网络安全创新案例名单[2]。

1.3创新项目成效突出

2022年起博兴县充分利用大数据手段搭建移风易俗大数据管理平台，实现微信、PC、BI三端融合的全场景管理模式，形成全过程无接触闭环数字化管理，移风易俗工作进入“掌上时代”。根据后台申报数据，村（居）红白理事会可提前介入，全面指导操办；县移风易俗督查组可随时掌握基层的红白事宜操办情况，有效遏制大操大办等不良风气。截至2024年6月底，平台已累计接收红白

 

事宜申报5000余次。该项目作为典型经验被山东电视台新闻频道报道。

2024年7月，博兴县京博养老中心智慧健康养老信息化平台启动上线。博兴县京博集团与德国蕾娜范养老集团携手合作，结合博兴县域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特点，打造智慧健康养老信息化平台，旨在实现“统一管理、统一授权、统一资源分配、统一安全防护”，提高养老服务的运营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打造“无证明”政务大厅，开通全省首辆5G数字化流动审批服务车，重塑全县“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实现省级110类高频电子证照“扫码亮证”和市县两级424类电子证照“免证办”，在预约叫号、窗口办理、自助服务环节支持“鲁通码”使用，做到“一码在手、博事兴办”，最大限度为办事群众提供高效便捷、智能集约、特色精准的一站式服务。

2.智慧社区建设例证借鉴

近年来，泰山区在智慧社区建设中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数字赋能新效能，以增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宗旨，以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为目标，在智慧社区建设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所辖77个社区中，已有40个社区开展智慧社区建设（2022年21个社区，2023年29个社区），初步形成了智慧社区建设集约化、多元化的发展雏形。

2.1智慧社区建设组织架构健全

按照“党委领导、政府推动、政策引导、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原则，区级成立泰山先锋慧治服务中心，统筹全区智慧社区建设工作，各街道组建慧治服务分中心、社区慧治服务站组织体系，形成分工合理、权责明确、三级联动的工作推进机制。研发智慧信息共享平台，开通“泰山一键通”网格管理服务终端，将全区921个网格、863名网格长、1234名网格员全部纳入管理，覆盖居民20余万户。通过网格播报、在线答疑和表格汇总等功能，建立健全民情反馈、风险研判、应急响应、舆情应对机制，形成“社区输入+网上推送+部门响应”工作模式，推动各类社区信息系统联网对接，实现跨部门业务协同、信息实时共享，提升社区全周期管理水平。

2.2智慧社区应用服务体系完整

2.2.1创新政务服务、公共服务方式在全区75个城市社区覆盖“泰好办”自助服务终端，破除信息壁垒和“数据烟囱”，集约社保和医保业务办理、学籍证明和不动产证明打印、居民生活缴费和公积金查询等常见事项，推动就业、健康、救助、养老、助残、托育等服务“指尖办”“网上办”“就近办”。

 

2.2.2全面落实社区办理事项准入制度公开具体事项名称、设立依据、内容、申报材料、程序和办理时限，实行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等，强化流程监督。积极推行社区“全科社工”，逐步形成“开放式办公、前台一口受理、后台分工协同”的服务模式，提升社区服务效能。

2.3慧生活服务内容全面

2.3.1推动居家生活场景数字化开展“家庭养老床位”居家服务试点工作，在全区部分半失能、失能失智老人家中配备“养老管家小度”智能终端，24h检测老人活动情况，可随时与医生视频问诊，并提供居家照料、心理慰藉、康复保健、助行助浴等上门服务，发生紧急事件时，还可紧急呼救子女或养老管家，构建“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2.3.2探索物流配送无人化在东湖等部分社区试点设置智能冷鲜柜，自助扫码取菜和自动称重结算，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

2.3.3打造小区建设智能化新建住宅小区全面推进智能楼宇、智能门禁、智能安防、智能消防报警等智能家居建设，老旧小区持续开展加装电梯、增设电子监控等升级改造，逐步实现住宅小区向居住环境智慧化方向发展。

3.滨州市慧社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滨州市智慧社区建设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当前智慧社区的发展水平与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仍存在一定差距。智慧社区建设过程中，在建设模式、数据信息、运营管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建设一体化程度低

3.1.1各县市区智慧社区建设发展不平衡相关部门虽然制定了县域智慧社区的建设规划，但是明显显现出框架式规划、系统性不够、细节不完善、缺乏整体性和协调性，没有对县域社区进行科学统一的发展规划和布局。

3.1.2当前县域智慧社区发展尚处于初期起步阶段在智慧社区的建设过程中，往往过度重视各种基础设施硬件的完善，侧重于技术层面的投入，而在操作服务管理等方面疏于规划，在实际操作中，对业务流程、管理模式、安全保障等方面，缺乏统一的规划和指导，容易陷入重复建设、多头管理的误区，造成资源浪费且效率低下。

3.2建设模式固定单一

滨州市智慧社区建设主体主要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少数单位主导和承

 

担，其他社会力量的参与度相对较低。一方面，当建设过程中遇到问题，只有相关政府部门作为单一建设主体时，在研究制定解决方案中容易作出片面性决定。另一方面，智慧社区建设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大多由政府一方承担，不仅给政府造成了很大的经济负担，也限制了资金来源。再者，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有限，单一主体的情况导致了社区工作量的加大、智慧社区的工作不能有效开展、社区服务质量不高，也制约了社区发展的活力和创新性。

3.3存在数据孤岛现象

政府部门之间存在信息壁垒，各个业务系统均隶属不同部门，不同部门、单位间缺乏有效的数据共享机制，系统之间没有进行有效整合，导致社区内的物业管理、安防监控、环境监测、健康医疗、智能家居等多个系统各自为政，信息无法互联互通，形成了“数据信息孤岛”[3]。其次，技术标准与规范不统一。智慧社区建设过程中涉及的技术标准、数据格式、接口协议等缺乏统一标准，导致不同系统间难以实现无缝对接和兼容，增加了系统集成整合的难度和成本，也影响了后续升级和维护的便利性。

智慧社区建设涉及政府、社区、企业、居民等多方权益，但在实际操作中，各主体之间的职责划分不明确，工作流程没有统一标准，导致工作推进中容易出现推诿扯皮、效率低下等问题，影响了智慧社区建设的整体进度和效果。

3.4管理运营效率不高

目前，滨州市县域智慧社区的建设工作主要采用政府主导，即由政府层面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完成后，再委托科技公司、物业等第三方企业进行运营。这种模式下，政府未对第三方管理服务制度方面作出明确要求，造成实际运营过程中出现不规范、不统一的现象，并且政府投入大，对第三方缺乏有效监督，整体运营模式成本较高，管理效率偏低。

4.推进滨州市智慧社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4.1加强顶层设计和保障能力

4.1.1科学系统地规划和设计在智慧社区的建设中，根据当前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明确相应智慧社区的设计理念，统一指导思想，作出更加科学规范的设计与安排方案。充分考虑社区的整体布局和空间利用效率，因地制宜，一区一策，以达到最佳效果的社区建设为目标，充分考虑智能化技术的运用，将智能化设备与社区各项基础设施有机结合，提高社区的整体智能化水平。同时，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和标准措施，明确智慧社区建设的发展目标和方向，加

 

大对智慧社区建设的扶持力度，加强对智慧社区建设各个环节的监督和管理，确保智慧社区建设的合规性和可持续性。

4.1.2优化投资融资模式各级政府部门加大对智慧社区建设的资金投入倾斜力度，出资支持智慧社区建设项目，可通过政策扶持，设立专项基金等对符合条件的社区进行财政补贴。另一方面，针对智慧社区建设，积极探索多元化融资渠道，包括银行贷款、债券融资、PPP模式等，以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同时，加强与金融机构的合作，引入金融产品和服务，提供更多灵活、多样化的融资工具，为智慧社区建设提供更多融资选择。

4.1.3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由于每个地区、每个社区、每个小区的情况都不一样，需求也不尽相同，基础设施建设不能一概而论，要结合片区特点，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社区特色化改造，在充分调研群众需求的前提下，探索最适合本社区的特色便民场景。同时，建议缩小改造范围，将智慧社区改造工程细化为智慧小区改造工程，首先以小区为单位进行智慧化改造，比如有的小区建成时间较长，基础设施条件较差，要优先升级改造基础设施；有的小区老年人占比较高，要优先进行适老化功能打造，聚焦居民最迫切改造的难题，以点带面，逐步推进智慧社区建设工作。

4.2创新智慧社区共治模式

4.2.1建立多方参与机制在智慧社区的建设中，需要政府部门、社区组织、居民、第三方企业之间的合作与参与。可通过社区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网格员、楼道长等组织形式，鼓励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决策。也可引入社会组织、专业技术公司等第三方机构，进行社区治理服务的购买或合作，提升社区治理的专业水平和服务质量[5]。

4.2.2引入社区大家庭理念打破社区内资源各自独立使用的传统界限，通过共建融合，实现资源的共享共赢。例如，共建共享的社区图书馆、健身设施、共享停车位等，可提高社区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资源浪费，也能够增强社区居民的共同体意识和凝聚力。

4.2.3建立合法合规合理的社区治理体系相关职能部门牵头，组织各个社区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社区规章制度，建立健全督导评价体系和违规处罚机制，保障社区秩序和公共安全。同时，加大社区内部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居民的法治意识和社区责任感，促进居民自律与自我管理能力提升。

4.3优化智慧社区互动平台建设

 

4.3.1提升互动平台的功能和效率深入推进全市数据资源全量汇聚、治理、共享、开放，鼓励和引导各类社会主体促进开放数据的深度开发和增值利用，释放公共数据价值，利用开放数据打造一批创新应用场景和解决方案。对现有互动平台进行全面调研分析，大力提升数据综合分析能力，建立健全社区治理服务数据库，通过大数据多层级关联和挖掘实践，提升监测预警和分析研判能力。

4.3.2实现跨部门协作发展首先，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政府部门之间、社区服务机构之间、物业管理机构之间等，打破信息壁垒，建立纵横畅通的信息共享平台，以促进资源共享、信息互通，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避免资源浪费。其次，在跨部门协作过程中，建立统一的管理体系和工作流程，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和权限，规范工作流程，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保障问题能够得到及时解决。最后，畅通部门之间的沟通渠道，可通过建立跨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会议，汇报工作进展，协调解决问题，推动跨部门合作共赢，促进社区建设和管理的全面协调和统一。

4.4打造专业的社区建设和管理团队

4.4.1加强人员队伍建设一方面加强对社区工作人员专业能力的培训。针对社区工作人员，开展智慧应用的操作及软件管理运营相关知识培训，提升人才队伍的专业化、智慧化。另一方面，制定明确的人员招聘计划和标准，根据智慧社区建设需要增设相应岗位，例如，信息技术、城市规划、社会管理等专业是智慧社区亟需的专业人员，通过设置相关的岗位要求，招聘一批具有较强的信息化管理水平和社区服务能力的工作人员，以适应智慧社区建设的需求。同时，建立健全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明确人员管理的责任部门和管理流程，建立绩效考核和奖惩机制，提升工作待遇，畅通晋升渠道，推动人员队伍稳定发展和良性运转。

4.4.2增强建设主体的多元化政府进一步加强对智慧社区建设工作的规划引领，统筹推进项目建设，为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持和发展框架指导，统筹全局，着眼长远，确保智慧社区系统建设按计划、分步骤，有序推进。在智慧城市建设的大框架下，积极探索智慧社区政企合作、企业主导等多样化建设模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或合作开发等方式，充分发挥市场作用，通过市场竞争和合作机制，支持各类市场主体承接智慧社区建设项目运营。通过增强建设主体的多元化，逐步健全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智慧社区建设模式。

 

4.4.3培养社区服务自治组织培养社区服务自治组织，首先，构建稳固而高效的社区自治组织架构与治理体系，明确权责分工，制定工作流程，保障自治组织的有序运行。可通过成立社区居民委员会、居民议事会等形式，协调社区内部事务，听取居民意见，使居民参与到社区重大事项的讨论与决策中来。其次，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整合和规范现有社区组织，培育和孵化已有社区组织的社区管理自治新路径，有效节约资源。最后，政府层面提供充足的物资等资源支持，可以通过财政拨款、政策倾斜等方式，给予社区自治组织一定的经济和政策支持，保障自治组织的正常运转和事务开展。

 

广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理论逻辑、实践探索与经验启示

覃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统筹谋划民族工作，总结提出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创造性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原创性论断，并将其确立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这一理论成果，既源于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又根植于中华“大一统”的政治文化背景，同时凝结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宝贵经验，是指导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

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和总人口最多的民族省区，长期以来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巩固，得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充分肯定，被称赞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1］，充分“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祖国南疆的成功实践”［2］。在新时代背景下“继续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1］，是党中央赋予广西的重要使命。基于此，广西把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作为统领性战略任务持续推进，既是对民族团结进步优良传统的传承升华，也是回应时代挑战、服务国家大局的重要举措，不仅为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注入强劲动力，也为全国范围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具有复制推广价值的生动实践样本。

一、“两个结合”与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理论逻辑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持续推进民族理论创新与政策实践，探索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两个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进程，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步形成并深化的逻辑必然。一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两个结合”在民族工作领域的生动体现与重要成果，深刻彰显了历史必然与时代要求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两个结合”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根基与实践指南，为其提供了思想引领、方法路径与价值依归。

（一）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制度保障”到“意识铸牢”的理论创

新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科学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的思想武器，其倡导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等基本主张，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深刻论述，将民族问题置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加以系统考察，构建了以民族平等为基石、民族团结为原则、共同发展为路径的完整理论框架，为我们党开展民族工作提供了根本世界观与方法论。

立足统一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我们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把民族平等作为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共同当家做了主人”［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民族压迫与国家分裂的现实困境，中国共产党就在广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领导制定《广西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最低政纲草案》，明确提出“瑶民经济、政治、教育、工资上与其他人民一律平等”［4］174，首次在局部地区实践民族平等原则，体现了党对中国民族问题的早期认识与政策主张，为创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积累了宝贵经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为基本政治制度，通过民族识别、民主改革和经济开发，构建起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基本框架，在此期间，五大自治区相继成立，进一步推动实践深化；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为民族工作主题，通过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等重大战略，推动民族地区实现历史性跨越，加快与全国同步发展步伐。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使命与时代要求，立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成就，针对民族工作面临的“五个并存”阶段性特征，创造性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论断，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原创性发展，也是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历史赓续和时代创新，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从“制度保障”向“意识铸牢”的内涵式升华。

1.体现理论内涵的原创性，确立“建设共同体”的多维贯通理论体系

明确提出一条主线，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这是理论内涵的核心统领与逻辑枢纽，为整个共同体理论体系提供了明确的价值锚点和实践导向。这一主线的确立，并非简单的工作部署，而是基于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

 

对民族工作阶段性特征的精准研判以及对民族复兴战略全局的长远考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相辅相成的知行一体关系。这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民族工作“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向什么方向前进”的根本问题，将民族工作从制度保障层面升华至思想凝聚层面，拓展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理论深度与实践广度。［5］作为我国边海疆交汇的民族省区，广西多民族交融共生、毗邻东盟且战略地位突出。这一主线，既是广西在新形势下凝聚各民族合力、抵御分裂渗透、筑牢祖国“南大门”安全屏障的迫切需要，也是将民族团结动能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破解发展不平衡难题、维护各族群众根本福祉的战略支撑。

明确提出“四个与共”理念，即“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从实践路径与价值内核层面根本解答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什么、如何建设”等重大问题。这一理念突破了传统理论对“民族”的静态化、碎片化单一维度认知，深刻阐释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辩证统一关系：“多元”彰显各民族文化的丰富多样性，“一体”凸显中华民族的整体统一性，二者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维系“多元”向“一体”凝聚、保障“一体”包容“多元”的核心纽带与根本遵循。以“四个与共”理念引领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既能凝聚“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广泛共识，推动发展成果公平惠及边疆各族群众，维护发展进程中的动态平衡；又能推动“多元一体”格局在新时代实现更深层次的有机统一，让“多元”绽放光彩、“一体”更加牢固，确保各族群众紧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步伐。

2.体现实践路径的原创性，构建“增进共同性”的工作纲领科学框架

实践路径的关键创新，兼具理论突破与实践架构的双重价值，其核心是以“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为根本遵循，通过精准把握四对关系，打破以往对“多元”与“一体”关系的认知模糊，明确“共同性主导”的理论定位，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方法论内涵。这一理论创新与实践路径的结合，正是广西示范区发挥示范效应、形成“可学可推”经验的关键。

一是正确处理好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坚持以增进共同性为主导，在尊重差异中强化共同性根基，推动“多元”向“一体”有机凝聚，使示范区成为“多元一体”的鲜活实践教材。二是正确处理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各民族意识的关系。牢固树立整体与局部、主导与从属的定位，确保各民族意识服从

 

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共同体意识的统领地位，彰显示范区的政治引领作用。三是正确处理好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坚持以中华文化为主干、各民族文化为枝叶，促进文化共生共荣，推动示范区成为中华文化认同与多样性发展相统一的典范，为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实践借鉴。四是正确处理好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统筹推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推动所有改革发展都赋予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深层意义，实现物质富足与精神凝聚相互促进，为民族地区发展提供“双轮驱动”的示范。这四对关系的系统性把握和实践创新，既能有效防范“差异弱化认同”的离散风险，又能切实规避“统一压制多样”的僵化倾向，充分彰显新时代民族工作路径的科学内涵与实践价值。

3.体现价值目标的原创性，提出“深化耦合性”的全面建设战略布局

以战略思维推动民族复兴与共同体建设目标的深度融合，实现了民族理论价值体系的时代重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整体性事业，是各民族共享荣光、共担使命的集体征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则是这一复兴伟业的基础工程。中国式现代化为共同体建设提供物质保障，夯实认同的经济支撑；共同体建设则为现代化注入精神动力，保障现代化进程行稳致远，二者相互赋能、同频共振，具有高度的耦合性。这种“发展与凝聚”“物质与精神”的有机统一，突破了传统民族工作的局部视野，将其有机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实现了价值目标的系统性创新。由此，民族工作超越了单纯追求发展或团结的局限，升华为一种兼具民族特质、时代内涵与世界意义的文明实践，充分彰显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历史深度与文明高度。

广西示范区建设通过将“深化耦合性”宏观目标转化为边疆治理与发展的可操作路径，不仅可夯实区域稳定繁荣的内生根基，更让民族复兴与共同体建设的辩证关系在基层落地生根、生动彰显。这种“以发展促团结、以团结保发展”的实践，不仅增强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也可为全国民族地区探索融理论指导、制度创新与精神涵养于一体的综合治理新路径，推动从共同体意识到共同体建设的知行合一转化。

（二）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历史根脉”到“精神纽带”的文化赋能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植根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生动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大一统”“天下一家”“和而不同”等思想精髓，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提供了深厚文化载体与文明支撑，确立了共同体建设的文化坐标。核心路径在于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共同体基因”，深化“第二个结合”实践，以文化赋能与理论创新推动民族工作，在承古开今中巩固并丰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1.从历史维度看，以“五个共同”的历史叙事赓续共同体文化根脉

历史是文化的载体，文化认同源于各民族“三交”的共同历史记忆。“五个共同”历史叙事作为“第二个结合”在民族理论领域的标志性成果，突破了传统单一中原王朝史观与狭隘民族史观的局限［6］，系统梳理各民族共同开拓疆域、缔造国家、书写历史、创造文化、培育精神的历程，清晰展现“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历史图景，深刻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必然。这一逻辑在广西得到生动印证：自秦代纳入统一版图，各族先民共戍疆土、共建家园、互通文脉，积淀了“同顶一片天、同耕一垌田、同饮一江水、同建一家园”的深厚情谊，创造了铜鼓、歌圩等文化瑰宝，形成卫国戍边、屏藩中央的光荣传统［7］，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五个共同”的科学概括，生动彰显了各民族休戚与共、命运相连的历史本相，让“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的认知深入人心，为共同体认同筑牢了历史根基。

2.从价值维度看，以“精神共鸣”的文明逻辑凝聚共同体思想内核

文化的核心是弘扬价值观，是文化之所以能凝聚人心、赓续精神的根本所在。中华文化蕴含的爱国主义、家国情怀与团结统一等核心价值，构筑起个人、民族与国家的精神纽带；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则为其注入科学指引与时代内涵，推动传统伦理升华为各民族共有的价值追求，转化为凝聚人心的精神共鸣。这种共鸣超越民族边界，在共同记忆、奋斗与愿景中持续升华，成为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层精神力量。这一价值维度在广西的历史与现实中体现得尤为鲜明。从明代瓦氏夫人抗倭、近代冯子材镇南关大捷、刘永福抗日保台，到当代陆兰军一家三代戍边守哨，广西各族人民始终以行动践行保家卫国的信念。

［8］这种根植于中华文化的爱国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及其中国化成果高度契合，既传承文化价值基因，又赋予爱国主义时代内涵，成为凝聚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内核，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提供持久精神动力。

3.从实践维度看，以“文化两创”的现实转化增强共同体时代活力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是践行“第二个结合”、赋能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方法论。其核心是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激活传统文化当代价值，让共同体理念从隐性认知转化为各族群众可感可知可参与的情感凝聚与行为自觉。创造性转化侧重传统文化形式的现代改造，萃取各民族文化符号与仪式元素，剥离时代局限、提炼共同基因，使其成为凝聚共同体情感的公共载体。广西以“三月三”歌圩、刘三姐歌谣等文化符号为依托，打造全民参与的文化活动，便是生动例证。创新性发展聚焦传统文化内涵的拓展完善，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场景，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效衔接。广西深挖各民族”三交“史实，将其升华为强化共同体认知的叙事载体，正是鲜活范例。“文化两创”构建起双向赋能的实践机制，前者重塑形式载体的公共属性，后者延伸意义系统的当代价值，让优秀传统文化成为连缀历史记忆、凝聚情感认同、形塑行为自觉的纽带，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注入持久文明动力。

综上所述，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与治理实践，表明民族的“聚散并不决定于名称上的认同，而决定于是否能保证一体内多元的平等和富饶”

［9］。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长期推进制度平等、权利平等与发展平等的社会主义实践，才从根本上终结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压迫与纷争，为化解民族矛盾、防范治理风险筑牢制度保障，也为多民族国家突破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律奠定稳固的民族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创新是对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继承和发展，绝非否定与背离。这一历史进程，既为强化“五个认同”提供了理论与实践支撑，也为中华民族发展成为高度有机融合的命运共同体，开辟出兼具制度优越性、发展共享性与文化包容性的创新理论与实践道路。其历史必然性，既根植于中华文明“大一统”的深厚底蕴，更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所锻造和巩固。这一科学逻辑，也为广西示范区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为其探索实践路径、创新工作方法、彰显示范效应夯实了理论根基，凝聚了实践自觉。

二、广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实践探索与协同创新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已在国家层面全面部署、纵深推进。广西、宁夏、贵州、内蒙古、浙江等省区结合地域实际，开展各具特色的实践探索与示范创建。其中，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具有突出的先行探索与示范引领意义，既是其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

 

重要要求的坚定行动，也彰显了服务共同体建设、助力民族复兴的政治自觉与责任担当，凸显重要战略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的总体格局与发展定位

立足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丰富的区域实践特色，广西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中形成了定位清晰、特色鲜明的发展格局和示范样本。

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鲜活见证，广西两千多年的民族交融史，为共同体建设提供深厚的文化根基与实践纵深。千百年来，各族先民在农耕、冶铸、建筑、织染等领域不断探索，孕育出铜鼓、壮锦、风雨桥、干栏建筑、兴安灵渠、花山岩画等文化瑰宝。这些历史遗产，既实证了八桂大地各民族“三交”的悠久历程，也彰显了中华文化对各民族文化的滋养涵育，塑造了广西开放包容、多元共生的地域文化品格。它们既是各族人民的智慧结晶，更是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财富。“当中华文化种子在八桂这片沃土上撒播，八桂文化就如雨后春笋蓬勃生长，形成了独具魅力的山水文化、民族文化、革命文化、边疆文化、海洋文化，是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鲜活样本”［10］，为共同体建设注入深厚的历史滋养与蓬勃的文化动能。

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广西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中主动担当、率先垂范。年11月，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率先提出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战略目标；

年2月，自治区党委、政府出台系列配套政策，作出工程、项目、改革等重大部署；同年5月，自治区人大出台推动示范区建设的决定，自治区政协同步开展“示范区建设·委员行动”；2024年2月，《广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行动方案》发布，部署打造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五个家园”，明确战略路径，提供可操作、可复制的“施工图”，保障示范区建设的系统性与实效性。

作为兼具沿边、沿海、民族三重特征的多元融合之地，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兼具鲜明地方特色与综合示范价值。民族层面，广西总人口规模与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均居于全国各自治区及民族省区之首，民族关系和谐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列；边疆层面，广西以高度政治自觉肩负戍边固疆使命，以守护南疆长治久安的行动夯实共同体建设根基；沿海开放层面，广西凭借“一湾相挽十一国”的区位优势，对接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成为

 

面向东盟开放合作前沿与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三重维度协同发力，既彰显广西发展特色，更以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成效，凸显服务国家发展全局的功能定位。

（二）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的多维示范与协同突破

立足自身格局与定位，广西在示范区建设中紧扣国家所需、发挥自身所长，彰显了系统性实践智慧与整体性路径创新。其示范价值并非局限于单一领域，而是基于”五个家园“的系统谋划和全面部署，融合了历史自觉、文化认同、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政治引领五大维度的多维示范与协同突破。这一全方位的共建共进格局，既彰显示范区的综合优势，也为全国范围内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可学可推的系统性方案。

1.传承民族团结基因，示范“多元一体”的历史自觉

广西的民族团结绝非偶然，而是植根于两千余年历史传承，鲜明蕴含“两个结合”的理论品格。自秦代设郡治理百越、汉代合浦跻身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到近代各族同胞共御外侮，中华文明“大一统”理念为各民族“三交”奠定了文明基底与认同脉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点燃南疆烽火，八桂儿女以热血铸就团结奋斗的红色根基。新中国成立后，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成功实践，既保障各族群众平等权利、赓续共同奋斗记忆，更塑造出“向内凝聚、守望相助”的地域传统与共同体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区域例证。2025年8月，笔者对广西边境8县

（市、区）边民、戍边人员、跨境从业者等多民族群体开展分层随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对“五个认同”的赞同率达100％。正是以这份历史自觉为引领，广西从千年交融史与共同奋斗史中挖掘实践智慧与精神力量，示范好“如何从历史传承中夯实共同体情感凝聚力”。

各民族“三交”的历史渊源与文化脉络，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基与深层依托。广西通过跨区域、多学科协同的史料整理与阐释，激活团结共生的文化基因，构建“多元一体”历史叙事体系。以《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广西卷》《广西文明史》等编研工程为引领，贯通潇贺古道、湘桂走廊和盐马古道、茶船古道以及商贸会馆等相关文献资料，揭示各民族经济依存关系；依托文化公园、博物馆体系，将历史遗存转化为共同体形成的具象见证，重现多民族共商共建共享图景，建立兼具区域特色与学术纵深的“三交”史料体系，印证各民族在经济互通、文化互鉴、情感交融中走向命运共同

 

体的历史必然。

自觉传承红色基因，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精神动力。立足革命老区厚重历史，广西将红色基因深度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构建了“历史为魂、基地为体、文旅为用、传播为翼”的红色文化传承体系，系统挖掘红一方面军发布苗瑶民族工作原则指示、韦拔群领导壮瑶群众争取民族平等等历史事件的史料价值与时代意蕴，深刻揭示个人、民族与国家命运的内在同构性，夯实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认知根基。同时，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以及百色起义纪念馆、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红色文化地标，开发红色主题研学课程，开展情景剧、ＶＲ再现、重走长征路等沉浸式体验项目，打造《百色起义》《韦拔群》《阵地》等红色文艺精品，建设红色文化数字化资源平台。通过这种自觉实践，系统推动红色资源转化为贯通“认知—体验—认同”的完整育人链条。

筑牢南疆国门安全防线，是边疆治理中共同体责任的重要体现。广西融合守边固疆的历史传统与当代治理实践，形成“历史传承—现实构建”双路径。历史传承上，弘扬瓦氏夫人、冯子材、刘永福等爱国英雄谱系，厚植家国认同根基；现实构建上，宣传好“改革先锋”韦焕能、“时代楷模”黄大年、“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以及陆兰军、谢亮、凌尚前等新时代戍边模范、北海地角女民兵连等模范群体事迹［9］，打造“国门讲堂”“国旗工程”“红领巾护界碑”等品牌活动，构建陆海联动、代际延续的共同体意识培育机制，推动红色基因与戍边传统融入基层治理和教育体系，既为边疆协同治理提供资源支撑，又引导各族群众深化“家国一体”责任认同，实现边疆长治久安与精神凝聚的统一。

2.构筑共有精神家园，示范“文化认同”的实践路径

以增强中华文化认同为根本方向，秉持“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原则，广西通过探索符号形象共享、文化载体创新、教育持续浸润等实践路径，正确处理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既强固中华文化主干地位，又尊重激活各民族文化枝叶活力，示范好“如何将文化多样性转化为共同体文化认同力”。

文化符号与视觉形象是文化观形成的重要载体。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需置于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整体关系框架中统筹谋划。秉持“国家元素引领、民族区域特色彰显”原则，广西统筹构建中华符号共建共享体系。以“国旗工程”实现陆海疆国旗台（杆）、“国旗街”

 

全覆盖，通过节庆仪式推动国旗、国歌等国家象征融入基层生活；系统提炼并推广57项兼具中华基因与地域特色的文化符号，重点以数字化技术活化花山岩画、刘三姐、铜鼓、壮锦、灵渠等代表性文化遗产，将其转化为当代共享符号融入城乡公共空间，推动视觉呈现向认同体验深化。

激活“文化两创”动能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文化进路。广西强调在坚守文化根脉共同性和本真性的基础上赋予其时代内涵，推动历史文化遗产转化为增进文化认同的核心载体。积极拓展中华传统节日形式与内涵，深化“跟着非遗过大年”，丰富舞龙舞狮、壮族“板凳粽”、侗族鼓楼团圆宴等春节活动；端午“跨界龙舟赛”融入山歌助威、非遗展演；推出“富春江·青花玉”中秋民俗实景演出，融入瑶族蝴蝶歌、长鼓舞等特色元素。做强“广西三月三”“文学桂军”“漓江画派”“八桂书风”等特色品牌，特别是将壮瑶苗等民族共庆的“三月三”传统节日，升级为“广西三月三·八桂嘉年华”全民共享、全域共庆的文化盛事，成功打造示范区的闪亮文化名片。搭建“数字歌圩”等跨地域平台，创新“坡会宣讲”等生活化传播方式，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侗族大歌、苗族芦笙舞等文化形式，文旅融合成效显著。2025年“广西三月三”期间，全区接待游客2650．58万人次、旅游收入229．43亿元，实现消费增长与文化认同双提升。

以“有形有感有效”为导向，打造全方位浸润式文化教育体系，筑牢认知根基。国民教育层面，遵循不同阶段的认知与成长规律，创建“课程筑基、环境浸润、协同赋能”的大中小幼一体化育人模式，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立德树人全过程：幼儿园及小学低年级以绘本、童谣等形式开展启蒙教育；小学五年级、初中八年级统一开设专题课，本科高校专题公共必修课开设率达100％，高职高专开设专题课程或在思政课中进行有机融入［11］，实现分阶段的渐进理解与认同；社会教育层面，依托“鱼峰歌圩”“桂姐姐宣讲队”等载体开展群众性宣传；干部教育通过“示范区建设＋行动学习”“流动党校”等形式推动政策宣讲下沉，形成持续浸润的教育格局。

3.推动人民共同富裕，示范“双向赋能”的发展模式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重要特征。“从全国来看，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艰巨的任务在一些边疆民族地区。”［12］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推动共同富裕的必然路径，是破解边疆民族地区发展难题的关键抓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形成“物质与精神”的双向赋能。广西紧扣“推动边疆

 

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13］的使命任务，以融入新发展格局、激发科技创新活力、增进民生福祉为主要依托，构建高质量发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双向赋能新格局，示范好“如何以双向赋能凝聚共同体发展向心力”。

构建现代化向海开放体系，通过双向赋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物质根基。广西以“战略牵引—平台赋能—通道枢纽—产业互嵌”为路径，推动边疆民族地区从发展末梢跃升为双向开放前沿，实现发展能级与共同体凝聚力同步提升。一方面，强化北部湾国际门户港、中越边境智慧口岸等设施建设，推动北部湾港2025年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000万标箱；升级西部陆海新通道质效，联动13省

（区、市）共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长廊；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国家战略，提档中国—东盟博览会能级［7］，推动产业与劳动力融合，助力“桂品”出乡出海，将经济合作转化为民族交融动力。另一方面，依托跨区域跨民族协作网络，破除壁垒形成政策协同、资源共享、市场互通的合力；各族群众的合作共识降低了区域沟通成本，民族团结进步示范长廊优化了营商环境，吸引要素集聚，为向海经济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聚焦科技前沿领域的引领效能，通过双向赋能拓宽共同体的实践渠道。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以共同体建设凝聚创新合力，实现技术突破与文化认同同频共振。一方面，紧抓国家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机遇，以“ＡＩ赋能千行百业”培育新质生产力，打造十大现代化制造业支柱产业；［7］依托“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模式，建设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将科技嵌入示范区建设，搭建濒危民歌数字基因库、智能山歌生成系统，赋能壮锦、侗绣非遗产业化，开发沉浸式文化项目与智慧就业、数字边境安防等应用，拓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技术路径。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共识为科技创新明确了“服务群众需求、传承共同价值”的实践导向，避免技术研发与民生需求、社会发展脱节；跨民族跨区域创新协作网络整合技术、人才、文化资源，推动科技企业、科研机构、非遗传承人协同联动，既助力非遗数字化，又为科技转化提供应用场景；面向东盟的共同体合作平台拓展了成果应用与市场空间，倒逼技术迭代升级。

聚焦民生普惠共享，通过双向赋能凝聚共同体的发展合力。以民生福祉为出发点，推动发展成果全民共享，以共同体意识激发奋斗热情，实现民生改善与发展提质良性循环。一方面，抓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完善脱贫增收长效机制；实施“就业暖心·桂在行动”，稳定城镇调查失

 

业率；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深化兴边富民“六大工程”，培育“民营企业进边疆”、跨境电商等载体，建设边境“五个共同”长廊，全区群众安全感稳定在98％以上，普惠的民生成果强化了各族群众利益与责任共担的共同体意识。另一方面，深化的共同体意识又激发各族群众参与经济建设、边疆治理的内生动力，营造“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氛围；民族间的互助协作推动教育、医疗、就业等公共服务资源均衡流动，助力破解供给不均难题；群众安全感与满意度的提升，为高质量民生发展提供稳定环境保障。

4.深化交往交流交融，示范“互嵌融居”的治理创新

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路径，彰显了各民族从空间共存走向深层融合的内在要求。广西以空间互嵌、活动互联、治理互促为结构性路径，“通过扎实的社区建设、有效的社区服务、丰富的社区活动”

［13］，构建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生态，推动治理范式从“形态共存”转向“功能耦合”，示范好“如何以治理创新增进共同体互嵌共生合力”。

空间互嵌不仅是人口居住形态的分布调整，更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重要场域。广西融入中华文化体系的历史悠久，形成了相互包容的多民族聚居区。［8］立足这一深厚根基，广西全面推进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机制构建，全区2375个社区形成涵盖老居民、新市民、流动人口、搬迁群众等多种类型的复合型结构，推动社区结构从物理集聚转向社会融合。截至2024年底，全区建成“民族之家”等社区载体3000余个、村级公共服务中心1．4万多个，［7］织密城乡公共服务网。蟠龙社区“新南宁人”融入机制、南观社区“同心小院”议事平台、震东社区“小梁送工”就业模式等典型实践，将社区升级为就业、文化、议事综合平台，推动各族群众从居住邻近迈向深度互嵌。“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广西汉族和少数民族混合家庭户、少数民族混合家庭户较2010年分别增长30％和25％。“十口之家、情融五族”成为各民族血脉交融的生动写照。

深化活动互联是增进情感认同、凝聚思想共识的有效路径。活动互联是民族“三交”的行为载体，承担着将个体参与转化为集体认同的中介功能。广西以“三项计划·桂在行动”搭建多层次交往平台，借“小砂糖橘”南北文化互动等活动激发跨地域文化共鸣与认同联结；桂林市少数民族服务中心以“感动世界的民族服务站”为定位，推动服务供给从基础保障升级为价值凝聚；北海市旅居者联合会打造“融文化”品牌体系，促进旅居群体从空间暂居转向社会

 

深层融入，推动流动人口与旅居群体有机嵌入地方社会网络。同时，通过实施高校毕业生留桂就业计划，优化居住证制度与公共服务体系，推动城市民族工作向服务融合转型；开展“广西三月三”港澳行、“侨约八桂”交流等活动，拓展交往外延，凝聚广泛共识。

治理互促的核心是将民族事务纳入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广西持续推进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自治县单行条例，稳步推进示范区建设条例立法；深化“枫桥经验”本地化实践，建立矛盾纠纷一站式化解平台，依托“广西三月三·法治在八桂”强化法治宣传，截至2025年底，建成五级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约1．73万个。借力“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实践经验，推动民族团结事项嵌入村级议事决策流程，以制度塑造公平正义、团结共进的共同体秩序，为边疆稳定提供坚实保障。

5.强化党的全面领导，示范“政治引领”的制度效能

民族工作能不能做好，最根本的一条是党的领导是不是坚强有力。［8］广西以体制机制创新为抓手，强化干部队伍建设，优化考核评价体系，着力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示范区建设的实践效能，示范好“如何以党建引领激活共同体建设内生动力”。

干部是推动示范区建设的关键力量。广西注重发挥干部队伍引领作用，强化构建共同体的“关键少数”支撑。将统筹建设政治生态与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抓手，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保障山清水秀的自然生态，实现二者共生共优、相得益彰。同时，着力锻造“四个特别”高素质民族地区干部队伍。树立“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的鲜明导向。构建自治区、市、县三级分类培训体系，创新现场教学、情景模拟等教学形式，举办示范区建设专题培训及民族干部能力提升班超百期，引导干部在思想淬炼与实践锻炼中提升政治能力与专业素养。干部选任注重选拔主线意识强、实绩突出的各民族优秀人才，有计划地选派至基层一线、艰苦岗位历练，为示范区建设提供坚实人才保障。

体制机制的高位统筹是凝聚合力、系统推进的重要保障。广西通过高位统筹完善体制机制，构建一体化工作格局。成立专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领导小组及研究会，将党委民族工作委员会委员单位由27个拓展至51个，增强跨部门协同；布局10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举办全国性论坛，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项课题研究，创办全国党报首份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主题专版，深化理论阐释。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各级党委主体责任清单，形成党委领导下政府、人大、政协“四位一体”的引领力，以及部门协同的执行力、社会参与的动员力，推动民族工作从分散运作转向整体联动，构建起坚强有力的新时代民族工作格局。

科学的考核评价是推动工作落地、激励担当作为的关键环节。广西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成效纳入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贯穿基层党组织建设全过程，形成可量化、可跟踪、可运用的管理机制。结合实际实施分类指导，聚焦农村、社区、学校、企业四大领域打造示范标杆，在边境县（市、区）、平陆运河沿线及跨省交界区域如桂黔湘环“三省坡”等区域规划建设展示带（点），形成“以点带面、连线成片、整体推进”的格局，实现党建引领从“典型培育”到“全域拓展”的跃升。

三、广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经验启示

作为具有先行先试意义的系统性实践，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在理论建构与经验生成的双向互动中持续深化。这一实践路径不仅实现了政治认同更加凝聚、文化互鉴更加融通、经济发展更加协同、社会治理更加精细、法治保障更加有力等多重目标，更积累了一系列可复制推广的经验成果，为全国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兼具理论价值与现实参照意义的重要启示。

（一）强化政治引领与制度适配，以党的全面领导保证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正确方向

广西实践表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机统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实现了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有效转化。治理体制上，推动民族工作从部门负责转向党委统揽、多部门协同，破解“单打独斗”困局，将政治优势转化为组织合力；基层实践中，发挥村屯、社区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通过共建共享机制精准衔接政策与民生需求，筑牢凝聚民心的前沿阵地；干部队伍建设上，对标“四个特别”标准健全“选育用”全链条机制，让干部在基层一线淬炼本领，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组织和人才保障。

（二）强化认同聚合与差异包容，以“共同性优先”构建多民族共生的认知基础

广西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中，精准把握共同性与差异性

 

的辩证统一关系，坚持以共同性引领差异性、以差异性丰富共同性，有效规避“片面强调差异弱化认同”与“忽视差异影响共识”的双重治理误区。通过政治认同铸魂、文化交融聚力、利益联结固本，依托“广西三月三”“融文化”品牌塑造和“小砂糖橘”跨区域文化传播等互动载体，以及跨区域产业链协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电商助农产业协作等实践平台，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宏观理念转化为具象化治理实践，持续深化各族群众“中华民族一员”的身份认同，推动共同体格局从“各美其美”迈向“美美与共”的一体共生新高度。

（三）强化双向赋能与风险规避，以“物质—精神协同”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基础

广西经验表明，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同互构，规避“重物质轻精神”或“空谈精神”的治理失衡风险，是边疆民族地区长治久安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物质赋能上，广西立足区位与资源优势，强化科技驱动，夯实民生根基，让各族群众在物质生活改善中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厚植物质基础。精神凝聚上，以文化传承与协同共识为核心，依托跨区域跨民族协作、民族团结进步示范长廊等载体，推动在产业合作、创新联动中凝聚信任，优化发展环境、激发内生动力，以精神共识与文化认同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构建物质支撑与精神引领双向互促的良性机制。

（四）强化法治建构与治理转型，以“依法治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制度屏障

法治是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抓手，具有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重要作用。广西锚定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目标，推动治理模式从“政策驱动”粗放式治理向“制度驱动”精细化治理转型，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实法治支撑。积极推进地方立法实践，启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条例立法工作，推动“互嵌融居”“全民参与”等有效经验上升为地方性法规。依法处理涉民族因素矛盾纠纷，防止“权利身份化”和“问题特殊化”，实现对民族领域风险隐患的早期识别和依法化解，推动矛盾纠纷在法治框架内得到有效解决，以制度化的公平促进社会认同。

（五）强化多元协同与主体激活，以“全民参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治理网络

广西立足治理现代化要求，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群众参与的多元协同治理机制，激活共同体建设内生治理活力。政府层面统筹引领，通过系统谋

 

划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行动方案、完善政策配套、强化财政保障，搭建规范化的全民参与平台；社会层面引导企业、社会组织、媒体等力量融入，激励企业履责、社会组织提供专业服务、媒体创新文化传播，形成立体化协同治理网络；基层层面创新治理载体，依托空间互嵌、活动互联、治理互促机制，激发群众主体意识，推动其从治理“旁观者”转变为共建参与者、成效评价者、成果受益者，在共建共享中深化各族群众的共同体情感认同。

总之，作为展示中国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窗口与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规律的生动样本，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根植于“两个结合”的理论创新，贯通历史传统与现实发展，融汇国家战略与地方实际。其呈现出的政治引领、文化认同、发展协同、治理互嵌与制度保障的综合架构及创新实践，既为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一般规律提供了重要经验场域，也为丰富新时代民族工作理论体系贡献了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中国经验与实践参照。

 

规范工会经费管理夯实基层工作基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总工会基层经费收缴方式的调研报告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总工会罗思华

 

工会经费是工会组织服务大局、服务职工、维护组织运行的经济保障，如何采取有力措施收好管好用好工会经费，是各基层工会组织找准基层工会财务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为进一步增强工会经费保障力度，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总工会通过数据分析、实地走访调研等方式，全面摸排工会经费收缴工作情况，深入剖析存在的问题，探索有效的解决措施，为基层工会收好管好用好工会经费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来宾市工会经费收缴情况

组织架构及人员配备情况。《中国工会章程》明确规定：“县和县以上各级工会应当与税务、财政等有关部门合作，依照规定做好工会经费收缴和应当由财政负担的工会经费拨缴工作。”市总工会本级及其下属的6个县（市、区）总工会作为全市工会经费收缴的责任主体，高度重视工会经费收缴工作。各级总工会均明确财务资产部为工会经费收缴的牵头责任部门，确保工会经费收缴工作合理合法合规。在人员配备方面，市总工会本级及各县（市、区）总工会财务部门均配备了1名财务部部长，负责统筹协调经费收缴工作，各县（市、区）总工会还配备了2名及以上社会化工会工作者，进一步夯实了工会经费收缴管理的人员基础。

工会经费收缴方式。目前，工会经费收缴方式主要有3种，即自收经费、税务代收和财政划拨。自收经费是县级以上工会直接向基层工会组织收取工会经费的方式。这种方式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诸多问题，如缺乏系统的管理机制，不利于数据的汇总和比对，且工作量较大。近年来，随着税务代收工会经费工作的持续优化，自收经费方式在来宾市已逐渐被取代。

工会经费收缴工作成效。近年来，全市工会经费收缴工作取得良好成效。税务代收工会经费户数呈现逐年增长态势，从2018年到2024年，增长率达77.66%。与此同时，财政划拨工会经费已基本实现行政机关和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全覆盖，每年收缴户数基本保持稳定。2024年，全市缴费率达88.61%。在税务代收方面，工会经费总额实现了新突破，从2006年到2024年增长了10倍左右，充分体现了税务代收工作成效。此外，财政划拨工会经费也保持逐年稳定增长

 

态势，进一步增强了工会经费保障力度。

二、工会经费收缴工作存在问题

缴费企业底数不清。调研发现，在工会经费收缴工作中，税务部门尚未掌握已建立工会组织企业的完整数据，而工会对已建立工会组织但未正常缴纳工会经费的企业数据掌握也不准确，且两个部门之间尚未建立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具体来看，各县（市、区）总工会对已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数量及已建会但未缴纳工会经费企业数量底数不清。这使得在推进工会经费收缴全覆盖过程中，无法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从而影响了工作效率。

非公经济经费收缴难度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基本能做到及时足额拨缴工会经费，而民营企业、私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工会经费收缴难度大。一是非公经济组织的工会建设不健全，部分企业的工会组建流于形式，没有配备相应的工会干部来负责管理日常事务，导致工会工作难以有效开展。二是受经济大环境及企业转型升级影响，部分企业经济效益不佳，人员流动性较大，职工工资无法正常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对上缴工会经费的认识不足，甚至存在上缴工会经费不仅损害了职工的利益，还增加了企业负担的错误观念。三是非公企业的生产模式多为倒班制，组织职工开展活动难度较大，工会组织未能有效发挥作用，影响了企业建会的积极性。四是虽然《工会法》已经明确各用人单位拨缴工会经费是其法定义务，且对未按规定拨缴工会经费的企业，基层工会可以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拒不执行支付令的，工会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但在基层工会中鲜有落实。

工会经费缴纳不全。一是不及时申报缴纳。

税务代收工会经费原则上要求企业按月在税务系统自主申报缴纳，但是部分企业为了工作方便，采取半年或者一年申报一次的方式，这不利于税务部门对申报数据进行及时核查。此外，近年来地方财政较为紧张，部分县（市、区）存在财政跨年度划拨工会经费情况，进一步影响了工会经费的及时收缴。二是不足额申报缴纳。部分企业在申报工会经费时，没有将临时工、劳务派遣人员的工资纳入计提总额，使得申报的工会经费工资总额与企业申报纳税工资总额不一致，影响了工会经费的足额收缴。

财政保障工会经费不足。一是部分县（市、区）财政没有将绩效奖金纳入工资总额作为工会经费计提基数。二是部分县（市、区）财政没有将村（社区）干部、编外聘用人员、城镇公益性岗位安置人员等群体纳入财政工会经费保障

 

范围，财政保障不足。三是差额拨款事业单位的差额部分由单位自行筹措经费，难以做到足额缴纳工会经费。

收缴政策宣传力度不够。通过调研走访18家企业后发现，6家企业成立了工会组织并及时足额缴纳工会经费，5家企业已成立工会组织但未缴纳工会经费，7家企业未成立工会组织。部分企业代表反映，他们对工会组织缺乏了解，不清楚如何建立工会，不了解工会组织的作用，也不知道如何上缴工会经费以及如何计算收缴会费，这些现象反映出企业自身对工会工作的重视不够。究其原因，一是部分企业人员流动性比较大，导致工会工作交接不到位。二是工会及税务部门的宣传覆盖面不够广，深入企业开展宣传的次数较少，未能覆盖所有企业。三是宣传方式和手段较为传统，未能有效利用信息化手段，使得宣传效果不佳。

平台建设落后。目前，很多企业对组建工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特别是将缴纳工会经费视为增加企业的负担。企业负责人普遍认为，缴纳工会经费的受益者是职工，而实际出资的是企业。这种认知偏差使得很多企业对缴纳工会经费并不积极主动，特别是私营小微企业存在工会经费缴纳不足额现象。在追缴欠缴工会经费方面，目前主要依靠税务部门的税务征收系统，但税务征收系统却没有对漏缴和欠缴企业的自动弹出功能。这使得税务部门难以及时发现欠缴工会经费的企业，导致存在漏缴欠缴工会经费现象，影响了追缴欠缴工会经费的进度和力度。

三、改进工会经费收缴工作的措施建议

开展数据清理，建立工作台账。各级工会按照“分级管理、下管一级”原则，加强本级所属基层工会的组织建设管理。每年依托工会统计年报制度，理清基层工会组织数量，剔除已解散或名存实亡的工会组织，建立“登记工会组织名单台账”，并对台账实施动态调整，确保建会户数真实有效。依托广西工会经费收缴管理系统，梳理正常缴纳工会经费情况，建立“正常缴纳工会经费组织名单台账”。定期将两份台账数据进行比对，明确已建会未缴费工会组织名单，有针对性地进行催缴。通过建立工作台账，做到底数清晰、重点突出、服务精准，为下一步工作部署提供决策参考。

开展摸排行动，坚持扩面增量。各级工会组织依据摸排情况，将职工人数较多、经营状况良好的未缴费企业确定为开展工会经费收缴专项行动的重点对象。明确责任领导和责任人，实行分片分块包干负责制，找准工作重点及突破口，持续扩大收缴覆盖面，稳步增加工会经费总量。具体步骤如下，首先，集

 

中力量抓规模以上企业工会经费收缴工作；其次，针对职工人数100人以上且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制订专项行动方案；最后，逐步推进职工人数50人以上且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工会经费收缴工作。通过制订专项行动方案，确保工会经费收缴工作有序推进，提升工会经费收缴整体效能。

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提高缴费自觉性。各级工会组织通过开展工会经费收缴大宣传大检查活动，提高企业缴费自觉性。一是加强与同级税务部门的联动协作，在税务部门每年开展税费征缴执法检查时，将工会经费缴纳情况纳入检查范围，提高各单位依法拨缴工会经费的自觉性。二是结合“县级工会加强年”、蹲点服务工作，深入企业宣传走访，不断提高各单位对工会组织的了解与认同。三是创新宣传方式及宣传渠道，将传统宣传方式与新媒体相结合，通过印制宣传册发放、微信公众号宣传、税收管理员一对一辅导、工会知识竞赛开展等多种形式，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扩大宣传覆盖面。

整合各方资源，形成工作合力。各级工会组织加强与各部门的沟通协作，充分发挥工会与政府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致力于实现工会经费收缴提质增效。一是加强与财政部门联系，着力解决工会经费划拨不及时、不足额的问题。二是运用政府联席会议机制，推动将绩效奖金纳入工会经费计提基数，编外聘用人员、村委（社区）干部、公益性岗位人员的经费保障等问题纳入政府联席会议议题，提交会议审定，积极争取财政资金保障。三是深化与税务部门合作，做好已缴费企业的服务工作，对中途断缴企业进行追踪，对新入会企业及时指导其申报缴纳工会经费。

强化制度建设，增强刚性约束。当前，工会组织建立及工会经费收缴工作面临刚性约束不足问题。作为工会经费收缴的责任主体，工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管手段，难以对欠缴漏缴工会经费的行为形成有力约束。因此，建议上级工会从顶层设计入手，强化制度建设，建立有效的流程管控机制，提高拖欠缴费、拒不缴费行为的成本。同时，建议将依法缴纳工会经费纳入税务部门的纳税信用评价体系，作为一项重要指标，对企业筹资贷款等活动进行相应约束，以增强工会经费收缴的刚性约束。

加强沟通协调，优化平台建设。为防止欠缴漏缴工会经费现象的发生，应加强系统平台建设，对工会经费收缴工作提供技术支撑。具体而言，建议工会加强与税务部门的沟通协调，共同推进税务代收工会经费系统平台的建设与完善。在系统功能方面，应增加欠缴工会经费的提醒功能及相关必备功能，便于

 

税务部门及时掌握欠缴工会经费的企业名称及具体欠缴情况，有针对性地对欠缴漏缴工会经费的企业进行追缴，做到工会经费应收尽收，切实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保障职工合理的福利支出。

 

海外华文新媒体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滕伟轩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在全球化和数字化深度结合的背景下，海外华文新媒体已成为连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全球华人华侨的主要桥梁之一。伴随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得到了新的发展机会，但也面临不少挑战。海外华文新媒体机构普遍存在内容创新欠佳、传播途径狭窄、资源支撑短缺等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提升海外华文新媒体发展水平，充分发挥其在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已成为海外华文新媒体必须要面对的课题。本报告以海外华文新媒体现状调研为基础，重点分析其在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领域遇到的问题，并尝试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一、海外华文新媒体发展现状

（一）海外华文新媒体的概况及特点

人民日报海外网《2024海外华文新媒体创新发展报告》显示，2019年以来海外华文新媒体传播影响力进步明显，2024年海外华文新媒体粉丝总量对比2019年呈翻倍增长，Z世代（1995—2009年出生人群）成为核心受众，占比超32%。

海外华文新媒体呈现传播样式多元化的特点，即从传统的网站、论坛模式，逐步向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直播平台等多元形式转变。在众多新媒体平台中，华文社交媒体账号的数量呈快速增长趋势，如FACEBOOK、TWITTER、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TIKTOK、YOUTUBE、BILIBILI等平台，部分海外华文新媒体还有单独的移动应用，如华人头条、华舆、华人+等，共同形成了“网站+社交媒体+移动应用”的多元传播格局。海外华文新媒体在内容创作上普遍看重本土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地优秀社会文化整合在一起，构建出更具亲近感和接纳度的内容。

（二）海外华文新媒体的文化传播功能

海外华文新媒体在传承及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具有积极作用。海外华文新媒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渠道，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跨文化背景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多数华人华侨借助海外华文

 

新媒体了解相关资讯，诸多受访者认为海外华文新媒体对提升自身对中华文化认同感有重要作用。海外华文新媒体成为海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渠道，在弥合华人华侨代际文化沟壑、加强文化认同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海外华文新媒体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临的问题

（一）媒体发展困境导致文化传播效能受限

资金、人才短缺。大多数海外华文新媒体规模不大，难以吸引高素质的采编及技术人才，导致生产高质量内容较为费力，进而不易持续扩充其传播影响力。

市场逆境与生存压力。海外华文新媒体往往伴随着激烈的流量竞争，除了面临当地主流媒体的施压，还要受到其他国家媒体和社交网络平台的挑战。目前，海外华文新媒体的市场规模相对较小，获利模式较为单一，多数传媒单位运营困窘，很难投入更多资源到文化内容制作与传播中。

（二）内容创作与传播策略问题

内容同质化现象突出。不少海外华文新媒体内容同质化现象严重，近一半的媒体关于中华文化的内容都是从国内转载，缺乏原创内容。

宣传策略单一。海外华文新媒体在文化传播实践中普遍缺少精准的传播方法，仅有少数综合性的海外华文新媒体可以根据不同文化背景、年龄层次、价值观念的受众调整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整体传播效果不佳。

互动性与参与度表现欠佳。多数海外华文新媒体平台的互动机制单一，难以激发受众的参与热情，只有少数海外华文新媒体平台搭建起有效的用户反馈和互动机制，这明显约束了文化传播中的反馈收集和文化共鸣的产生。

（三）文化认同与传承断层

海外年轻华裔群体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总体呈下降态势，海外华人代际文化衔接断层加剧。根据统计资料显示，老一辈华侨华裔群体保留着较为完整的中华传统文化，而年轻一代受当地主流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影响较深，导致文化传承脱节，影响海外华文新媒体文化传播效果的实效性。

华文教育底子薄弱。华文教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核心支撑，但目前除马来西亚等地之外，许多国家的华文教育面临师资短缺、规模偏小、教学方法滞后等问题，直接影响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与有效传承。

（四）外部环境挑战

存在一定政策环境管束。部分国家对海外华文新媒体及华文教育存在一定

 

约束，诸如教材审查、师资招录、媒体许可等方面的政策限制，对海外华文新媒体的发展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形成了一定制约。

存在一定国外舆论压力。在错综多变的国际环境下，海外华文新媒体的发展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面临一定的舆论压力和误判，有时甚至被赋予超出媒体功效的政治内涵，影响其正常拓展和文化传播功效。

三、海外华文新媒体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策

（一）加强媒体能力建设支持

构建多层次的帮扶指导体系。我国可以将海外华文新媒体发展纳入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或侨务工作规划中，制定帮扶政策，界定帮扶范围、帮扶途径和管理体系，建立多部门协作模式，统筹海外华文新媒体发展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海外传播事宜，形成合力。可经由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共同配合，维持帮扶体系的稳固与高效，探求“一对一”的媒体合作模式，推进国内主流媒体同海外华文新媒体建立合作关系，依靠技术支持、内容分享等举措，增强海外华文新媒体的专业水准和传播成效。例如建立内容合作体系，在为其提供国内新闻类素材时，辅助其提升报道质量和传播效果，鼓励国内互联网企业为海外华文新媒体给予技术支持和平台服务，减少技术门槛与运营成本，如阿里巴巴、腾讯等企业可为海外华文新媒体提供云服务、大数据分析、AI内容创作等技术帮扶。

提升人才梯队专业水平。拟订并实施“海外华文新媒体人才培养规划”，依靠国内高校以及媒体机构为海外华文新媒体培育专业人才，方案可包括短期培训、学位教育、实习交流等模式，覆盖内容创作、技术突破、经营统筹等方面。开辟海外华文新媒体人才库与从业人员互动渠道，加快人才资源共享及经验切磋，采用线上课程、线下实操、行业研讨会等形式，增进海外华文新媒体从业者的专业技能，鼓励海外华文新媒体从业者参与国内媒体机构组织的专业培训及考核认证，增进专业技能和国际竞争水平。

带动华文媒体数字化转变。帮助海外华文传统媒体整合报纸、网络平台、社交沟通工具、移动实用程序等资源，优化和健全“一次采集、多元构建、多途径播送”的融媒体传播体系，引导海外华文新媒体研制适配移动终端的传播产品，如短视频、直播、交互性界面、

AR/VR等，支持海外华文新媒体采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实现精准推送和个性化服务，增强传播效果及受众参与活力。

 

促进互通与合作。充分利用海外华文新媒体论坛、世界华文传媒论坛、海丝华文媒体发展论坛等海外华媒行业论坛，分享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经验，共同探究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路径和策略，组织海外华文新媒体从业人员来中国交流，增进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鼓励国内博物馆、艺术工作室、文化中心等文化机构同海外华文新媒体合作，共同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题系列报道、线上文化展映等的活动。

（二）创新内容生产与传播策略

共享优质文化资源。尝试设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传播内容库”，整合专业团队汇编适合海外传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以免费或优惠方式向海外华文新媒体开放，为其给予充足的文化内容素材。资源库可包括图片、视频、音频、文本等多种形式资料，赞助海外华文新媒体进一步结合当地文化风貌，制作符合本土传播需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内容，鼓励多媒体化、互动式内容创作，如拍摄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题的纪录片、短视频、互动游戏、沉浸式体验等，匹配不同地区受众的需求及喜好。

构建“分众传播”策略。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的华人华侨受众，创作多元传播内容，还可以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分析受众特性与需求，实现针对性内容推送，增进传播的靶向性和有效性。

增加受众互动参与水平。积极开展互动式文化传播项目，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竞答、线上文化授课、虚拟文化沉浸体验等，引导受众参与互动体验。完善用户反馈机制，采用评论区、社群、电话调查等形式，收集受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需要及诉求，及时优化传播内容及手段，加大文化传播的受众参与度。

（三）构建多元文化传承体系

加强与海外华文教育领域的交流。海外华文新媒体可以同当地华文学校展开合作，产出数字化教学资源，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线上推广课程、互动式课本、多媒体教学装备等。支持海外华文新媒体为在校师生提供实习和交流的机会，培养文化宣传人才。同时，海外华文新媒体平台吸引更多华人华侨青年学习中文并了解进而喜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发挥华人社团协同力量。构建“海外华文新媒体+侨胞社团”的文化传播联盟，实现协同成效。海外华文新媒体可以为华人社团搭建宣传平台，华人社团为海外华文新媒体提供基层资源和受众群体，支持海外华文新媒体和华人社团

 

合作举办文化活动，如中华传统节日相关活动、文化主题讲座、艺术展览展示等，增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影响力，引导海外华文新媒体搭建华人社团交流空间，促进不同社团之间的协同合作。

增进华人华侨青少年的参与度。培育华人华侨青少年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海外延续的核心群体，通过文化交流、创作协助等途径，结合流行文化、网络文化亮点，引导华人华侨青少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兴趣。依托海外华文新媒体平台，搭建华人华侨青少年文化互鉴社区，鼓励他们分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体会、创作相关内容。

四、结语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海外华文新媒体在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牵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海外华人华侨的重要纽带。加强媒体能力建设支持、创新内容生产与传播策略以及构建多元文化传承体系等措施可以改善当前海外新媒体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领域面临的困境，为海外华人华侨提供更优质的精神文化产品，更好地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推进中外文化交流互鉴。

 

河北省南部平原高标准农田建设调研报告

河北省耕地质量监测保护中心孙育强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耕地质量”。近年来，河北省依据《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和《河北省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要求，以河北省南部平原地区产粮大县、“吨半粮”示范县为重点，通过推广高效节水灌溉农业技术措施，有效提升耕地地力，增强了粮食生产综合能力。近期，省农业农村厅组织人员对邢台、邯郸两市2019年以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进行了质量抽测，通过田间走访、查阅资料、实地检验等方式，针对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查现状、找问题、摸底数、提建议，为整区建设高标准农田和提升耕地综合生产能力积累经验、做好示范。

1.河北省南部平原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情况

河北省南部平原分为隆尧—永年倾斜平原、大陆泽—宁晋泊低平原、冀州

—大名平原以及漳河扇形平原等区域[1]，重点覆盖邢台、邯郸两市的25个县

（区），耕地面积超过1200万亩。《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2]将此区域划分为黄淮海区，按照《河北省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3]，此区域分别划分为太行山山前平原区、低平原及海滨平原区。近年来，邢台、邯郸两市遵循“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方针，在平原粮食主产区大力推进高效节水灌溉设施建设，超过90%的耕地已改造为高标准农田，在项目区域内实施渠系硬化、铺设输水管道、推广水肥一体化、全自动喷灌等配套措施，实现了对地表水及地下水资源的合理高效利用。在确保粮食稳产增产的前提下，区域内每年节约灌溉用水超过0.5亿立方米。然而，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规模的快速增长，在由“建得好”向“管得住、用得好”转变过程中，一系列问题陆续浮现出来，亟须解决。

2.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2.1土地流转滞后影响项目整体规划

受分散经营思想及耕地确权影响，农民群众恋地守土情结日益加重，对耕地流转的意愿不强，耕地“小变大”进程缓慢，分户种植、耕地“细碎化”、地块边界参差不齐现象严重。根据自家耕地情况，各农户对排水沟渠、输水管

 

道、出水口以及喷灌设备的布设需求有较大差异，项目建设勘察设计时由于较多考虑农户需求，不能从区域整体角度制定方案，项目缺乏宏观性，建成后的设施使用效率难以达到最大化，如输水管道布局杂乱欠规整、出水口设置距离远近不一、原有管道与新建管道交叉重复布设等。

2.2部门政策差异限制建设内容

部门间的政策、规定、措施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矛盾，掣肘项目规划设计。比如，基本农田红线不能侵占，则按照国土部门“三调”确定的边界线铺设田间路，将无法把原有参差不齐的路边修整齐，导致项目区方田中道路宽窄不定、蜿蜒蛇行。此外，以高标准农田标准建成投入使用的田间路，往往不能承受重载车辆通行，一旦通行，将直接影响道路使用寿命；同时水利部门按照部门规定，制定水量分配方案来管控县域内河道渠系输水、排水，但时间上经常与粮食作物种植需水关键期不匹配，容易造成旱季渠系供水量不足或无水可用的局面。

2.3专业技术队伍人才匮乏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统一归属农业农村部门管理实施后，农田水利、工程技术及管理等相关专业技术人才短时期内难以补充到位，跨专业管理、提供技术指导现象普遍。在调研中发现，县级农田建设技术及管理岗位仅有2名～3名工作人员，而农田水利、农业工程、土地资源管理相关专业人才匮乏，政策把握、施工及监理、区域技术创新等各项能力薄弱，导致项目规划设计不科学、工程建设质量差、监管水平有限等问题频发。

2.4社会化服务水平有待提升

高标准农田建成后的最大优势在于农业生产活动整体联动，实现规模化效应，目前能提供播种、施肥、收获等配套服务的农业市场规模仍显不足，各地没有统一的服务标准，服务内容较单一、服务水平有限，往往不能及时满足农民需求。不少县（市、区）的井渠双灌地块做不到“统灌统浇”，农户使用输水管道进行喷灌作业障碍多、便捷程度差、收取费用高、操作困难；秋收时，拖拉机型号不一，粗放操作导致出水口及田间喷灌设施损坏现象严重；收割机械良莠不齐，玉米及花生收获时出现较大面积撒漏；面对大范围降雨，玉米及花生的晾晒、烘干社会化服务欠缺，收储困难、损失较大。

2.5直接用于耕地地力提升的手段不足

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点是农田基础设施和农田地力提升工程[4]。对地力水

 

平相对较差的区域，应重点采取土壤改良、障碍土层消除、土壤培肥等综合性的地力提升措施。对此，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十分重视耕地质量等级[5]提升工作，每年都对耕地质量变化进行严格监测并发布耕地质量等级情况公报，将耕地质量作为衡量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指标。南部平原地区作为河北省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长期追求高产目标，超负荷、高强度利用耕地，导致基础地力日渐消耗，耕地质量提升困难。然而受政策资金、项目设计、工程实施等限制，市、县农业农村部门推动农田地力提升工程的积极性不高，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中对此项投资的比例严重不足，有机物料投入少、不连续，配套农艺措施单一，想凭借一个年度内单次土壤改良培肥的实施来实现提升耕地地力的目标难上加难。

2.6资产移交后管护能力有限

首先是管护主体职责不清，村集体和农户个人互相推诿，自行管护意识淡薄、积极性不高，保养维护能力薄弱；其次是管护资金来源单一，过度依赖县级财政，使用人、受益人自筹管护资金的可行性微乎其微，资金不足甚至不落实现象普遍；再次是管护机制欠缺，在管护范围、管护内容、管护标准等方面的规定不清晰，“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共治机制难以构建[6]。调研中发现，有些农户不知道出水口是谁所建、不会正确使用，出现故障不上报，更不会主动维修。

3.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几点建议

上述问题的出现，究其原因在于制度规范、组织人才、管理架构、科技创新等环节的缺失与不足，笔者建议，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构建高标准农田建设体系，加强制度机制建设，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3.1科学规划、合理设计项目储备工作

县域内制定中长期高标准农田发展规划，把项目储备工作做足做好，分区域、分阶段、有重点安排项目，做到边建设、边储备。规划设计过程在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上充分结合：宏观上，重视区域光温资源、水资源、土地利用、地形地貌等客观因素，系统考虑县域资源禀赋开发与粮食生产能力相匹配；微观上，科学评价设定项目空间布局、建设内容与预期目标，既要吸纳各方意见、听取群众意见，又要遵守标准规范、科学设计布局。不同区域建设内容层面实现差异化策略，探索高标准农田与规模经营、三产融合、特色产业相衔接的多元建设模式。

 

3.2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专业人才招录培养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应结合实际情况制订相关专业人才招录培养计划，遴选人才过程应向农田水利、农业工程、资源环境、信息技术等学科倾斜，确保“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针对目前人员状况开展系统性培训，改短期讲座为长期授课，将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规划、设计、建设、监督、验收、管护等内容分层、分类，进行系统性讲授，方便查漏洞、补短板。有条件的地区，可跨部门引进农田水利、农业工程等专业技术人员，快速提高部门的专业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

3.3提升农户参与意识，健全后期管护机制

“谁使用、谁受益、谁管护”，只有关系到切身利益时，才能激发农户的管护积极性。因此，从项目设计之初就应建立一套利益联结机制，与村集体或农户个人签订管护合同，将管护内容、奖惩措施等责任落实到纸面，随着农田设施公共资产的移交，管护责任即时生效。设立“县—乡—村”三级管护体系，其中，县级高标准农田运行管护服务中心统筹协调全县运管工作，乡镇政府强化巡查监管职能，村级建立专门台账，设立“田长”落实管护责任，确保项目区各类设施有问题早发现、早处理，“有病早治不带病工作”。

3.4创新技术模式和配套措施

要实现高标准农田区域内粮食高产稳产，根本在于保障耕地地力不断提升。首先，在项目设计中，提高土地平整、土壤培肥改良等建设内容的比重，采取秸秆还田、深耕深松等配套措施，还要根据土壤肥力的实际情况增加商品有机肥、生物有机肥的投入，确保土壤有机质得到有效持续补充。其次，优化技术模式，探索测土配方施肥、施用土壤调理剂和腐熟剂、轮作休耕等综合技术，改善土壤理化性状，降低次生盐渍化、土壤酸化板结、连作障碍等发生的风险。再次，完善耕地质量监测网络，实施“耕地监测、耕地改良、耕地培肥、耕地利用”的耕地质量提升策略[7]，充分利用国家级、省级、县级三级耕地质量长期监测站点，构建覆盖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域的耕地质量监测网络，按照耕地质量监测技术规程开展耕地地力评价，发布监测报告和耕地等级变动信息，完善高标准农田耕地质量监测预警体系。

 

红色资源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宁波的实践探索与发展路径研究

薄舜予

 

一、红色资源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内在机理

政治引领机理：锚定基层治理的制度方向与价值根基色资源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具象化表达与制度化载体，蕴含着鲜明的政治属性、组织基因与价值立场，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治理全面领导的重要资源依托。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通过价值浸润、文化传导与实践教化等路径，依托红色资源持续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与组织功能，推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深度嵌入基层治理各领域、各方面与各环节，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根本性政治保证与方向性引领。依托红色资源开展常态化、制度化教育与实践淬炼，有助于基层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提升政治能力，确保基层治理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轨道有序推进，在复杂社会环境与多元利益格局中牢牢把握治理的正确方向。

社会整合机理：重塑基层治理共同体的价值联结与秩序基础

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深层前提在于社会价值共识的有效凝聚与治理共同体的系统性建构。在社会结构日趋多元、利益分化持续凸显的转型背景下，红色资源凭借共同历史记忆、集体情感认同与价值感召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基层社会价值碎片化困境，构建相对稳定的价值场域与情感联结。红色文化所承载的理想信念、为民情怀、集体主义与奋斗精神，有利于增强社会成员的归属感、认同感与参与自觉性，推动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局部诉求与整体发展目标实现有机统一，为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与精神支撑，进而有效提升基层社会的组织化程度与自我调节能力。

文化赋能机理：驱动基层治理范式的柔性转型与内涵升

文化治理是现代基层治理的重要维度，红色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构成，具备强大的教化功能、规范功能与浸润功能。将红色资源深度嵌入基层治理实践场域，有助于推动治理模式由传统刚性管控向刚柔并济转型，由单一行政推动向文化滋养与价值引领拓展。红色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品质与道德规范，可有效转化为基层社会的行为准则、治理伦理与乡风文明内核，持续优化基层治理生态，为提升治理效能、化解治理矛盾、建立治理信任，提

 

供深层、持久的文化动能，推动基层治理从“事务管理型”向“价值引领型”迈进。

能力提升机理：夯实治理主体现代化的实践支撑与能力底座

红色资源积淀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问题导向、攻坚克难与协同共治等治理智慧，构成基层治理主体能力提升的重要实践源泉。以红色资源为实践教材开展教育培训与场景化淬炼，能够推动基层干部在精神传承中强化宗旨意识，在历史借鉴中把握治理规律，在实践锻炼中系统提升群众工作、矛盾化解、风险防控与公共服务等综合能力。同时，红色文化所倡导的担当精神、奉献精神与斗争精神，能够有效激发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推动治理队伍在思想、作风、能力等层面实现整体提升，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关键的人才支撑与组织保障。

二、红色资源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宁波实践

空间融合：红色阵地与治理场域的结构性嵌入与功能耦合

浙江省宁波市依托市域内丰富的红色遗存与文化阵地，在地方治理实践中逐步形成红色资源与治理空间深度融合的发展路径。宁波市对红色场馆、纪念设施、历史旧址等载体进行功能拓展与场景再造，使传统宣教空间逐步向集政治引领、议事协商、民生服务、矛盾化解于一体的复合型治理节点转型。例如，北仑区以张人亚党章学堂为核心载体，打造红色文化传承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的综合性平台；海曙区依托樟村四明山烈士陵园、梅园革命史迹陈列馆等资源构建红色治理示范带；余姚市以浙东抗日根据地旧址群为依托，在横坎头村推动红色研学空间与乡村治理体系协同发展。空间形态与治理功能的有机耦合，使红色阵地成为基层治理体系的实体化支撑节点，有效提升了治理体系的组织化水平与覆盖效能，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触摸、可感知、可参与的现实载体。

主体淬炼：红色教育与治理能力的协同培育与同频提升

红色资源在基层干部队伍建设中发挥着价值引领与能力塑造的双重功能。宁波市依托本土红色阵地开展系统化教育培训，将精神滋养转化为履职动力，将历史经验转化为治理方法。慈城真理园、朱镜我党史教育基地、殷夫故居等载体，为构建沉浸式、体验式、实践式相结合的育人场景提供了现实依托，推动基层干部在价值淬炼中强化使命担当，在历史借鉴中掌握治理方法，在实践锻炼中提升履职能力。红色教育与基层治理实务的深度融合，有效破解能力培育与治理实践相脱节的现实难题，推动基层干部队伍在政治素养、群众工作、

 

应急处置、协同共治等方面实现系统性提升，为基层治理现代化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骨干力量。

机制联动：红色引领与多元共治的有机衔接与系统协同

红色文化所蕴含的价值凝聚力，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治理提供了重要纽带。在党组织统一领导下，宁波市各类治理力量得以有效整合，党员骨干、退役军人、乡贤人士、志愿服务队伍与社区居民等主体在共同的价值指引下形成治理合力。余姚市镇海区、江北区、梁弄镇等地依托红色底蕴搭建协同议事、联动服务、联合处置的制度化平台，推动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红色引领有效激活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推动治理主体从“单一政府推动”向“多元协同共治”转变，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的社会化、精细化与专业化水平。

范式创新：红色品牌与治理现代化的互构共进与效能升级

品牌化塑造与项目化运作，成为红色资源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宁波市通过打造具有区域辨识度的红色治理品牌，推动理念嵌入、机制创新与载体再造同步推进，实现红色资源优势与治理现代化需求的精准对接。北仑区围绕张人亚党章学堂形成红色引领、党建联建、服务集成、多元共治的一体化基层治理运行模式；慈溪市、宁海县等地依托本地革命史迹，将红色文化嵌入平安建设、乡风文明、基层协商、矛盾化解等核心治理环节。红色品牌的培育与推广，推动基层治理在理念、方式与结构层面实现系统性提升，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区域治理新模式，不断增强基层治理的辨识度与影响力。

三、红色资源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制约

资源统筹程度不足，整体性治理仍存在结构性约束

从整体运行状况看，市域红色资源在空间分布、管理主体、功能定位上仍呈现一定的分散化、条块化特征，统筹规划、协同开发与系统整合机制尚不完善，资源碎片化现象在一定范围内依然存在，难以充分形成规模化、体系化、持续性的赋能格局。部分红色阵地功能开发相对单一，仍以纪念展示与文化宣教为主，与基层治理场景、运行逻辑及现实需求的对接深度有待加强，资源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渠道仍需进一步畅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红色资源治理功能的整体释放，也制约了市域层面红色治理体系的一体化构建。

价值转化层次较浅，治理赋能效能仍有提升空间

在实践过程中，红色资源对基层治理的赋能较多体现在精神引领、文化宣

 

传、氛围营造等表层环节，在治理结构优化、制度创新、流程再造、能力提升等深层领域的支撑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彰显。红色文化中蕴含的治理理念、工作方法与实践经验，在向制度化、程序化、可操作治理工具转化方面，仍缺乏系统性提炼与创新性应用，精神传承与治理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衔接不足的问题。红色资源嵌入治理的方式相对单一，多以符号植入、活动开展、空间点缀等形式化路径推进，常态化、嵌入式、功能型赋能机制仍处于逐步完善过程中，难以形成持续稳定的治理效能。

多元协同机制尚不健全，共治体系仍面临结构性短板

红色资源赋能基层治理在一定程度上仍以党政部门主导、自上而下推进为主要模式，市场组织、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的制度化参与渠道、参与方式与激励机制仍有待完善，内生参与动力与行动能力仍有提升空间。不同主体之间信息互通、资源共享、行动协同的联动机制尚未完全成熟，基层组织、辖区单位、社会力量之间的治理合力未能得到充分凝聚，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生态仍需进一步培育。多元主体参与不足、协同联动不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红色赋能的社会基础与整体效能，也制约了基层治理共同体的真正形成。

长效保障体系相对滞后，可持续发展基础仍需强化

红色资源赋能基层治理的顶层设计、制度规范、要素投入与评价激励体系仍处于逐步健全过程中，稳定可持续的制度支撑与保障框架尚未完全形成。资金投入渠道相对有限，财政投入占比较高，社会化、市场化投入机制仍需进一步培育；兼具红色文化研究、基层治理实践与项目化运营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供给相对不足；针对赋能成效的科学评估、动态监测、反馈优化与激励约束机制仍不完善；部分实践活动存在重形式、轻实效，重短期推进、轻长效建设的倾向，可持续运行能力仍需持续强化，难以支撑红色资源赋能基层治理长期稳定、高质量发展。

四、红色资源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构建

强化系统整合，构建红色资源整体性治理框架

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为统领，完善红色资源普查、分类、规划、保护与开发利用一体化体系，健全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协同联动机制，逐步打破条块分割格局，推动红色资源从分散供给向系统集成转型。推动红色阵地与党群服务中心、基层协商平台、便民服务体系、矛盾调解机制深度耦合，实现空间融合、功能整合与机制协同，提升红色资源配置效率与治理嵌入水平，为系

 

统性赋能奠定结构基础。通过顶层设计与统筹布局，推动红色资源在市域范围内形成点、线、面联动的治理网络，实现资源优势与治理需求的精准匹配。

深化价值转化，完善精神资源向治理资源转型路径

系统提炼红色文化中蕴含的治理理念、伦理规范与实践智慧，构建“价值凝练—工具转化—场景应用”的贯通式转化路径，推动红色资源从精神象征、文化符号向制度化治理工具拓展。将红色价值嵌入基层协商、矛盾化解、民生服务、风险防控、乡风培育等核心治理流程，实现红色赋能与治理实践深度嵌合、同频共振，破解价值传承与实践应用衔接不足的问题，持续提升赋能的深度与效度。通过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与实践创新，推动红色文化真正转化为可操作、可落地、可考核的治理机制与治理手段。

健全协同体系，打造党组织领导下的治理共同体

以红色文化为价值纽带与整合机制，健全社会力量、市场主体与居民群众有序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完善民情恳谈、议事协商、公开公示、志愿服务、激励保障等机制，进一步激活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内生动力。推动治理力量下沉网格，强化信息互通、资源联享、事务联办、问题联解，构建党组织统一领导、多方协同发力的治理生态，促进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全面提升基层治理的社会化、专业化、精细化水平。通过多元协同机制创新，让红色治理真正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实践过程。

完善制度供给，夯实常态化长效化保障体系

强化顶层设计与政策供给，完善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传承创新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的制度体系与操作规范，提升红色资源赋能基层治理的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构建资金、人才、技术、项目一体化保障机制，拓宽多元化筹资渠道，培育复合型专业人才队伍。建立科学高效的效能评估、动态监测、反馈调整与激励约束机制，推动红色资源赋能基层治理从阶段性活动转向常态化、制度化运行，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稳定持久的制度支撑与动力保障，确保红色赋能真正走深、走实、走远。

 

户外运动，渐成大众体育新风尚我国户外运动发展现状调研与思考

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

（2026年4月2日）

 

户外运动主要是指以自然或户外环境为依托的体育运动，一般包括滑雪、滑冰、桨板、潜水、骑行、山地越野、攀岩、自驾、漂流等项目。区别于城市公园散步、日常休闲步道行走等一般游憩活动，户外运动深度依托山林、水域、冰雪、空域等复杂自然场景来开展，具有显著的自然挑战性与专业技术门槛，要求参与者具备相应技能、体能、装备与安全素养。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户外运动发展，相继出台《户外运动产业发展规划（2022—2025年）》《关于建设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促进户外运动从专业、小众逐步转向大众日常生活方式。作为“新大众体育”的代表之一，其蓬勃发展的动力何在？推动户外运动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还面临哪些挑战？光明日报记者会同北京体育大学研究团队组成联合调研组，对我国户外运动发展现状进行了调研。

北京昌平，山桃花开得正盛，人们踩着节奏爬上昌赤路的缓坡，春风正好迎面吹来；广西阳朔，十多处天然岩场散落在喀斯特地貌山体间，攀岩者在不同难度的线路中寻找挑战；海南万宁日月湾，冲浪板劈开浪花，年轻人在与海浪的较量中感受力量迸发从北方山川到南方碧浪，从近郊山野到江河水域，走向户外、拥抱自然，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选择。在全民健身与“健康中国”战略的推动下，户外运动超越传统的“周末出去走走”，已演变为集运动、社交、旅游与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生活方式，参与门槛不断降低，参与人群持续扩大。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4月初，全国户外运动参与人数已突破4亿；截至2025年6月底，我国户外运动产业相关企业已达33.5万家，以“户外+”为纽带的产业生态链正加速成形。

看变化从“专业挑战”到“日常休闲”

过去，完成一次高原徒步或野外攀岩，是少数人才敢尝试的事情。如今，随着装备、技术与基础设施的持续改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找到属于自己的“入场方式”。或是近郊山野的轻徒步，或是江边的休闲骑行，或是一场有营地保障的家庭露营，户外活动正以更友好、更安全的形态向大众敞开大门。

从小众到大众，户外成为日常选择。“每周六只要天气好，我就会带孩子

 

来西山步道走一走，呼吸新鲜空气，也远离一会儿电子产品。”在北京从事互联网工作的刘先生告诉调研组。各地建设的健身步道、骑行绿道、城市公园等公共户外空间，为大众参与提供了便利入口。

与此同时，介于“业余”与“专业”之间的进阶型活动也日益受到欢迎。环浙步道、徽杭古道等成熟路线，备受徒步爱好者青睐；城郊户外攀岩点在全国各地涌现，成为年轻人挑战自我的新去处。

“2016年俱乐部刚成立时，我们每周只能发起一场徒步活动。到2023年前后，每周活动已增至8场，发布当天名额就会被一抢而空。”北京市某徒步俱乐部领队马汉见证了户外徒步从“小众爱好”走向“大众日常”的转变。

从单一运动到“户外+”，跨界融合激活新体验。在浙江莫干山，多家户外营地推出了“露营+自然教育”产品。孩子们白天参与植物辨识、户外急救课程，夜晚观星听虫鸣，营地成了没有围墙的自然学校。在贵州黔东南，结合侗寨风光与梯田地貌的越野赛事，让跑者在运动中深度感受乡村风情。

“我们依托东北自然禀赋，开发了一系列科学户外探索活动，让自然成为可触摸、可探究的‘活教材’。”辽宁某自然教育机构负责人郭睿介绍，寒假期间的冰凌穿越活动，孩子们沿着辽河口海岸线徒步，沿途观察丹顶鹤、白尾海雕等珍稀鸟类，在保护区体验斑海豹栖息地的巡护工作。

数字技术的融入进一步拓展了户外体验的边界。一些景区通过AR导览，让历史故事在古道上重现；运动社交类App则让户外运动爱好者结伴而行更安全。户外不再只是体力消耗，更是知识获取、文化感知与社交联结的过程。

从“装备竞赛”到“实用为先”，消费观日趋理性。“性价比不等于廉价，而是在预算内取得性能与耐久度的平衡。”资深户外博主赵丽莹建议，刚入门的户外爱好者可以遵循“渐进投入”原则，从短途、低难度路线起步，根据实际需求采购装备。

随着参与人群持续扩大，高性价比的国产品牌日益受到青睐。在冲锋衣、帐篷、登山鞋等核心品类上，一些本土品牌凭借对国人户外习惯的深入理解、快速迭代的产品设计和亲民的价格，赢得了良好的市场口碑。杭州某户外品牌创始人郭冬麒向调研组介绍，随着户外群体持续扩容，国产户外品牌在冲锋衣防水透湿膜、棉服填充物和抓绒等核心面料上，普遍采用了国际优质原材料，性能指标已不输国际品牌。“预计未来3到5年，国产高性能面料便能崭露头角，逐步跻身市场主流。”

 

探根源内外合力催生户外热潮

户外运动越来越火热，背后是个人需求、社会变迁与支撑条件改善共同作用的结果。

身心释放：对抗快节奏的自然疗愈。现代都市生活节奏快，人们迫切需要寻找有效的调节方式。“只要进山待上半天，就好像给大脑‘重启’了一次。”在上海从事设计工作的林薇是资深徒步爱好者。她发现，登山能让她暂时放下工作，专注于脚下的路与眼前的风景。科学研究也表明，自然环境能有效降低皮质醇水平，提升情绪状态。

自我实现：在挑战中完成个人提升。走完一条有难度的徒步路线、登顶一座山峰、骑完一段长途环线这些清晰可见的目标与征服过程，带给参与者强烈的成就感。“冲过终点线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酸痛都值了，也证明了我的意志力比想象中更强。”刚刚完成一场山地半程马拉松的教师赵峰感慨道。

跑步爱好者丛依萌告诉调研组，2022年她受邀参加北京香山的越野跑赛事后，从此便迷上了这项运动。此后，她翻山越岭的身影接连出现在云南大理、西藏林芝等地的山野赛场。“在奔跑中我饱览群山巍峨、聆听鸟鸣清脆、偶遇林间生灵，与自然建立起更深的链接。在一次次挑战自我的过程中，我变得愈发从容、自信。”

数字赋能：技术普及降低参与门槛。轨迹导航App让探索更方便；社交媒体上丰富的图文视频攻略，为新手提供了从装备选择到技巧学习的“一站式”课堂；各类户外交流平台，让分散的爱好者得以相聚。“我第一次去徒步四姑娘山，就是通过户外平台结伴同行，大家分工带装备，行程很顺利。”大学生陈悦说。

如果说内在需求解决了“想出去”的问题，那么数字技术的发展则打通了“怎么去”和“跟谁去”的渠道。“从前徒步登山，总离不开有经验的‘活地图’引路，如今各种App上便捷的轨迹让普通人亲近自然的门槛大大降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质学副教授吴洪杰感慨道。但他也强调，并非有了卫星路线图就可以高枕无忧。“轨迹图无法准确展示路线的难度，让许多人误以为有了轨迹就能安心前行。加之卫星信号也会有误差，完全依赖轨迹很容易让徒步者在地形险峻的山区步入险境。”

政策筑基：完善顶层设计优化发展环境。国家层面的战略布局与地方政府的务实推动，为户外运动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与设施基础。各地积极行

 

动：浙江推进环浙步道系统建设，上海打造“一江一河”滨水活力空间，北京利用水系资源发展城市水上运动，云南培育“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发展集聚区，海南通过“两环”旅游公路布局体育旅游融合的赛事体系政策与基建同步发力，持续优化着户外运动的体验感。

冷思考蓬勃发展中面临的挑战

在户外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需引起重视。

风险防范体系亟待加固。随着参与人群迅速扩大，公众户外安全素养不足与行业安全治理滞后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部分爱好者受到网络信息吸引，前往未开发或明确禁止进入的自然区域探险，却对潜在的地形、气候及体能风险缺乏足够认识。这类行为不仅威胁自身安全，也会耗费大量公共救援资源。

与此同时，部分已向公众开放的户外场地，安全管理也存在提升空间。一些山野步道的安全护栏、警示标识等基础设施维护不及时；通过非正规渠道组织的户外活动，其组织者资质、活动方案与安全保障往往处于监管盲区。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天气事件多发，暴雨、高温、雷电等天气极易在山地、水域等环境中诱发次生灾害。

基础设施与服务配套应跟上需求。户外运动的走热，对目的地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在许多热门地区，“进不去”“停不下”“待不住”等问题在节假日期间格外突出。交通拥堵、停车位不足、厕所排长队等，直接影响着参与者的体验。

基础设施的短板不仅影响体验，还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负担。在不少城郊山野，尤其是“网红”徒步路线上，食品包装、水瓶等废弃物时有所见。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超负荷的人流可能对土壤、植被和水源造成破坏。如何科学评估环境承载力，合理规划设施建设，建立可持续的运营与维护机制，是实现户外运动与生态环境良性互动的关键。

产品同质与产业纵深有待突破。当前，户外运动供给端存在一定程度的同质化现象。众多露营地提供的服务项目与场景营造相似度高；一些徒步路线或骑行道的体验设计单一，未能充分与当地的自然景观、历史文化等特色资源深度融合。诸如此类情况，难以满足参与者日益增长的个性化、深度化体验需求。

同质化竞争也制约了产业价值的提升。许多经营主体的收入过度依赖门票、场地租赁等环节，而在专业指导、技能培训、主题课程研发、文化衍生品开发等高附加值服务方面供给不足。

 

向远行推动户外运动高质量发展

面对机遇与挑战，推动户外运动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需要多方协同、系统施策。筑牢安全底线，完善风险防控体系。安全是生命线，应加快建立户外运动目的地及线路的风险评估与分级管理体系，并向公众公开信息。推动户外路线、水域、岩壁等资源的标准化风险评估，建立动态分级数据库。为热门徒步路线设置统一的“户外身份证”，比如扫码即可获取路线难度、天气预警、紧急联络人信息，并要求高风险活动组织者在官方平台备案，实现“能力—路线”精准匹配。

在此基础上，技防手段需深度嵌入关键节点。在热门徒步区域部署电子围栏与智能预警系统，结合气象、人流、地质数据实时研判风险；在水域开放方面，借鉴部分地区探索的预约、报备、智慧化管理模式，实现开放与安全兼顾。

应完善有偿救援的法律依据和操作细则，明确“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界定标准。“部分景区已率先探索，对未报备前往者实施有偿救援。”吴洪杰告诉调研组，“收费的目的在于加大违规成本。”对因盲目探险、无视警示导致重大公共救援的个人或组织，纳入信用体系并承担救援成本；对长期合规、具备专业资质的领队或机构，则给予保险优惠、优先准入等激励。

补强基础短板，建设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将户外运动基础设施纳入城乡公共服务体系统筹规划，加大对步道、停车场、充电桩、应急避难所等设施的投入。在场地设施建设上，应集中力量建设高质量冰雪、山地、水上、航空等户外运动场地，配备各类营地和码头，倡导自然友好和绿色生态。在交通设施上，促进各类交通基础设施高效衔接，优化旺季运输能力，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

数字基建是提升服务能级的关键杠杆。应提升户外运动数字化、智慧化水平，可建设和完善面向大众的户外运动信息服务平台，汇集并发布户外运动设施、赛事活动、安全指引等信息。在热门步道部署智能导览桩，集成实时人流、天气预警、一键求救、电子地图等功能；在露营区布设专业设备，动态监测垃圾量、水质、噪声，实现精准调度。推行“户外环保积分”制度，户外参与者在指定地点收集垃圾可兑换当地特色文创产品或消费折扣，将管理成本转化为激励手段，形成正向循环。

同时，要创新投建与运营机制。出台户外设施投资指导目录，鼓励社会资本以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营地、驿站等经营性项目建设；对采用模块化、装配

 

式、低扰动技术的生态友好型设施，开通规划审批绿色通道。

深耕在地文化，打造“户外+”融合发展新业态。破解同质化困局的关键在于推动产业从“资源依赖”走向“文化增值”，将户外活动与本地独特的人文叙事深度绑定，创造出具有高识别度与情感链接的体验产品。

在“户外+文旅”融合上，应以“旅游观光+户外运动+赛事体验”为实现路径，培育一批具有区域特色的体育旅游产品。露营地建设不应只提供一块草坪，而是将当地的非遗、农耕、历史故事融入营地活动设计中，比如在徽州古道旁的营地开设徽墨制作体验，在西北沙漠营地组织星空讲座，让“户外+”真正与在地文化结合。

在“户外+乡村振兴”融合上，应鼓励目的地支持村集体和农户依法投资参股，拓宽当地村民增收渠道，让更多人共享户外运动发展成果。在“户外+研学”融合上，应系统性开发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的自然教育和团队拓展课程体系，满足人们对回归乡野的渴望。

延伸价值链条，培育专业化户外经济生态。推动户外产业从规模扩张迈向高质量发展，其核心路径在于延伸产业链条、提升附加值。

在专业服务板块，应大力扶持咨询、培训、向导等服务型企业，鼓励其面向细分市场提供定制化行程设计、高水平技能认证等产品。通过培育龙头企业、强化户外运动服务标准应用等增强引领示范作用，加强管理和教练人员综合能力培训，提高一线人员服务技能和服务意识。

在装备制造板块，要将本土化创新提升至产业战略高度。面向赛事经济、户外经济、冰雪经济等，加强多功能智能化体育健身器材、冰雪和户外运动装备等优质产品供给。支持长三角等地区户外运动产业一体化发展，建设若干户外运动用品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市场服务等全产业链的创新高地。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共建研发平台等方式，助力国产品牌在核心材料、智能穿戴等领域实现关键突破。

在人才培养板块，应加强从业人员职业培训，提高健身休闲场所工作人员的服务水平和专业技能。完善体育人才培养开发、流动配置、激励保障机制，支持专业教练员投身健身休闲产业。应强化产教融合，支持高校、职业院校与行业协会共建户外教育体系，建立从入门到高阶的人才培养闭环。

 

基层应急管理队伍能力建设的调研分析与优化建议

青岛市城阳区应急管理局郑玉波

 

0.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强调：“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完善公共安全体系，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推进安全生产风险专项整治，加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能力，加强国家区域应急力量建设。”这一重要论述将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提升至国家安全战略高度。当前我国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突发事件呈现高频次、复合型、连锁化等特征，对基层应急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1]。在此背景下，笔者通过实地调研梳理基层应急管理队伍建设的实践现状，精准识别突出问题，提出科学优化建议，对于完善基层公共安全体系、提升应急管理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基层应急管理队伍能力建设的现状

基层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是维护公共安全的主战场，也是安全生产和隐患排查治理的第一关口，更是防灾减灾救灾的第一道防线[2]。近年来，调研区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重要论述指示精神，践行“推进安全风险网格化管理，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的思想理念，扎实推进基层应急管理改革，着力打通应急管理“最后一公里”，基层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逐年提升。

一是基层应急管理机构和队伍逐步健全。调研区域高度重视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以改革创新为抓手，强化基层应急能力建设与执法力量配置。通过协调编制管理部门优化基层应急管理队伍编制结构，同时，统筹各行业主管部门按照“专业服务、精准救援”要求，通过资源整合、专项组建等方式，组建各类专业救援队伍，具备应对各类自然灾害和生产安全事故的基础救援能力，为区域安全稳定提供坚强保障。

二是基层应急管理体制和机制逐步完善。调研区域以机制创新为突破口，不断完善基层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推动应急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发展。创新实施“1+2=3”联动监管巡查机制，构建“区级执法监察大队分片包联+街道应急管理中心指导督促+社区应急站日常巡查”的三级联动体系，通过包片执法与审计式执法相结合的方式，实现重大问题联动处置、一般问题依法移送、隐

 

患排查第一时间报告，实现闭环管理的工作格局。

2.基层应急管理队伍能力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

2.1管理体制和协作机制有待完善

一是管理体制尚未完全理顺。基层应急管理涉及“条、块、线”多方面资源整合，部分街道存在分管领导不统一、责任部门分散的情况，导致部门之间权责交叉、职责边界模糊，难以形成工作合力。

二是经费保障机制缺位。调研发现，部分街道尚未设立年度应急管理专项工作经费，难以满足应急培训、装备更新、应急演练、物资储备等常态化工作需求，成为制约基层应急管理工作高质量开展的重要瓶颈。

三是预案与演练机制不完善。基层编制的应急预案存在“上下一般粗”现象，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足；部分单位未建立定期应急演练机制，演练频次不足、形式单一，实战化水平不高。

2.2队伍能力素质仍需提升

一是专业素养存在短板。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专业性强，需要工作人员具备扎实的综合应急管理知识，但现有基层应急管理人员中部分人员专业背景与工作需求不匹配，缺乏系统的应急管理、安全工程等相关专业知识培训，风险识别、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专业能力有待提升。笔者调研中发现，部分街道应急储备物资场所的工作人员对应急装备的技术参数和使用方法不熟悉，难以在应急处置中有效发挥装备作用，甚至存在安全风险。

二是队伍形象建设有待加强。随着应急管理执法规范化、标准化建设推进，对基层应急管理队伍的形象素质提出更高要求。但当前部分基层应急管理队伍在执法规范、服务态度、专业形象等方面与其他行政执法部门存在差距，队伍整体文化建设滞后，影响应急管理工作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2.3基层应急力量薄弱

一是基层应急救援站点建设薄弱。作为应急管理最基层单元的社区应急救援站，部分站点缺乏必要的场地、装备和人员保障，办公场所狭小简陋，应急救援装备配备不足、老化落后，难以满足基本应急救援需求。

二是队伍稳定性面临挑战。基层应急工作任务繁重、责任重大，部分基层应急救援队员年龄结构偏大，人员流动性强，离职现象较为普遍，影响了队伍的稳定性和工作的连续性。同时，还存在新老队员交替频繁，影响队伍整体能力提升，复合型救援人才匮乏，救援能力与所承担的任务不相适应。

 

2.4社会参与度有待进一步提升

一是社会救援组织发展不规范。尽管调研区域社会救援组织数量实现街道全覆盖，但部分组织缺乏必要的救援资质和专业设备，救援人员素质参差不齐，难以满足专业化救援需求。

二是公众参与意识和能力不足。基层民众对应急事件的救援处置参与程度不高，安全意识和应对突发事件的技能相对缺乏，存在“过度依赖政府”的现象，在风险隐患报告、自救互救等方面的参与积极性不足。

3.基层应急管理队伍能力建设的优化建议

针对调研区域基层应急管理队伍能力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本文借鉴先进地区实践经验，提出以下优化建议，全面提升基层应急管理队伍能力水平。

3.1强化机制建设构建高效协同管理体系

一是健全组织领导体制。全面提升各级各部门对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重视程度，依据《突发事件应对法》《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国务院令第577号）等法律法规，出台规范基层应急能力建设的专项政策文件。强化党建引领，进一步规范和细化街道、社区在防灾减灾救灾等方面的协助职责，明确“属地管理为主、分级负责”的责任体系。规范街道应急管理中心层级设置，设立专职主任负责应急管理工作。

二是完善经费保障机制。建立基层应急管理专项经费保障制度，将应急管理工作经费足额纳入同级财政预算，明确经费标准和使用范围，保障应急培训、装备更新、应急演练、物资储备等工作需求。积极争取上级项目和资金支持，构建规范有序的应急保障资金投入和拨付制度，提高经费使用效率。

三是优化预案与演练机制。规范基层应急预案编制、评审、修订流程，结合区域风险特点编制针对性强、可操作性强的应急预案。建立“常态化演练+专项演练+综合演练”相结合的演练机制，每年至少组织1～2次综合性应急演练，提升基层应急队伍实战能力。建立应急预案和演练效果评估制度，定期开展评估并持续改进。

3.2推进法治化建设夯实应急管理制度基础

一是完善法规制度体系。科学推动地方应急管理立法工作，制定和修订应急救援、防震减灾等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和政策文件，明确基层应急管理队伍的职责权限、工作流程、保障措施等，为基层应急管理工作提供法治保障。

二是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构建以学校为基地、社区为依托的防灾减灾科普

 

和法治宣传教育体系，深入开展“应急普法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进公共场所”活动，通过案例警示、模拟仿真、体验互动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普及防灾、避险等知识，增强群众防灾避灾意识和法治意识，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

3.3加大保障力度全面提升基层队伍力量和素质水平

一是稳定和强化现有队伍。加大培训力度，构建“集中培训+网络学习+现场实操+实战演练”的多元化培训体系，重点提升基层应急管理人员的风险识别、隐患排查、应急处置、装备操作等能力。落实保障待遇，完善岗位津贴、绩效考核奖励等激励政策，提高基层应急管理人员的待遇保障水平，增强岗位吸引力，稳定队伍结构。

二是充实应急管理队伍力量。协调相关部门，做好应急管理方面的招才引智工作，通过公开招聘、人才引进等方式，吸纳具备应急管理、安全工程、消防救援等专业背景的人才，有效盘活基层编制资源。

三是拓宽队伍建设渠道。充分动员和发挥街道、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志愿者队伍的作用，成立各类突发性应急救援队伍，有效补充专业应急救援人员力量。

四是加强物资装备保障。科学规划应急物资储备体系，优化应急物资储备布局，建立区、街道、社区三级应急物资储备网络。根据区域风险特点，合理确定应急物资储备种类和数量。

3.4创新文化引领提升队伍规范化建设水平

整合提炼基层应急管理队伍的核心价值理念，打造“应急为民”的文化品牌和“建设实战部门、锻造纪律部队、争创一流业绩”的工作目标。引入VI系统（企业视觉识别系统），通过统一队伍名称、标志、服装、标识等视觉元素，建设文化墙、导视系统等方式，展现应急队伍秉公执法、反应灵敏、行动迅速的良好形象。依托视觉传达强化应急管理理念文化渗透，推动基层应急队伍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制定基层应急管理队伍建设标准，明确人员配备、装备配置、工作场所、职责履行等方面的标准要求，推动基层应急管理队伍标准化、规范化发展，全面提升队伍整体文化形象和素质水平。

3.5整合强化社会资源引导社会力量积极有序参与

一是加强社会应急力量培育。按照“规范管理、分类指导、重点培育”的原则，加强对社会应急救援组织的指导和支持，完善社会应急力量登记注册、

 

资质认定、培训考核等制度。加大对社会应急力量的资金和装备支持力度，将社会应急救援装备纳入应急物资储备体系，为社会应急力量开展培训和救援提供必要保障。同时，建立社会应急力量与专业救援队伍联训联演机制，提升社会应急力量的专业化水平。

二是提升公众参与能力。建立健全公众参与应急管理的激励机制，鼓励群众发现报告风险隐患，并按照规定给予奖励。开展群众性应急技能培训，组织志愿者、社区居民、企业员工等参与应急知识和技能培训，提升公众的应急处置能力。

三是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建立健全应急志愿者招募、培训、管理、激励机制，组建专业化应急志愿者队伍，明确志愿者的职责和权力。加强对志愿者的专业培训，提升志愿者在应急救援、医疗救护、科普宣传等方面的技能水平。建立志愿者应急响应机制，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够快速组织志愿者参与应急处置和救援救助工作，充分发挥志愿者队伍的作用。

4.结论

1）我国基层应急管理队伍能力建设取得一定成效，但在管理体制、队伍素质、应急力量、社会参与等方面仍存在突出问题，制约应急管理现代化水平提升。

2）笔者建议从强化机制、推进法治、加大保障、创新文化、整合资源等多方面综合施策，全面提升基层应急管理队伍能力，完善公共安全体系。

 

汝州市乡村治理的实践探索与成效

汝州市农业农村局陈彦格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强乡村治理是基础。近年，汝州市围绕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开展了一系列实践探索，在党建、法治、自治、德治、数字等多方面下功夫，不断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增强群众的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汝州市温泉镇被列为全国第一批乡村治理示范乡镇，温泉镇朱寨村被评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乡村治理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坚持党建引领，多形式参与乡村治理体系

（一）强化党建引领

汝州市坚持整合市、乡两级资源力量，组织43名县处级干部落实联系分包乡镇、支部联系点制度，218名科级干部全员落实分管站所责任，全程参与乡村治理，形成市、乡、村三级联动的乡村治理工作机制。全市上下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农村工作，宣传党的创新理论。乡镇（街道）便民服务大厅面向群众规范化开展政务服务，明确了68项乡级、22项村级可办事项，形成了群众“小事不出门，大事不出乡”的服务格局。

（二）坚持重点突出

1.激活红色引擎。一方面，汝州市注重以训代建，采取“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组织100名乡镇街道党委书记、优秀村支部书记先后赴外地学习取经、开阔视野，县乡两级定期举办“支部书记大讲堂”，学习乡村治理工作思路。2024年4月，汝州市组织重点村业务骨干举办了“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培训会”；5月，与中央农广校联合开办了《耕耘者振兴计划·河南省汝州市乡村治理骨干专题培训班》。另一方面，汝州市厚植创建力量，坚持以退役军人、返乡创业人员、大中专毕业生、农技骨干、农村合作社带头人及致富能手等“六优先”原则，建立农村青年党员后备人才信息库，35岁以下农村党员占比提升至65.3%。

2.夯实产业基础。汝州市紧盯依托全市乡村振兴“十

大产业”，全覆盖实施“一村一策”产业规划，深化“双绑”机制，发挥1943个农民专业合作社、44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富作用，累计安排1.49亿资金，支持乡村产业、集体经济项目发展，形成并推广龙头带动、盘活资源、

 

盘活资产、公司经营等4种可复制、可操作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3.提升治理效能。全市深化实施“党群连心工程”，共划分12344个农村“微网格”，引导1.4万名联户党员担任网格员，分包联系18.4万户群众，深入摸清民情、随时化解矛盾，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助力汝州市创建为全省“三零”平安创建工作先进市。蟒川镇通过创新选配“两长一兵”，被评为全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三零”创建工作先进典型，并在全省乡村党组织书记乡村振兴专题培训班上做案例交流。

（三）坚持力量下沉

汝州市整合各方资源，将人才、资金、政策投向基层，全力激发乡村治理热情。

1.聚焦人才助力。汝州市坚持“县级组团、乡镇组队、服务到点”，开展“百名科技人员包百村”行动，遴选118名农技人员、10名科技特派员全覆盖分包所有行政村，指导发展特色产业，传授先进生产技术，为乡村治理提供人才支撑。同时，全市持续实施乡土人才返乡创业工程，累计引进、培育返乡创业带头人102名，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1040名，带动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2万多人，年均创造经济价值2.4亿元。

2.聚焦资源整合。汝州市梳理36个县级职能部门

63项资金、项目、政策，引导县、乡、村三级高效对接、积极落实。2022年以来，市乡村振兴部门累计安排66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乡村改善基础设施；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依托村党群服务中心，建成全省首家—汝州市“零工市场”，打造覆盖城乡的一站式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为群众解决就业岗位7000个；市邮政部门紧盯2024年“快递进村”全覆盖目标，先期完成82%的建点工作；市金融部门联合5家金融机构，推动“整村授信”业务行政村全覆盖，共授信27564户，授信金额21.81亿元，帮助260个村发展集体经济。

二、推动“四治融合”，不断完善治理的实现形式

（一）自治强基固本

汝州市组织开展村级党组织书记参与“学历提升”行动，提高自身能力素质。村级自治能力显著增强，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建设深入开展，网格化管理服务和三社联动机制不断健全。全市共创建国家级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4个，省级民主法治示范乡（镇）1个、村（社区）8个，省辖市级民主法治示范乡（镇、街道）4个、村（社区）15个，省辖市级守法普法示范乡（镇）3个。

 

同时，汝州市扎实做好“五星”支部创建工作，创成农村人居环境达标村38个，示范村25个，“四美乡村”11个。2023年，推荐上报平顶山市“和美乡村”示范村5个。

（二）法治保障助力

汝州市深化法治政府建设，抓好“八五”普法组织实施，组织开展各种法治宣传活动620余场次，举办《民法典》专题学习教育讲座50余场次；深入推进市、乡、村三级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培育农村“法律明白人”2347人，在全市行政村悬挂“村（社区）法律顾问”牌，村（社区）法律顾问列席村委主要会议，对村委重大决策、重大事项提供法律意见，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方面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以“六清六建”为抓手，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成效明显；开展群防群治常态化治安巡逻，大力开展打击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专项行动，2023年抓获电诈类犯罪嫌疑人390人，批准逮捕170人，行政处罚280人，向汝州市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342人，向群众返还资金655.2万元。实施以奖代补，落实监护责任，281名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全部得到有效管控，3年来没有发生肇事肇祸案事件；实施“六位一体”平安家园保险兜底保障，扎实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道路交通安全百日大整治、预防未成年人溺亡专项治理、校园及周边安全环境整治等行动；以争创全国“智慧矫正中心”为契机，不断提高社区矫正工作水平，近3年没有发生1例再犯罪；落实完善236个重点村（社区）“一村三员”（民辅警、法律顾问、人民调解员）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

（三）德治教化润心

汝州市持续开展星级文明村、文明户等创建活动，评选出10名汝州道德模范，2人荣获“河南省乡村好媳妇”称号，2人荣获“疫情防控河南好人”称号，1人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培育了良好社会风尚；开设文明实践轻骑兵行动、移风易俗小品进乡村行动等12个项目，累计开展文明实践活动6000多场，受教育干部群众8万多人。2023年8月，汝州市平安建设领导小组组织开展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和家风家训征集评选活动，全市21个乡镇（街道）均制定和修订了村规民约，共计评选乡级优秀村规民约（居民公约）99个，优秀家风家训276个，获评平顶山市最美村规民约（居民公约）17个，平顶山市最美家风家训28个。

（四）数治支撑增效

汝州市投资930多万元建成汝州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心，积极推进“智安小

 

区”平台建设，政法部门智能化建设应用水平不断提升；投资1.4亿元的雪亮工程及智慧交通项目已经建成投用，基本实现了“全域覆盖、全时可用、全程可控”目标；成立了社会治理指挥中心，目前场地、硬件基本达标，按照行业派驻、统一管理、定期轮岗原则，从各职能部门抽调进驻，协同响应、多头联动的社会治理指挥体系已基本成型；结合乡镇机构改革，高标准建设平安办和综合执法大队，整合社会治理、综合执法、应急管理、人民武装、网格服务、执法监督等资源力量，按照试点先行、逐步推开的原则，全面建成了“六位一体”综合治理中心，搭建指挥平台，重新绘制“网格地图”，利用平顶山社会治理信息平台和手机终端开展网格化服务管理，“四级联动”、上下贯通的治理体系初步形成。

（一）探索积分制试点，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汝州市将温泉镇朱寨村作为积分制推广运用的试点，开展积分制推广探索工作；指导试点村起草了《朱寨村村民积分制管理实施方案（试行）》和《朱寨村村民积分制管理分值指导标准（试行）》，将基层党建、村规民约、人居环境等三项工作纳入积分制管理。朱寨村成立以支部书记为组长，村优秀老党员、老干部和德高望重群众代表为成员的积分管理委员会，共同参与“积分制”管理实施，明确积分内容、界定积分主体、细化工作流程，确保积分制管理考核在公平、公正、群众认可的基础上，提升村民参与村级事务管理的积极性。

（二）优化网格化服务管理，提升治理水平

2022年，汝州市委市政府印发了《汝州市建立健全网格化管理服务体系构筑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实施方案（试行）》，在全市21个乡镇街道全面推广实施以网格化管理为主要类型的乡村治理模式，认真部署安排，加强督查考核，形成了组织建在网上、工作嵌在网上、人员融在网上的新格局。目前，共设置一级网格21个、二级网格166个、三级网格472个、四级网格4338个、五级网格19212个，行业网格18015个。总之，汝州市政府部门把党的领导落实到乡村治理领域各环节，切实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把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作为乡村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探索推广务实管用的乡村治理方式，创新工作方法，大力推进“党建+网格化+数字化”，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治理、社会调节、村民自治良性互动的治理模式。

 

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存在问题对策建议

三门峡市陕州区及农业农村局唐建保华

 

三门峡市陕州区，辖4镇8乡1街道258个行政村，总面积1763km，总人口34.1万，农业人口16.8万。近年，三门峡市陕州区加快布局以精细化工、装备制造、铝精深加工等为主导的新型工业，“果、菜、牧、菌、药”特色现代农业亮点纷呈。截至2023年末，全区258个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共清查核实集体资产21.60亿元。

一、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村级“三资”台账管理不健全

农村集体所属的“三资”特别是资产、资源种类繁杂，台账记录不详细，更新不及时。部分村对属于集体的资金、资产和资源家底不清，特别是应收款科目出现借款长达20年的现象，债务人信息不全，有些甚至记录为村委；个别资产资源管理混乱，管理台账形同虚设，一部分村对权属集体的荒山、上级减免、强农惠农资金形成的实体项目等重要信息登记不全，甚至没有登记。由于台账管理登记信息不够翔实完善，更新不及时，村集体的资产和资源产权不清晰、权属不明确，出现流失、闲置甚至被挪用侵占等问题。

（二）签订的资产发包合同要素不全

在部分农村集体签订的发包合同中，发包方和承包方名称不全，承包方代表的住所、联系方式等信息不全，发包资产（资源）标的名称、位置、面积、质量等级核心内容信息不全，发包期限和起止日期超出了规定承包的有效时间范围，没有全面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对违反合同条款时应承担的责任规定也极其模糊，不利于合同的执行和纠纷的解决。部分村在资产（资源）发包时没有严格落实“四议两公开”程序，招标竞价形同虚设，中标结果由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拍板决定，签订了超长期或明显有失公允的合同，造成集体利益受损。

（三）村级财务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

各地已实行了多年的“村财乡管”，可乡镇财管所的代理记账中心仅对行政村资金和账目进行代管，不对村级资产和资源进行监管，造成了资产和资源管理上的盲区。有的村干部为了办事方便，将收取村级资产资源发包资金用于村级事务开支，资金未能得到有效监管。长期的代管制度，导致多数村级报账

 

人员缺乏相应的财会知识，财务管理制度无法有效落实。

二、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的对策和建议

（一）摸清家底，健全台账

陕州区应继续巩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三资”管理专项整治成果和村级资产年度清查工作。查实集体的非经营性资产、经营性资产以及债权、债务的存量价值和使用情况，做到账证账实相符；对于出现的账外循环问题，要妥善处理；清查权属由村集体持有和管护的上级减免、财政及扶贫资金建成项目形成的资产。资产清查结果经公示得到全体成员的认可后编制翔实的村级资产台账。

（二）民主决策，规范合同

市陕州区应坚持将“四议两公开”贯穿全程，对超长期、明显有失公允、造成集体利益受损的合同，该变更的应签订补充合同进行变更，该废止的要通过有关程序将合同终止重新发包。村集体要及时催收拖欠村集体资产（资源）租金，并对应收款中村干部长期借用的资金进行清收，做到应收尽收。对于应收款科目的挂账资金，该报账的按相关程序进行账务处理，该追偿的坚决进行追偿。

（三）健全机制，强化监管

陕州区要加强乡镇农村经营管理体系和会计代理中心建设，配强工作人员，明确工作职责，逐步健全资产清查、登记、使用、保管、处置制度，做到事有人管、责有人负。同时，农业农村部门定期开展业务指导和培训，逐步培养出一批懂财会知识、能操作具体业务的村级报账人员。各乡镇要依托农业农村部的全国农村资产监督管理平台开展村集体资产信息化管理，将清产核资、村级财务数据纳入平台监管。

三、总结